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whisper 于 2006-7-5 19:04 发表

如果选偶像,至少应该选一个帅气一点的。
否则别人会笑话你。



tu.gif像,没问题~~~
                               ~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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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先薇之风 于 2006-7-5 19:57 发表


就怕不止一个吧.............:han.gif

江山代有人才出
长江后浪推前浪
正是橙黄橘绿时
前浪死在沙滩上
男人四十一枝花,长得不像刘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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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先薇之风 于 2006-7-5 20:07 发表



tu.gif像,没问题~~~

还好,有时候我们可以装作看不见。
男人四十一枝花,长得不像刘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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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薇,先薇,

你也看到这个了

我给你找找我看的

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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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称当前贫富差距拉大 分化源自腐败和垄断
  
2006-06-26 作者:孙荣飞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反腐网2006年06月26日【孙荣飞】“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当前贫富差距拉得更大。”《第一财经日报》今日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而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

    昨(2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在京举行。吴敬琏在论坛上指出,贫富分化背后的因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惩治腐败以实现机会平等是跟效率提高正相关的,垄断部门收入非常高也不是因为人的能力问题造成不平等。”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

    为此吴敬琏呼吁,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定要很快建立起来,“起码第一支柱是全民低保,这应该是一个约束性的政策,是国家财力完全做得到的。”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钢把收入悬殊的首要原因归为体制。他认为,首先是旧体制没有改革到位,而旧体制的特征就是一切都是公权;其次是国有垄断、政府管制的问题,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同其他竞争行业之间产生了巨大收入差距;还有就是医疗、养老、教育等改革,引起了一些收入差距拉大。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也把原因归结到体制因素。他以房价为例指出,由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一致,地方政府就有动力去推动地价上升,从而导致房价高涨。“要解决房价问题,首先应该进行物业税改革,对事权、财权的关系进行调整,其次是让地方财政可以用地方债务方式筹措资金。”

    要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现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的建议是“少说多做”。他认为:“现在就什么是基尼系数,很多人谈不清楚,但很多人却有个共识,就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如何的高、如何在拉大。对此我们经济学家应该有个反思,而不是炒作。”

    对于“多做”的内容,易纲提到了很多方面,“包括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新农村建设、捐赠等慈善事业税收免征等,我们都要非常扎实地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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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反腐研究者:吴敬琏引入反腐理论基础


  我们应该如何称呼吴敬琏经济学者还是反腐专家?(评:我觉得这个标题不咋地。--- 小胖仔。 文章内容还可以)

  6月25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这个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学者疾呼,中国贫富分化的背后,是腐败和垄断行业的非市场化。

  之前,这个76岁的老人因“吴市场”之誉蜚声中国,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另一卓越贡献——1988年,其引入的“寻租理论”成为日后分析中国转轨期腐败现象的理论基础。

  而4年前,吴敬琏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培训班上发表的《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一文,亦产生广泛影响。

  一个简单的疑问引出一个群体的尴尬:这是一群广为人知但又少为人知的人,广为人知的,是他们的学术“主业”,少为人知的,是其“反腐败研究者”的另一身份。

  “大部分相关学者都不可能专门研究反腐败,他们为人所了解的头衔也不是反腐专家。”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说。这个从事了16年反腐研究的人,第一身份是政治学者。

  从1990年代初,中国的反腐研究群体开始发育。这是一个无法被称为“学术”而给研究者带来专业声誉的领域,但对腐败问题的焦虑依然促成了这一群体的发展,并随着中国逐步加大的反腐浪潮日益扩大,隐然成型。

