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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晓鸽与IDGVC的中国样本

熊晓鸽担任创始副董事长及合伙人的IDGVC(IDG创业投资基金)，是第一家美国来中国大陆做技术信息服务的风险投资公司。与近两年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新基金不同，“IDG作为全美最大的100家私营企业之一，它的多数投资都是围绕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核心展开的，公司的经营发展是稳健而长期的。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也不用做取悦于股民的事情”。

让熊晓鸽自豪的是，IDGVC在中国的第一个基金年均回报36%以上，第二个基金甚至超过50%。在这个合伙人职业经验超过100年的团队中，已有数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超过100多倍……

记者◎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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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

“当初投资‘如家’180万美元，如家上市时我们部分退出，上市前稀释股份获得1500万美元左右。当初投资搜房网100万美元，占超过20%的股份，后来澳洲电讯收购搜房网51%股份，其中我们卖出去10%股份，拿到现金大约4500万美元。此外我们投资的“远光软件”和“中通服”，都通过在深圳和香港上市实现退出。”

作为中国第一家外资风险投资公司，从1993年起，IDG就开始在中国进行风险投资业务，迄今已有十几家公司在美国及香港地区上市。熊晓鸽说，VC永远是在寻找有更好投资回报的行业。一直以来，IDG较为关注互联网、通讯、软件、新媒体等行业。 “风险投资是个笼统的提法，其实它与策略投资有不同之处。简单说，风险投资更看中短期行为:投资包装一个公司再卖掉，获取相应的收益。但我更愿意认同策略投资的运作方式，即在投资主营业务的范围内，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对象加以投资。”

1964年，美国人麦戈文以5000美元起家创办IDG时不会预料到，有一天他的公司会因风险投资业务著称中国。到2004年时，麦的个人身家已经超过20亿美元。IDG在美国主营媒体出版以及IT信息服务，1980年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传媒集团《计算机世界》问世，一直对中国非常有兴趣的麦先生用真诚打动了中国人，成为唯一的外资合作伙伴。1993年IDG的风险投资业务进入中国，则充满着各种看似偶然的契机。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你的箱子里装着你的见识和经历，扛着满满一箱智慧，最终回到起点。”熊晓鸽说，当他在美国的一个高级会议上偶遇麦戈文时，只是美国《电子导报》的编辑。这时候他的“人生行李箱”装着各式看似平淡而丰富的经历:1981年从湖南大学毕业后，曾在机电部任翻译和英语教师，后来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1986年熊晓鸽到美国波士顿大学，拿到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弗费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国际经济与商理博士学位。

在美国做新闻的时候，熊晓鸽专门负责跑硅谷，“我在硅谷看到很多新兴产业依靠风险基金，迅速崛起，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相当大。也看到许许多多的创业者，这种公司都是中国人在做真正的技术，他们融不到钱，因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有技术还不行，更多希望得到他的资金，那时候我觉得风险基金很了不起，可是对于中国，没有风险基金这种机制”。熊晓鸽此时一直跃跃欲试，在美国如此成功的风险投资模式，为何中国没有成型呢？

在与麦戈文的几次接触中，熊晓鸽的激情和想法让老麦很有兴趣。“麦先生给我做了个小考试，他拿出一本台湾地区的《微电脑世界》，让我回家写一份分析报告。我写了4页的报告，他非常满意，特意问我要怎样的工资待遇。我当时跟他提了两点:第一，我也不知道应该拿多少工资，我在《电子导报》做编辑的年薪是4.5万美元，那么就给我这么多吧，半年后看我的成绩再说。第二，我必须直接向你汇报工作，我不希望卷入办公室政治之类的事情，而且你对中国最了解。麦先生对我的想法比较吃惊，他说他的职业生涯中面试过几百人，我是唯一一个不谈薪水、只谈机会的人。 ‘你既然敢赌一把，我也赌一把。’现在看，麦先生肯定赌对了，我是那种越是危急关头越冷静的人。”

1993年，熊晓鸽代表IDG投资2000万美元与上海科委合作，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技术风险公司，熊晓鸽亲自任总经理。同年与广东银行合作，成立另一家技术合资公司。1998年10月27日IDG与科技部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计划在7年间向中国提供建立一笔风险投资基金以扶持中小科技企业。熊晓鸽说:“这与其说是lDG在海外做的最大一笔投资，不如说是麦戈文商业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赌注。”

