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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流氓更流氓，换一只眼睛看李敖 ZT
李敖大陆行，最出乎我意料的是一些学者和“独立中文作家协会”成员对他的抨击。胡-平、王-丹、刘-晓波、曹长-青、余-杰、任不-寐等人均基本否定了李敖大陆行的意义，朱学勤先生甚至公开表示对其“不屑一顾”，这样的态度让我困惑，是不是我辈的看法没有他们深刻？是不是还有鲜为人知的内幕不被我辈所了解？经过这一段时间学习，《大-纪元》、《看-中国》、《人民报-》等海外网站似乎也没暴出什么特别的猛料，大陆主要思想论坛炒来炒去的主要也就是李敖人品方面的破事和“革命不彻底”的批评。对李敖人品方面的质疑，大多没有超出傅国涌评李敖的那篇文章范围，这至于让人产生“不屑一顾”的理由吗？
人品和动机，不应该成为评价其人言论的依据，这个常识在批评者那里失踪，失踪得如此整齐，仿佛大家事先开会商量过。一向逻辑、严谨的思维突然混乱，就象电视插转台出了故障，人物图象突然变成了雪花点和杂音。我一直在想的主要问题，不是李敖之行究竟有多大意义，而是这些朋友的反应为什么出我意料？看不惯李敖麻辣甜酸的自由言论，大可一笑了之，何需如此痛心疾首，仿佛被人端了饭碗。曹长青称李敖为“小丑”、“流氓”、“恶霸”、“畜生”(曹长-青《评李敖中国行》)的说法，让人感觉歇斯底里的情绪左右了他的头脑。
李敖的书，我一向不喜欢读（《北京法源寺》除外），不是文字表达差，而是因为缺乏思想的原创，读了和没读一样。但我喜欢他痛快的风格。以说人坏话为主，以爱谁谁的方式说，并且往往对人不对事。老蒋让他坐了牢，他就一辈子和蒋家没完没了，丝毫不考虑小蒋开放党禁、报禁的“历史进步性”，牺牲了辨证地分析问题来提升自己形象的机会。老蒋死了，也要被他从地下拖出来鞭尸。其睚眦必报的程度，可以说毫无一个公众人物应该有的胸怀，和小人无异。然而，我欣赏的就是李敖身上的这种真小人作风，第一因为他是公开的，是真性情，说明了的鬼不吓人，第二因为我们是一个健忘的民族，用我们川人的话来说，就是“贱皮子”，统治者作恶之后，稍稍把鞭子放低一点，我们就会产生磕头的冲动，而李敖是记仇的。我们见多了公众人物把自己的真性情掩盖在文字后，在公开场合言说时的谦逊、严谨、平和、大气，他们的写作和思考，常常成为我的榜样，我从内心感激他们。然而一涉及到自身的切身利益时，往往宽容和平和就象指尖的流沙，悄然滑落，手心里攥着的只是狭隘、虚荣、和自私。自由主义没有领袖，不是因为不需要，不是因为学识的匮乏，而是因为没有人拥有哈维尔或者米奇尼克那样的胸怀和感召力。
既然这是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退而求次，以小人和流氓的姿态和对抗强权，未尝不是中国的政治生态所需要的一种景观。高歌猛进者，不妨唱你的大江东去；低声应和者，又何必介意声音不够雄浑；插科打诨者，不妨将冷潮热讽继续下去。我们需要英雄，但既然我们自己人中间产生不了英雄，我们有什么资格批评一个外人没有担当起英雄的使命？
批评李敖太圆滑的言论，是我见过的最可笑的言论之一。在现实条件下，话应该说到什么程度和能够说到什么程度，完全是两回事情。如果李敖用《九 -评》的方式在北大演讲，会是什么后果？当然，李敖不至于被抓，当局再愚蠢也不会蠢到这一步。除此以外呢？第一，北大演讲中途由于“信号传输”的原因中断转播，后面关于“课堂上任何观点都可以讲”等言论，自然就没戏了，清华和复旦的演讲想也不要想了。第二，凤凰卫视因此而倒大霉，擦边球游戏就此欧吾儿。换句话说，李敖一拍屁股可以走人，但给他擦屁股的人却有一大帮，而且未必能擦干净。是不是这样更过瘾？如果你的自由是建立在牺牲朋友利益的基础上，这种自由不要也罢。我的人生阅历告诉我，一个声称关心全人类自由的人，却不在乎身边周围朋友的感受，这样的人是可疑的，所以，我理解李敖对刘长乐的在乎。余杰对此进行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他说：“李敖在清华讲演的时候，他两次回头去看凤凰台的老董刘长乐的脸色，说我这样讲话安全吗？这个像是一个公司的雇员，看他的老板的脸色；也像一条宠物，来看牠主人是不是喜欢牠，牠来撒一撒娇，看主人的反应会怎么样？”（9月29号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迪采访报导），余杰的的评论表现出他在理解力方面出现了障碍。暗讽言论不自由的行为，居然被他理解成了宠物撒娇！