  “因为大家无法压抑对腐败的痛恨。”中央党校法理学教授、反腐专家林喆说。

  全国“旅行”的书稿

  1990年被认为是中国反腐败研究的初始。

  此前的1980年代中期,中国刚经历了一次腐败风潮。政策的松动使得倒卖耐用消费品和沿海走私猖獗起来。中央政府开始取消票证,完善消费品市场。

  然而,快速转型的市场还是有着太多的漏洞,随后“双轨制”的存在使得“官倒”出现,这是第二次腐败高潮,到1990年已经成风,一些人暴富,造成了各界的普遍不满。

  学界对腐败问题忧心忡忡,后来成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上海学者王沪宁在这一年出版了《腐败和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一书,其读者中有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学博士的何增科和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年轻的女学者林喆。

  这一年,何增科接受了北大导师的建议,从政治学入手研究反腐败,“先笼统做‘发展中国家的廉政建设’。”事实上,研究国外和历史上的腐败是当时的主流选择,诸如《他山之石——国外反腐肃贪要览》、《中外反腐败史鉴》等书先后出版。

  基于现实的考虑,高层加大了对腐败的重视程度。邓小平南方讲话时说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1993年1月1日,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当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在北京举行。这被视为中国全面反腐的开始,会议正式提出要紧密结合重大改革措施反腐的思路。

  但反腐败研究依然“敏感”。林喆在当年完成了名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描述权力变异和腐化的过程,然而,“没有出版社敢出版这本书”。

  书稿开始在全国“旅行”,一直到1997年。这年初,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查处。大环境最终辐射到学界,包括林喆的书稿在内有大约16部反腐书籍在当年出版,大超以往。

  林喆也在当年成为上海纪检委特邀研究员。严峻的腐败形势让纪检系统一样焦虑,“上海纪委的一个女处长找我谈话,说着说着就流泪了,她说,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有时我们会和纪委的同志通宵达旦地谈,他们的紧迫感可见一斑。”

  此后的1998年和1999年,中国掀起肃贪风暴,两年内包括胡长清在内的不下14名高官落马,胡长清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副省级高官。

  反腐败研究群体也开始扩大,经济学、社会学的专家都参与进来。“寻租理论”被广泛应用到腐败问题分析,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是“59岁现象”。

  “这时研究群体还很薄弱,单枪匹马,个人兴趣为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隐性经济学》的作者黄苇町说,当时主要是理论和概念分析,细化对策很少。

  何增科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用新制度主义研究腐败,他和其他研究者一起推动的一个认识是,“当腐败行为反复发作时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的思想觉悟的问题,而是体制本身的漏洞。”

  

[ 本帖最后由 小胖仔 于 2006-7-5 20: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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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研究群体,整体浮出水面。

  系统内外的分工

  16年来,如果细数,曾进行过反腐研究的学者层出不穷。“但大部分是‘路过’,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最终留了下来。”何增科说。

  按大类,反腐败研究群体有系统内和系统外两块。

  系统内是包括中纪委研究室和各地方纪委研究室、监察部纪检监察理论研究所。纪检监察系统主要是进行具体对策的研究,诸如各种规范官员的“几不准”。因为工作性质要求,他们很少以个人身份发声。

  系统外包括高校的廉政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几个系统,而像湖南,以王明高为代表的,包括很多一线官员的课题组可谓罕见。

  高校中以清华和北大的廉政研究中心为代表,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被认为是“和纪委检察系统走得最近的机构”。 “他们关注纪委系统的需要,和实际操作联系得很紧。”李成言说。记者曾多次和清华廉政研究中心联系,但最终被拒绝,“我们还是多埋头做事。”该中心主任程文浩说。

  中国社科学院同样低调,该院有一个“廉政研究协调领导小组”,从2005年开始组织全院的反腐败研究工作。

  “看的材料和参加的内部会议多了,就要承担更多的保密义务。”何增科说。事实上,研究反腐败的优秀学者多有相关“背景”。何增科曾两次借调到中办工作,并参与多个重大课题组。

  然而不断涌现的研究机构并不代表反腐研究群体的“庞大”。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的负责同志,曾请了北京研究腐败的代表性学者座谈,只有包括李成言、黄苇町、何增科和一位清华廉政研究中心、一位中国社科院的代表在内的5个人,“少得可怜”。