初次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早期只能摸索前行，“在有些国内的创业者看来，我们好像是说话天花乱坠的骗子。我们愿意投入资金，只做小股东，也不那么看重赢利，还会适时退出，他们都不相信，天下还有这种掉馅饼的好事？”

对投资商来说，外资风险投资公司的法规是空白的，与政府合作信心更强一些。IDG分别与广州、江苏等政府合作，但是这种模式在具体实施时遇到一些问题，“现在来回顾，很多东西值得探讨”。熊晓鸽说，与某区域的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后，投资受地域的局限，而风险投资看重的是潜力行业中的好项目，并不希望资金局限在某地区。而且按照当时政府规定，外资占25%以上的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IDGVC与政府合作后，基金只有占到50%以上，才能在整个比例中超过25%，但是很多企业不愿意，很难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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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在任何场合谈到风险投资，熊晓鸽都把它归结为三件事:做投资，第一是评估市场，这个市场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想办法往这方面做。第二，选择产品，哪一种产品是比较合适的，什么时间的选择，这是很难判断的。还有一点是投资团队。

如何选择理想的创业团队，这是风险投资最有趣也是最重要的话题。“IDG做风险投资公司，做了十来年，取得了不少成功，但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过多看重了产品，市场看得不错，可是把产品看得太重要了，技术看得太重要了，这样往往不太成功。我们投的最成功的公司，最重要的一点是投资团队，如果团队很厉害，最后一定能成功。”在IDG公司十来个成功上市的企业中，有两个共同特点，一个是商业模式各不一样，另一个是核心团队没有变动。

在评估项目时候投资人要做很多工作。比如找一些市场研究报道，找一些专家，获得这个项目市场方面的信息。还可以用一些信得过的公司数据，IDG的优势是自己有一个市场研究公司，一些关于IT方面的数据研究非常权威。

对选择创业团队的描述，听起来不像是做生意，更好似“女孩子找对象一样，向男方周围的人去尽可能多地打听情况”。比如对方是哪个学校毕业、管理过怎样的团队，有哪些创业经历，“如果这个人只开过五六人的小饭馆，你就很难信任他一下子能管理好几百家连锁酒店”。个人的号召力也很重要，能不能召集有能耐的人，并且把他们留住。经验在这时候非常重要，就好像年轻人找到对象要带回家给父母看一样，因为父母看人准。好的投资人看人必须准。

而对创业团队核心人物的考察，更为挑剔。“主要管理者的身体状况非常重要，因为按照现在的商场游戏规则，公司主要管理者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处理公司业务。每个人的时间一天也就24小时，这就要求他比别人少睡觉，多工作，管理者有好身体成为必要的前提。”管理者的家庭生活是否幸福也成为观察的内容，“如果一个人天天和老婆吵架，或是忙着搞婚外情，我们怎么信任他能带领好一个创业团队？我们有过一个公司非常好，管理者非常好，但是创业者特别喜欢开车，而且开得特快。我们老说你车别开太快，他说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儿子，一个是他的车，老婆都放在之外。后来他车祸死了，这就是风险，你防不胜防”。

“了解创业团队中的这些人是不是素质好，也非常重要。有的人说我没问题，我老弟管这个，老婆管那个，这样的话我不一定会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能力不行，第一他不能信任别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搞到公司里来，你不可能把一些能人招过来。”

有一种说法是，IDGVC在中国的十来年，已经为中国打造125个千万级、亿级新富。“其实这样说不太准确”，熊晓鸽说，风险投资的目的是创造成功的公司，而不是去培养富豪。“只能说我们风险投资要创造非常棒的新兴企业，这些企业的CEO、从业人员在公司成功后，成为风险投资催生的成功副产品。在不同的时代，风险投资创造了不同的成功典范。”1993年IDGVC第一个基金，主要投在了互联网和软件，比如腾讯、搜狐、搜房、金碟软件等。1999年IDGVC第二个基金，既有传统行业，比如“如家”、“一茶一座”，也有新兴行业，如“好耶”、“网龙”等。互联网方面，早年投资门户网站，后来投资搜索引擎，现在是投非常细化的社区网站、门户网站等。

