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野性与中国人的蔫性

日本人的野性与中国人的蔫性

绿萝

　　一九四零年，当日本已大举兴兵，占踞了中国半壁江山之时，日本的汉学泰斗宫崎市定出版了他的中国史名作东洋的朴素主义国家与文明主义社会。该书检讨了从先秦以来的中国文明，称中华文明一经成熟便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几千年的文明传统之所以能源远流长，全靠周围的"野蛮民族"及时给中华文化注入朴素主义的新鲜血液。所以中华文明的高峰，几乎全出现在外族征服之後。统一中国的秦，便曾出入戌狄之间，为中原各国所不齿。所谓大唐盛世，也是出现於外族征服北方之後。唐王室本身，在血统上大半出於夷狄。宋文明出现於唐末以来的种族大融合之後；明帝国的前面恰是蒙古人的一统天下。清代中国在满人的统治下，领土几乎扩张了一倍，文明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接下来的事，宫崎市定没有讲，但其弦外之音很清楚：中华文明靠一次次的"输血"而更生，进出二十世纪後，满人注入的"朴素主义"的血液已被文明化，中华民族又一次因过度文明而变得衰朽，不得不教求助於外族的征服，注入新鲜的"朴素主义"血液，来获得文明之再生。而这一输血的历史使命，不恰恰落在日本人头上头吗？
　　
　　宫崎氏的这本书，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关於这一点，他本人在自我辩护中也供认不讳。然而，宫崎氏中国史的学养甚深，中国近代的学者中，能与之匹敌的也甚为罕见。况且认真读该书，其学理上讲得头头是道，受启发之处甚多。近来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史研究，颇有打破中国中心观、强调"外族"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之趋势。这与宫崎氏半个多世纪前的许多见解，颇有暗合之处。所以，对宫崎氏的这本书，不是一番简单的政治批判就能解决问题的。笔者在这里，并不想重开一场史学论战。因为除了史学上的见解之外，宫崎氏提出了一个对古往今来的文明都很有意义的问题：一个文明社会，是否需要借助於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张力来维持其生命力？用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来说：水果要保鲜，就要维持其半生不熟的状态。熟透了的水果马上就会腐烂。
　　
　　其实，早在古希腊时代，这一问题就已成了文明的核心问题。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便对此有一番精采的讨论。他认为，培养一个理想的公民，音乐和体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两极：音乐使人变得文雅，但仅仅是音乐，会使人变得文雅而柔弱；体育使人变得强劲，但仅仅是体育，又会使人变得强劲而野蛮。一个理想的公民，应该是文雅而不流於柔弱，强劲而不流於野蛮。因而在公民教育中，要维持音乐与体育的平衡。换句话说，在文明中，既要有儒雅之风，又要有刚勇之气。本世纪英国思想家罗素在讨论这一问题地也批出，文明的顶峰常常出现在一个文明将熟末熟之际，过於成熟的文明几乎无异於衰败的文明。
　　
　　由这一思路往下推，我们可以说，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但能不断创造文明，而且还能不断造就野蛮，以求在文明与野蛮的张力之中，维持文明的动力。以这一标准来检讨近代以来的中国，我们的所谓"中华文明"，是否也有一些"烂熟"的败象呢？且不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古谚，据说李鸿章访英时，英皇室的成员为他表演网球，事後问他观感，李客气地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国人如今都把这一故事当成闭关锁国的笑话来谈。其实这里的问题，并不是闭关镇国的问题，而是我们中国人的文明逻辑，理解不了人家文明中的野性。当年李鸿章理解不了，如今笑话李鸿章的国人，大半也理解不了。五四以来，言必称希腊，力求彻底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激进知识分子并不少，但对於中国传统中野性的丧失这一点有清醒意识的，却十分罕见。