  学者的影响正在显现。2003年6月,李成言在“央视论坛”连做了四期反腐败节目,分析贪官外逃,“后来中央电视台给我打电话,说四期节目全部被官正同志的秘书调走了,还要了我的电话号码。”

  当年8月初,中央纪委等部门下发通知,县处级以上干部出境通行证、出国护照被要求交由上级统一管理。“每年中纪委也会跟我们通报当年的反腐败情况和下一年的打算,这在之前是没有的。”李成言说。

  随着联系的增多,反腐学者和纪检系统的关系被更多地讨论起来,一方认为应该多参与和影响实际政策,清华就是例子。另一方认为,应保持学者的角色,起到提醒的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如何,反腐学者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存在,我们和纪委应该是融合的关系。”林喆说。

  林喆所在的中央党校,目前受中纪委委托,正在编写一本《新时期干部反腐倡廉教材》,这本由中央党校一位副校长总负责的教材,“会成为全党的教材,每个党员人手一份。”作为统稿人的林喆说,书稿将会在今年8月份拿出。

  王明高所在的课题组成员、湖南省纪委调研法规室主任刘大放对本报记者说,中纪委最近关于理论方面的研究重点,一个是确定“腐败”的范围,“现在到处‘反腐败’,那么到底什么算腐败,范围到底多大要明确。”另外,则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反腐败理论体系,“为‘十七大’的中纪委报告做准备。”“总要有人来做这些事。”

  “尴尬”和“孤寂”

  作为一个反腐败研究学者,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林喆说是“焦虑”。她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没讲司法腐败,因为当时觉得司法是底线,后来司法腐败出现了。写第二本书的时候没写学术腐败,“现在也经常有人提起学术腐败”。

  “我在中央党校给一些厅级干部学员们讲反腐败的时候,能看出他们不喜欢,他们觉得你是跟社会上的人一样,在发牢骚。”这个讲话富有感情的中央党校女教授便努力使自己严肃下来,跟他们理性分析。“我说不要买官,为什么?因为第一你不能保证你的上司不出事;第二,你也无法保证他出事之后不把你供出来。”

  黄苇町则强调“立场”,“要从爱护干部的角度去研究和讲反腐败。”他给一些干部讲到情妇的问题时总会举一个例子:“凭什么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看上你50多岁的老头,还不是利用你?真正对你好的只有你老婆,我亲眼看到官员被查处了,老婆到处借钱卖房子还款,情妇从来没有,人家说我是拿青春交换,不欠谁的。”

  何增科说自己很“尴尬”。“到外面去开会,从官员到学者都会问你应该怎么迅速遏制腐败,但反腐败是系统工程,没有速效灵药。”每次何增科都会给听众列出很长的一系列整体政策,“但是没有人能耐心听完,他们只想你给他个立竿见影的办法,觉得我说的都太远。”

  身为组织部干部的王明高则用“孤寂”来形容。这个做了十多年副处长的正处级官员说,反腐败研究对他的仕途没什么好处,“不做这个,环境会更好一些。”因为搞反腐败,一些本来和他要好的干部朋友主动疏远了他,以免“暴露”什么;另外每个人“都会用放大镜看我”,自己不得不更小心,免得别人说闲话。

  最豁达的感受或许是同为王明高课题组成员的湖南社科联原主席罗小凡,“研究反腐败不能带来什么好处,甚至还有些‘敏感’,不讨好。但是总要有人来做这些事情。”

  这个71岁的党建专家说,“这对我们的党和这个国家都很重要。”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马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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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猛回头
警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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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小胖仔 于 2006-7-5 19:20 发表
先薇,先薇,

你也看到这个了

我给你找找我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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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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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小胖仔 于 2006-7-5 20:31 发表
怎么办
猛回头
警世钟



小胖,你在这呀,白嫩找你呢yes.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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