早期熊晓鸽刚刚回国时，多数国内企业不相信风险投资。第二轮基金就好多了，“张朝阳这样的公司早就起来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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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拿到风险资金的企业，仅仅是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压力如影随形。VC和创业者的关系被比喻成“教练”和“运动员”的关系。好的VC就像好教练员，既要给创业者以经验和指导，也要给他们自己发挥的空间。对于创业中的公司来说，老板的个人痕迹非常重。“他喜欢用什么样的人，是偏向激进还是稳健，怎样控制公司发展的节奏，每个老板的想法都不尽相同。”

熊晓鸽认为，风险投资商实际上没有任何办法完全规避掉风险。“第一，我们不去管理公司，我们只是个小股东，一般不超过30%的持股。其次，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成天去管，只有当创业公司遇到困难时，我能尽快到它那个地方去。在美国，投资人的一般规律是所投项目半径不要超过200英里左右的范围。换句话说，200英里4个小时也能赶到，能够及早地见面沟通。”

IDG是进入中国最早、也是投得最多的风险投资商。一般讲，在国外风险投资商投10个，成功2个就不错了。IDG在中国大概投10个有5个是成功的，“非常高了，大概只有12%左右的案子可能是失败的”。

投资人在投资过程中，也有预警机制。“因为我们每个季度，每个月的报表都要去看。如果说一个公司，这个CEO老是说今年完不成任务，第二年又完不成任务，第三年还完不成任务，这个人也就不太行了。”

在熊晓鸽看来，风险投资商避免风险，最重要的还是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看人识行业”。风险投资家要不停地学习，要看成功的例子，分析它是为什么成功的，同时也分析很多不成功的例子，知道它是怎么失败的。哪一种技术一定行，或者哪一种技术一定不行的说法一定是错误的。

耐性成为风险投资家的另一种品质，“投资者对创业公司一要有耐心，二要有信心，不能轻易放弃”。譬如“搜房网”，1996年IDGVC投资100万美元，其最初模式与现在有很大不同，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有一些投资商中途退出。而2006年 IDG卖出其10%股份，拿到现金大约4500万美元。一个项目竟然坚持了10年，“笑到最后”。

熊晓鸽预测，除了传统热点行业TMT外，半导体设计、消费电子、新能源、环保产业以及以内容为主的新媒体都将会是投资热点。IDG一般会选择与内容、服务相关的行业进行投资。一般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回报较高，IDG现正考虑投资一些上游核心技术层面的公司，比如消费电子行业的IC设计等。而在互联网Web2.0下，新媒体传输手段发生改变，“内容”的生产越来越重要，目前虽未形成良好的商业模式，在将来会是一个大的趋势。此外，中国出现了很多发展点，除了京、沪、广、深，IDG还将有意识地开拓新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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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这两年风险投资领域涌入大量的国外资金，新的基金层出不穷。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钱多了，项目多了，竞争也日益激烈。目前，VC的退出不再仅限于股权转让和海外上市，国家进行股改后，为资本在国内建立了更好的退出机制。

“IDG在行业中是领头公司，很多基金盯着我们，我们投的项目，容易引起效仿。”对于资本来说，如今好的成熟的项目并不足够多，基金之间的激烈竞争就会抬高投资价格，“任何一个行业进入到价格竞争阶段，就会引起行业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现在竞争的结果是，投资的决策时间比原来短，市场调研、创业团队和产品的调研时间都比以前少了。这两年新的基金，投资团队非常新，决策非常快，对产品的市场调研、团队调研等并不精细，投资者对项目未必都能兼顾。另外在价格竞争的压力下，投资价格过高，对最后的回报率会有影响;投资后提供的服务未必周全。

熊晓鸽说，中国有句俗话叫“创业者的天堂，投资者的炼狱”。好像对于创业者来说，中国的国内市场足够大，99%的海外上市公司的产品内销，工厂和研发也在国内，生产成本非常低。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钱多了，好的创业团队数量并不足够多。等到现在投资基金非常多了，投资者的竞争非常激烈，只能拼命练内功，看谁对行业分析得好，看谁投得准。

IDGVC在中国1999年的第二个基金，投资回报率超过50%，“可以说这是风险投资在全世界同期中回报率最好的基金。对于风险投资来说，其他都是虚的，最终的投资回报率最能说明问题”。

投资了十几个中国公司后，熊晓鸽发现近些年中国创业的本土化公司，逐步摆脱了欧美模式。早年成功的企业，“搜狐”仿造美国“Yahoo”的模式，“当当”就是另一个“亚马逊”，陈天桥的《传奇》版权在韩国。但是这些年中国企业有了更多的原创模式，比如“一茶一座”、去年上市的《征途》，原创的《征途》不用付版权费，运作起来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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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

