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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弱国心态追逐强国梦想
[杜平] (2008-06-27)遇到中国国内的朋友,免不了要对中国当下的时局胡言乱语一番。有趣的是,无论是好听的还是不好听的话,对方基本上都不以为然。就比如,当批评某些不好的现象时,对方听着听着面子就挂不住了,忍不住要责备你“脱离中国国情太久”;可是,若你对中国政府的某些做法表示赞赏时,对方也要泼一盆冷水:“你长期置身海外,感受不到我们内心的郁闷。”
还有一类朋友,其实是不相识的网友,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而且也不那么可爱了。比如,只要看到某篇文章中有几句不太顺耳的话,例如批评有些中国民众不懂得如何爱国云云,他们就立即火冒三丈,呼啦啦千言万语,宗旨就是咬定“此文作者别有用心”。
国民心态没有梳理平顺
在中国的政治语言里,“别有用心”的使用率很高,甚至高得惊人。虽然有时候是有道理的,比如西方社会确实有人总想找机会妖魔化中国,但是,在其他时候,这种严厉的指控其实是无根无据。因此,当有些人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别有用心”时,受到伤害或者感到失望的人,通常都是那些对中国抱持善意的人群。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遗憾之一就在这里。凡是能够看到和摸得着的地方,大致上都在持续地发展和进步,唯独国民心态至今没有梳理平顺。这里面既有国民本身的原因,更有政治、社会和教育体制上的原因。以政治说教代替公民教育,以思想灌输代替信息传播,这样几十年如一日,最后使国民性格中搀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虚无缥缈的政治立场成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在心理状态总是受到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人们当然就很难正确地认识中国自身的现状,也不大可能全面和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由于敌我意识超强,很多人在听到不同的意见时,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揣测和追究对方的政治动机。久而久之,常识、常理和理性思维就不再重要,一切是非对错都由政治情绪来决定。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经过了反反复复的政治动荡,不重视、不提倡理性思维的倾向日趋严重,最终便形成了集体共有的性格特征,那就是所谓的“弱国心态”。弱国心态曾经使落后的中国越发落后,使没有开启的民智越发愚钝,使自身文化中的创造欲望被掐死在萌芽之初。只是很不应该的是,在国运昌隆、经济蒸蒸日上的今天,这样的思维习惯在某些关键的时刻似乎总能振振有辞,甚至占据主导地位。
是执政者思维的延伸
以弱国心态与外部世界搞这样或那样的接轨,很多事情都会走样和变形,最终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接轨。为什么当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国民素质的差距反而越来越明显?很多人都强调说,提高国民素质需要很长的过程,说得有道理。但接下来还要问一下:提高国民素质的进程是否已经全面启动?
看看一成不变的社会管理模式和公民教育模式,特别是被各级衙门攥得紧紧的媒体舆论环境,人们就可略知一二。不只是普通民众没有自由表达的空间,为此感到彷徨和苦闷,而且知识精英和身居高位者大概更感压抑和窒息。上个月在中国遇到一位级别相当高的政界人士,没想到比愤青们还要愤青,谈及媒体开放,口中竟然冒出“天天活在恐惧之中”的“反动言论”。
弱国心态既来自于外力的压迫,也来自于内力的压制。在这两股力量的扭曲下,近代以来的无数良民都因为感到绝望,而最终走向极端和偏狭。当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兴致勃勃地前往中国,试图为清王朝的教育体制注入现代文明的活力,并通过普及科学知识使中国民众“接近上帝”。可是,他在广州登陆时,迎接他的却是一大帮不明真相的民众,嘴里喊着“番鬼,番鬼!杀头,杀头!”
民众的集体心态,正是执政者思维的延伸和反映。1863年,丁韪良费尽心思将《万国公法》译成中文,使清廷在与西方列强谈判中,终于第一次凭借国际法作为谈判的依据。可是在最初,当中文译本呈送到总理衙门时,朝廷以 “别有用心”论视之,怀疑丁韪良是要炫耀洋人“竟然也有法律”。
洋务运动的历史教训
当代中国的国民心态继续被扭曲,同样也有内外双重原因,但与过去相比,内力的作用似乎更加明显。回顾洋务运动的艰难过程和失败的结局,再看看当今中国依然挥之不去的“别有用心”论,人们也许就能体会到,虽然中国社会的形态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但执政体制中的愚民化思维并没有多大改变。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经验和教训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若要寻找更宽广的强国之路,那就应该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并且从现实和历史的比较中,有胆识、有远见地决定中国未来之路。
事实上,以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所处的现状,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尤其值得研究和思考。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现在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目标,而且更因为现代化进程再次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当年导致洋务运动前功尽弃的体制障碍,再次对当代中国持续发展的目标构成了困扰。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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