李敖的演讲究竟有什么价值，以至于需要牺牲部分原则来达成被传播的目的？对喜欢思考的朋友来说，李敖的演讲没任何新意。但对更多秉持中间立场的朋友来说，李敖给他们上了一堂极易消化的常识课。我们必须承认，89以来，在公开场合中，李敖的演讲是有史以来最大胆最尖锐的言论，他用北洋军阀政府的宽容来凸现当今中共的不宽容；他用老北大的独立精神来抨击新北大的“孬种”；他还打着红旗反红旗，用毛主席语录来预言中共注定灭亡。除了李敖，没有一个人能够赢得如此大的空间。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可以公开关注，甚至官方在此之前也为他造势，这就使他的言论达到了刘、余、任们无法企及的影响面，这是李敖的圆滑，也是其与众不同的地方。追求真理的彻底、全面地传播，最大的可能是导致全面地封杀，而部分原则的牺牲则保护了部分真理的传播，我以为这是李敖过人之处。在目前环境下，从宣传自由主义的有效性看，对言论真实性、深刻性的完美主义立场，是言论自由的一大敌人。
不容否认，李敖身上有“犬儒”“机会主义者”“商人的精明”等记号，甚至还有自己说过的话，马上就可以不认帐的流氓气质。比如，他一会儿说某某应该消灭，一会儿又说希望某某活一千年，活脱脱跟某某是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就象胡平说的典型的“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者。然而，李敖这样的“机会主义者”从本质上来看，容不下专制，对李敖这个“老滑头”来说，砸是目的，哄是手段；同样也被专制容不下，一定有人后悔邀请李敖，也一定有人因此而去背书。李敖北大演讲全程转播后，第二场清华的演讲就变成了片段转播，中间不断插播其他内容。这说明对李敖的北大演讲，有人 “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
当然，我们不要高估李敖之行的意义，毕竟他的隐晦表达损害了思想的锐利，毕竟谨慎是思想的敌人。“两面三刀”的言论又甚至还引起了包括余杰在内等人的误会，但如果把他的演讲理解成“小骂大帮忙”，我以为是不客观的，至少当局不会同意这个看法。李敖在讲话中，讲到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的时候也在北大发表演讲。克林顿在演讲中引用北大教授胡适的话说，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李敖说：“克林顿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引用完，下面还有一句话。胡适说，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这些话虽不新鲜，但在公开场合讲这番话，对北京大学学子和中国大陆官场的现状来说，显然是具有震撼力的。听到这番话，一定有人的肠子都悔青了，即使李敖夸十句盛世，也抵消不了这一句话所造成的威胁。
在这方面，老外看得比较清楚。《纽约时报》的报导说：中国领导人也许会觉得他们在台湾没有比李敖更好的朋友了。一个蔑视权威，敢说敢言的台湾政治家和作家主张台湾应该和共产党中国统一。不过，当中国邀请李先生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尝到了对头台湾的民主的辛辣味道。李敖星期三晚上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有线电视现场直播的演说中，嘲弄中国领导人压制言论自由，讽刺北大领导害怕在大学里进行学术辩论，教学生面对官方的压制争取自由的手段。
另一家报纸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说：一个来自台北的热情支持中国和台湾统一的重要作家和政治活动人士，在星期一结束的狂躁的演讲旅行中，把中国当局搅得不知所措。他干的事情从来没有其他人干过：批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事件是非常少见的。总之，对这次部分知识分子在李敖大陆之行问题上作出的反应，我感到意外、困惑、遗憾。
在警匪片里，我们常常见到警察由于拘泥于法律程序而不能对某些明知是罪犯的人进行制裁，这时最有效的方式不是依靠法律，而是用流氓的方式对付流氓。比如，没有搜查证就闯入嫌疑人家里；或者用金钱收买地痞以打探消息；或者派卧底与黑帮老大建立感情，然后出卖他；甚至干脆脱下警服，换上蒙面侠客的夜行服，亲自去执行上帝的裁决。法律的尊严有时也需要流氓的方式来捍卫。李敖是否在教唆走旁门左道，换一只眼睛看李敖有何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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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12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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