按照熊晓鸽的分析，评价一个投资团队，一要看基金的合伙人，二要看投资经理队伍，第三是投了多少个项目。IDGVC虽然前后投了150多个项目，但是其中50多个已经退出，资金比较充足。“我们7个合伙人非常职业化，大家的职业年龄叠加起来，超过100年，这在中国的风险投资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我们的团队一起合作多年，性格的磨合，知识背景的配合都相当默契。我们也是办事处最多的投资机构，即使在美国，很少有一个基金在不同城市设置办事处，因为不同投资人的想法各异，很难完全沟通。但是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有办事处，投资经理们都有着丰富的本土工作经验，很容易管理。”

从小就喜欢看《水浒》的熊晓鸽，这些年从里边也悟出了不少管理诀窍。“团队的CEO就应该像宋江一样，宋江能聚拢108好汉，给他们排定座次，而宋江领导的团队极像今天成功的创业团队。首先，梁山聚义有明确的宗旨——替天行道，这就好比企业要有激动人心的企业文化，目标明确。宋江虽然没有明确特长，但是能够容忍不同个性的人，将他们调动起来，军师有吴用，打架有李逵……其次，创业强调时机的选择，108好汉的做派是‘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等风过去了，放了火也很难烧起来;月亮出来了，烧了人就跑不掉。做企业也一样，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错过时机就不利。第三，梁山好汉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以犒劳弟兄，做企业也一样，要给人以回报、给人以机会。最后，宋江被朝廷招安了，做公司则是被市场招安，争取上市或是兼并。”

一些做研究出身的人，在投资者看来不容易做成企业，他们太痴迷于在技术上挑战其他人。但是做公司最重要的不是研发能力，很多同类型的产品差异并不大，更重要的是销售能力。

“对于投得不太成功的项目，只能说非常遗憾，创业者赌了他们的青春，我们赌了我们的钱。”至于失败的原因，有可能是人看错了，有可能是产品判断错了，有可能是时机不对。早期IDGVC曾投资了一个做环保餐盒的项目，当时火车上扔下的餐车饭盒，造成的白色污染非常严重。这个项目生产的环保饭盒是可降解树脂，一年就可以化解掉，环保局也非常支持这个项目。但是环保饭盒每个要贵出一两分，很难卖出去。当时又没有条例约束饭盒的使用，早期还投过一个手机项目，结果因为国家对芯片价格的调整，手机生产一个赔一个，这些因素是事先无法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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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做投资人，熊晓鸽认为，投资人在金融等方面的技术性并不是那么强，学习能力很重要。好的投资人并不是专家，而是杂家，能在复杂的事务中看到简单的本质。回忆起儿时经历，很难说哪些事情给了他做投资人的天分，但是“我非常感激父母给予的清贫却充实的童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他，“文革”中父亲被人整，“他怕我出去被人欺负，所以介绍了几个长辈给我。一位是图书馆的管理员，那时候基本不让读书了，他就偷偷把馆里的书借给我读。父亲还让我跟一位电工叔叔学习，我很早就学会组装收音机，后来在机电部工作、到美国的《电子导报》做编辑，也与这段启蒙相关。父亲同时让我跟人学武术，所以我身体非常棒，现在也一直有运动的习惯”。

熊晓鸽在中央台“赢在中国”栏目做评委时，问一位创业者: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结果他的回答是，“我最不满意的是父母，在我最需要钱创业的时候，他们不给我。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将来是要做一位爷们儿的”。他说:“这太可怕了！这样的创业者谁敢投资？”

说起自己的人生经历，熊晓鸽脑子里会跳出1984年:“我考上社科院的研究生，去北戴河旅游。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很兴奋地跳下去游泳，结果第一口就呛水了。我当时就在想，我这个平时可以在江里翻腾的人，怎么进了大海就不行？人生也是一样，前方总有未曾征服的‘大海’。我个人的成长痕迹，从湘潭到长沙、考研到北京，然后去美国读书，走上了世界舞台，长了见识之后再回去熟悉的地方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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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和PE:无风险富矿的“风险”

渴望搭乘升值快车的投资者正源源不断加入，客观上造成了PE和VC的膨胀。

主笔◎邢海洋

2007年底，一系列国内创业企业的上市犹如重磅炸弹，频繁“轰炸”着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和美国的证券市场，结果却完全不同。