　　
　　纵观当今世界强大的文明，其中无不蕴含着一种维持和制造自身中的野性的力量。以美国为例，在这么一个富裕舒适的社会，人们还能吃苦吗？必要时，人们还能当一个勇敢的战士去为国捐躯吗？事实证明，每到关键时刻，美国人都勇猛善战，并不被文明所腐化。特别是其上流社会，最能说明问题。我们中国人，常常对肯尼迪家族的行为无法理解，总觉得人家的富家子弟吃饱了撑的，总干些找死的傻事。殊不知，肯尼迪家族丢不掉的那种冒险精神，正是这一文明家族的野性的一部分。当年二战，老肯尼迪的大儿子去飞行员，结果本来是培养去当总统的苗子二十几岁便战死。其实何止是肯尼迪，前总统布什，当今共和党的热门侯选人马侃，都是名门之後，可都敢於放弃最舒适上流社会生活去当飞行员，出生入死，这种精神，在中国的上流社会中是找不到的。这种区别，也并不仅仅是社会制度的不同所决定的。象肯尼迪、布什这种特权阶层，逃兵役并非不可能，躲开飞行员的危险工作，在军队中找个危险性低的事干更是易如反掌。问题是，他们愿用手中的特权，去承担贵族式的风险，保持一种勇武之气。再看一般的美国社会，拳击、橄榄球等"野蛮"运动大行其道，甚至音乐也是古典音乐与黑人街头那种歌颂暴力的音乐并行不悖，俗性、野性、蛮性。。。无奇不有。而这些，也都是文明之土壤。
　　
　　日本又是如何呢？毫无疑问，日本如今已不是"神风队"和"剖腹自杀"式的武士道的日本。战後个外多世纪以来，日本放弃了除自卫以外对他国使用武力的主权，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保护。有些日本政治家甚至公开说："让美国人去当武士，日本人则去当商人，即使商人见了武士需要屈膝，也未尝不可。"结果，野性十足的日本人似乎被柔化了。日本的年轻人给人一种文弱书生的印象。甚至在奥运会上，日本人也不如昔日那么令人生畏了。
　　
　　然而，真在日本居住一段，感觉却大不一样。一般的日本人，不象美国人那样受运动，但体育作为一种野性精神，却依然渗透於这个民族的每个毛孔之中。日本体育的一大奇观是马拉松比赛。美国有著名的波士顿马拉松，纽约马拉松，但一年各一次，而且绝无全国主要电视台现场实况转播。日本则不然，到了赛季，几乎每个周末全国七大主要电视台里都有马拉松赛的实况转播。马拉松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个人马拉松，但更多的是队与队之间的马拉松接力赛。一场标准的马拉松，冠军至少也要跑２小时１０分左右，而日本的转播，常常是转播到最後一名为止，这样，转播时间就是２个半小时以上。若遇上长距离的马拉松接力，电视可以连续转播五、六个小时。日本的电视和美国差不多，高度商业化。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电视台肯花五、六个小时转播以马拉松，说明有相当一部分观众要坐在那里五、六小时看长跑比赛。忙得几乎要过劳死的日本人，居然会花这种时间看在别人眼里最单调无比的长跑，这不能不说这些观众有些特异之处了。而日本电视台转播到最後一名选手的精神，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也只有在日本，我才领悟了马拉松最後一名的那种惨不忍睹之状。有一次比赛最後一名因严重脱水，几乎移不动双脚，人也从镜头上消失。电视镜头顺着长长的空旷街道往回追，终於找到了这位惨败者。此时他根本走不成一条直线，东倒西歪地一头撞到在身边徐行的指挥车的车轮上，几乎酿成惨祸。可是最终还是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把躯体移过终点，瘫倒在地。这种对人的长时间的磨难的运动，似乎特别容易牵动日本的心。如果日本人不把这样的运动当作自己生活的象征，从中寻求刺激，那么很难想象这样频繁的电视转播能够维持下去。
　　
　　如今中国人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也许比日本人好，但中国是有体育而无体育精神。中国的体育目标，一言以蔽之，是所谓"为国增光"，给中国人长点面子。体育并不能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因而若无国际比赛，体育就丧失了意义。即使是有国际比赛，参与者也是十几亿人中挑出那么几个，从小与社会隔离，国家投资训练，然後去"为国争光"，颇仍当年李鸿章"花钱雇人来打"的意味。而在日本，不管有无国际比赛，人们能够真正浸透於体育之中，上面讲的马拉松，虽然是国际运动，但基本上是国内比赛。而马拉松接力，更是十足的日本式，在其他国家很少见。象大相扑、剑道之类非国际性体育其流行性与竞争性完全不让於国际性体育。在中国你能找出一个有人看的纯粹的中国式体育吗？
