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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5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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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章而言,郑家栋不仅为当代儒学大家,而且对当今学术与权力结合之弊曾有慷慨陈词,给人“正直学者”的印象。他说:“最污秽者乃是以搞政治的手法来搞学术,以‘立言’为‘立功’之曲径———略通文墨的聪明之士,写点什么或主编点什么或找人捉刀点什么,乃招摇过市,登上学术的殿堂,并稳坐‘权威’的宝座,攫得各种学术的、非学术的头衔,声名利禄反大于一般的政客。”可现实中的他,不仅有了学术地位和政治权力,“声名利禄”也都已经大于一般学者了。他本该在大讲人生观、世界观的同时,谨守中庸之道,“以去未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可他连中庸之道的“适可而止”都没有坚持住。带一个假“妻子”出境就有被发现的危险,一旦被海关查出,当然美好前程断送,还要定罪判刑;可他利欲熏心,竟然重犯6次。
可见,中国文化中要求文如其人,只是一种美好愿望。在中外历史上,哲学与人格分家,文化与人格分裂的也不乏其例,如培根、康生等。培根在《论习惯》中说,“人们的思想大半取决于他们的倾向,他们的言谈话语取决于他们的学识和所吸收的见解。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遵循平日的习惯。”生活中的培根私下收受他人贿赂,可能就是遵循平日人们所没有能发现的习惯;而康生是学问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生活中却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在当代贪官中,也有不少主席台上的反腐典型,背后却干着钱权交易的勾当。比如胡长清、成克杰等人,都曾在大会小会上的“廉政讲话”,一只手接受他人行贿,另一只手接过“廉政模范”的荣誉。教授犯罪、贪官作秀,本不值得奇怪。我们要关注的,不是文章与道德的差距,而是如何通过制度制约道德的沦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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