体育风范贯穿英国人的生活

五湖散人

陈冰（伦敦）

　　当伦敦出人意料地获得2012年奥运会主办权时，英国人在欢庆。他们欢庆，不是因为将能给世界展示伦敦，而是因为能给下一代人建造更多、更好的体育设施。恐怖爆炸案发生后，他们对奥委会是否取消奥运举办权的担心，似乎超出了对恐怖活动的担心。

　　后来，国际奥委会说伦敦的安全没有问题，英国人大大松了口气。其实，他们在以行动向世界显示其处理危机的能力。爆炸后第二天，地铁运营就恢复了，伦敦似乎比过去更充满活力。作家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Vita Sackville-West）说：“英国人的最佳状态是别人把球踢给他，他既不怨恨，也无心报复，更不会发牢骚，唠叨别人占了便宜，他只会按游戏规则行事，实际上这些规则大多是他们制定的，他们自信地以为别人会尊重这些规则。”

真诚可信的人格

　　法国人在大革命中创造“公民”（citizen）一词的时候，英国人在致力于“游戏”（game）的创制。现代奥运会的很多比赛项目和规则是英国人发明的。从足球到网球，从曲棍球到游泳，从马术到赛艇，以及赛跑用的秒表，都是“英国制造”。滑雪、水球是从别国进口的，但英国人制定了比赛规则。

　　诗人艾略特在1949年列出的“英国文化特色”清单上，14项中有8项与体育相关。英国是体育大国，虽然历届奥运会金牌榜上排名在后。

　　英国人不仅喜欢体育，而且把体育思维贯穿于文化重建中，取代“绅士风度”的正是体育风范。18世纪以来，“真诚、可信、忠君、有社会责任感”的绅士传统，在工业革命的压力下和物质主义的流行中式微，继而兴起的是体育风范。体育风范中有“真诚、可信”的传统人格印记，更有“公平竞争、个人主义、面对挑战”的现代价值观。今天，英国人说“你好像是搞体育的”，这是对你极高的评价，而“书呆子”是一种变态；他们对你说“有绅士风度”，则是嘲讽你老朽，已落后于时代。

崇尚英雄主义

　　日常生活中的用语，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灵魂和社会共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6年，宋姆战役打响，英军近50万伤亡，英雄连长奈威尔（W.P.Nevill）在战地记录中写道：“7月1日，大欧洲优胜杯决赛，东萨里（英军）对阵巴伐里亚（德军），零点时分开踢。”他率领的连队是第一个冲过德军防线的，但他没看到比赛结果就牺牲了。至于二战，在伦敦遇纳粹轰炸后，英国报纸上的标题也有类似用词，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已有介绍。

　　在英国人的心目中，两次世界大战是奥运会的“军事版”――没有裁判，不讲规则，没有起码的赛德。而英军在两次战争中都能获胜，在他们看来是平时体育搞得好。身体锻炼得结实，英军所以能在欧洲战壕或北非沙漠中承受长时间的煎熬；好胜心和个人主义强，英军才能独立地在不同的境遇下自我调整，巧胜比自己强大的德军。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在其名著《大战和现代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中说，德军的失败就在于他们对集体主义和服从命令训练得太过头，“从没有玩过个人主义游戏。而培养个性独立的足球运动，最近才被引入德国”。

　　体育比赛中最精彩的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伦敦在申奥中成功，被英国人看成是“爆冷门”，所以才兴奋格外。而以少胜多，恰恰是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主义。

　　前几天，英国为200年前“特拉法特战役获胜”而庆祝，女王在朴次茅斯港口检阅来自35个国家的160多艘军舰。那次战役英军以弱势打败了强大的法国、西班牙联军，使得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梦破灭。全球喜欢的电视片《兄弟连》（Band of Brothers，译作“兄弟伙”更确切），其片名来源于英国历史。1415年9月亨利五世的5000名士兵被法国5万大军包围后，他发薪给愿意回家的军人，自己领军作战，口号是：“我们是少数，我们高兴自己是少数，我们是兄弟一伙。”英军赢了，莎士比亚的名作《亨利五世》对此大加颂扬。

体育锻造达观心态

　　英国人丰富了体育，体育原则反过来锻造着英国人的心态。比赛让参赛者明白，只有最好的才能赢，你必须有承认失败的准备。英国人对失败的达观，来自于体育的教化。英国史学家西特韦尔（Osbert Sitwell）说：“你赢了这一回合，你的对手会赢下一个回合。不要说彻底无望，也不要说战斗到底，生活其实像拳击比赛一样。”不难理解，英国人把“第一天庆祝申奥成功，第二天遭受恐怖袭击”都看得很正常，大喜和大悲都是老外的臆想。他们的注意力都已集中在下一个回合了：如何办好奥运，如何找到恐怖分子。

　　英国人喜欢把体育称作“游戏”，因为更看重健身而非竞技，看重参与而非荣誉。英国奥运会金牌得主们对申奥成功后发表看法时，居然没人说“为国争光”，大多数都庆幸“下一代人将有更多更好玩的体育设施了”。

　　对待生活和对待体育，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热爱它吧，不管输赢，不管你支持哪一个队，敏感、诚实、大度、忍耐是体育风范，也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道德教材”，哈利森勋爵（Lord Harris）在1931年这么说。

　　这也许同样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基调。

·作者是旅英资深中国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