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提督的全副戎装(1900年,昆明):
Su,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Guangxi Province in military uniform
完全可以想象方苏雅是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广西提督苏元春的这身戎装的,虽然苏提督的确曾如此率军抗击过法国军队。如今这金盔铠甲上的荣耀正与苏提督一起在渐渐老去,甚至可能像挂在他身后沉重乏用的刀箭一样成为负担。历史无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身装备就将永远消失在战场和军队里,成为博物馆和戏团的收藏品——一个王朝曾经的辉煌与没落都尽在其中。

情到深时无艳句,安知淡泊几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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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妇华服(1899年,昆明):
A lady from a noble family in gorgeons clothing
这位贵妇衣袖上两道明显的折痕表明,这套华服很可能是压在箱底的陪嫁妆奁,是专为拍这张照片而特意穿上的。若在平时,这种装束也只是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昆明人叫“做大客”)时偶尔穿穿。宽大是当时女装的主要特色之一,袖宽一般在一尺三四以上,大到二尺三四。除照片中清晰可见的镶嵌服饰和头部的珠翠钿子(勒子)外,这种装扮在女子的后发髻上一般还有若干饰物:一对长约四寸、阔近半尺、重至三、四两,银底板上镀金点翠的大宝石花,一枝大挖耳及若干枝玉茉莉果针、若干枝绒花,再连上簪子、绾针等,再加上一对金耳环附一对玉连环,其重可想而知。如此繁复的装扮配在一双小脚上,当时的贵妇自然是宜静不宜动,囿于 “妇道”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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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足劳动妇女(1896年,昆明):
A bare-footed labouring woman
这位表情憨朴、体态健康的劳动妇女不仅没有缠过足,而且是赤脚站在乱石堆中,脚上有几道明显的草鞋勒痕。尽管如此,她的服装仍具有宽大繁复的时代特征(如裙外再套褂),只是为了便于劳作而大大缩短了衣袖裙裤的长度。再请注意她的耳环及其下坠心形连环,排除质地,这在大的形式上与贵妇并无差别,可见这是当时的普遍风气。只不过在贵妇那里它只是繁多喧哗的装饰之一,而在一个劳动者身上则像一个美好愿望或回忆那样有着纯朴自然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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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美妇人(1899年,昆明)
A woman of enchanting beauty
图中女子是时任云南府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海关)局长的太太,为当时昆明城内有名的美女,照片中她所拥有的一切也无不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美学:圆满姣好的面相可以“望夫”,三寸金莲意味着“妇道”,加上宽大繁复的衣裙表明她完全脱离劳动;在服饰上她钿、环、戒齐全,金玉交辉,胸前挂着怀镜(抑或是香包、怀表?),镯子更是成双成对地在手上堆积;左手执一帕大概是女红作品,右手执一扇与背后诗联则是风雅所需;磁器茶杯与水烟杆为当时通用的身份地位象征,旁边一迭经书(《素女经》之类)也是每个淑女之必备。这一切与她身后的那些盆景在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这种关于限制与矫饰的精巧美学注定将因人非草木而从后代妇女身上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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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美男子(1900年 昆明)
Oriental handsome man
图中男子系当时一不可考的文官,他方脸隆鼻、眉眼有形,印堂宽大,不论在中国人还是方苏雅眼中都是典型的中国俊男标本,所以留下这张模特式的胸像。但从今天穿越百年看回去,这名男子虽然气质儒雅,神态也很端正,究竟缺乏生气与力度,与方苏雅拍下的其它清朝政府官员并无本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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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榜题名三名士
在三位同一年金榜题名的云南名士当中,以右首袁嘉谷衣着最为朴素。据《纪我所知集》载,“袁实寒土也”。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昆明人士为培补昆明风水,使才人文士能“大魁天下”,集资在相公堤上修建聚魁楼,作为经正书院高才生的袁嘉谷因家境贫寒仅“捐金五钱”,名列刻名的倒数第一位。十年后,他终于在金榜上将自己的排名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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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国领事在中国 A French consul in China



法国国庆节的盛宴(1898年7月14日,龙州)
Grand banquet on French National Day

照片摄于方苏雅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柳州)领事期间的最后一个法国国庆宴会上。堂上挂的“德敷远人”横幅表现的本是一个东方大国的自信与气度,而在109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追求的则是“平等、自由、博爱”;但在英法联合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炮舰政策流行的当时,这些语言显得异常的苍白,就像闪光灯照射下的每个人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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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假虎威(1900年,昆明法国领事府):
Making a cat'paw of each other

方苏雅时代的中国,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经常出现官府与洋人互相借力的情况。这张方苏雅与其卫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现了这种关系。实际上,方苏雅曾从官府手中救下其前卫队长的性命,而这支官府派出的卫队也数度帮助方苏雅从民众包围中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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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乞丐与差官(1900年,昆明):
Consul, beggar and bailiff

照片摄于昆明城垣内最大寺庙圆通寺,是方苏雅与所有中国人合影中最亲密的一张——他的手揽着一个行乞的叫化子,而左边他的差官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显然照片不是出自方苏雅之手(那时还没有自拍装置),在构图、取景的各方面都与方的照片差距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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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领事与抗法名将(1896年,广西):
French consul and a famous anti-France general

再没有一张照片能这样形象、准确,而且真实地反映当时中西文明的对比了。作为一个外交部的文官,方苏雅的年轻、英武令清朝的一代名将苏元春露出了老迈,那身表明其官衔(一品)的裘皮大衣和厚底靴也更显沉重。他们交往甚密,结为兄弟,但方苏雅认为他们没有共同思想,根本一直就是个陌生人,尽管“方苏雅”这个名字就是苏元春所取:方是来自于“弗朗索瓦”,苏来自于“苏元春”,雅自然是附庸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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