　　
　　在日本这样一个典型的太平盛世，体育体现并且维持着民族的野性。看看日本战後的发展，不能不说日本人有一种马拉松接力式的耐力、决心、吃苦的干劲儿、克已的纪律性，以及集体主义的团队精神。中国的体育则体现着我们民族受挫败的自尊心和虚张声势的天性。记得当年中国人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刚拿金牌，国内报纸就齐呼："再也没人敢叫我们东亚病夫了！"到了汉城奥运会，中国队一获得金牌，国内的传媒还是同样的喝采声。到了巴塞罗那，一切还是如法炮制。其实前後联系起来一想，若是从洛杉矶奥运会时就没人敢叫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了，那么汉城奥运会时，我们自然没必要再欢呼"再也没人敢叫我们东亚病夫了。"这说明我们在洛衫矶时讲的"再也没有……”是假话。连续地这样为中国队虚张声势的喝彩，说明我们自己的心理毛病：我们缺乏基本的自信心，我们明明白白地感受到自己的病态和软弱。
　　
　　十六世纪时，随着基督教的扩张，许多欧洲传教士来到东亚。从他们书信上看，日本和日本给他们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中国人沉於安逸，不知习武，性情柔弱，容易征服；日本人则骁勇善战，出生入死，并且已会熟练地使用洋枪，是天生的战士。同时期一位朝鲜使节访问正在崛起的满州的日记中，也留下了同样有趣的记载。这位使节在向满族首领们谈及已方的军事实力时，有意放风说许多日本的雇佣兵正在朝鲜服役。这些人善使洋枪，百发百中，而且身材矮小，躲於草丛中，难於被人发觉。在坐的满族首领听罢，无不动容。当年满族兴起於关外，自身统一後，又征服了蒙古，随即征服了中国。然而，在这一扩张过程中，为何对与自己关系最密切、又富有丰富农业资源的近邻朝鲜没有触动？这在历史上还是个谜。不过从这则朝鲜使节的日记上看，朝鲜、日本一侧的"野性"也许让满人对东进三思而後行，而对於文弱的中华帝国，他们是不怕的。
　　
　　近代史，中国屡屡被日本欺负，这里除了国力、制度等硬性的原因外，也有中国国民性中野性不足的原因。甲午战争，双方军力本是旗鼓相当，但中国军队见了日军就望风而逃，不堪一击。三十年代在东三省，一万人上下的日本关东军竟兵不血刃地从四十万之众的东北军手上夺走了满洲。当时东北军的装备几乎是国内军队中最为精良的。而日军也只是在战争中後期，国民党的装备和精兵全拼完了之时，才创下一个战死的日本兵杀四十个中国兵的伤亡比率的记录。当时中国军队在东北明显有优势，但就是不敢动。後来将介石在上海兴兵，希望以德式准备、德式训练的王牌军的绝对优势，将准备不足的在沪日军杀个措手不及。不料日军漂亮的杭州湾登陆，导致中国军队的全线溃败，而溃败途中，中国军队竟因找不到钥匙而进不了碉堡，未经抵抗便经营多年的防御工事遗弃给了日军。蒋介石经营数年的德式中央军，装备上基本与日军相当，但倾刻间便化为乌有。也怪不得日本人从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我们装备相当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不是人家的对手，缺的还是那么一口气。
　　
　　笔者不想学毛泽东，动不动强调精神的力量。然而我们的文明传统中野性的缺失，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大多注重孩子的教育，但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头脑中，体育几乎是教育的反面，就象体力是智力的反面、“野”是“文”的反面一样。所以才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说。当年费孝通注意到美国人教育孩子时的"野性"成分，深有感触，特地写了一篇题为“孩子，蛮一点儿！”的文章，然而这一问题，迄今难以引起国人的重视。日本如今是个高度发达、舒适的太平盛世，然而日本社会仍保有一种野性精神，使其国民有一种能面临艰难困苦之勇气和决心。中国人的日子虽然穷困艰辛，社会中的野性却早已无影无踪。如果国人对此不加反省，等那些“中国的小皇帝”们长大并传宗接代，中华文明，将会面临一种什么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