11月6日，阿里巴巴正式登陆香港地区联交所，当天疯涨近两倍，一跃成为我国互联网界首个市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公司。同时，200亿美元的市值也使阿里巴巴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给它的投资人一个满意的交代，从 1999年获得高盛等500万美元的天使基金开始，阿里巴巴共完成5轮融资，其中前4次获得的资金仅1.1亿美元，第五轮则是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全部资产，同时得到雅虎10亿美元投资。最终这些投资几倍乃至上百倍地放大。

2007年12月26日深圳中小板上市的风电设备制造商金风科技更富有“爆炸力”，一个7年前以300万元资本注册的小企业，今天也不过在中小板上市，却一天内创造出28位亿万富翁，更有风险投资中国—比利时基金两年投资放大25倍，账面盈利高达50亿元。这样的风险投资神话似乎只在上世纪末的互联网泡沫中才出现过。拥有“风险投资教父”称号、成功投资雅虎和谷歌的迈克尔·莫瑞茨在对谷歌的投资中，把1250万美元的投资变成了51亿美元的收益，价值增长了408倍。金风科技中，也有投资人凭着一笔精明的股权交易，两年中投资便狂翻326倍。而风险投资教父是把谷歌“手把手”地做起来的，不仅投资，还四处帮助经营者寻找客户，制定发展战略。

同期，2007年第四季度，中国内地企业登陆纳斯达克也达到高潮，共有10家企业上市。不过结果却大相径庭，10家中，2家一上市便跌破发行价，其余8家上市后也鲜有好的表现。最引人注目的“巨人网络”，发行价市盈率超过30倍，超过同类网游公司1倍多，现在也跌到了发行价下。更有多家公司上市前调低了发行价，“流血”上市。曾经的“百度”和“分众传媒”的上市奇迹再也未能重现，指望通过IPO (首次公开募股)退出的风险投资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当然，麻烦不是来自中国概念股，而是来自美国的资本市场，次级债和经济衰退的双重打击下，华尔街危如累卵，已经没精力唱高中国概念。

美国股市的逆转发生在春天，到了夏天市场颓势已经完全明朗，正是这时候，来自我国的公司开始了紧锣密鼓的上市聆讯和路演。不惜逆流上市，不怕贱卖的背后，一定有不为人知的原因。这种原因，恐怕就是企业背后风险投资对未来市场的预期。如果股市发生了逆转，最好及时退出，宁可少赚，也先把风险转嫁给市场上的投资者。于是就有了第三季度还只是1家公司上市，四季度就放大到10家的现象。并且，IDG国际数据集团那样的老牌投资商一个多月便成功从4家公司退出。

两边市场如此强烈的对比，你就不难感叹还是我们这里遍地是金，钱太好赚了。或许，正是因为钱太好赚，先知先觉的投资人才感到了危机，先行离场。马云在解释阿里巴巴为什么要上市时候语出惊人，“我为什么上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在准备‘过冬 ’”。在他看来，当互联网2.0、3.0等说不清楚的概念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便隐约觉得有问题，因此要融资以备低潮时期企业正常发展。在他看来，繁荣时期或“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准备“冬天”的来临。

担心“冬天”到来的，还有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同一个会议上，柳传志说，未来的十几年甚至20年内，如果政府大的决策方向不变，国际上没有特别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变化，中国好的经济形势是势不可挡的。但“当前的形势还是很敏感”。他所指的敏感因素包括人民币汇率、股市市值以及通货膨胀等。而一旦某一因素触发，可能就会引起大的连锁反应。正因为如此，他要求联想体系下面的投资公司尽快把所投资的企业理了一遍，看哪些是属于价值创造型的，“该培育的培育，该退出的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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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风险投资对于实体经济的意义和资本市场的繁荣或低落本没有直接关系。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是成立于美国波士顿的公司，其宗旨是通过有组织的投资活动，支持周边众多的科学家，把他们在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消费者所能接受的市场产品。上市只不过给风险投资提供了退出机制，使资金得以快速周转。但资本市场的荣枯还是调控着投资者的行为。互联网泡沫膨胀的2000年，世界风险资本投资总额创历史最高纪录，达2060亿美元，但到2002年时，世界风险资本投资总额减少了一半，只1020亿美元。

2000年之前的美国硅谷，所有人都在谈论着创业、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和商业概念，而今天，类似情景正在“西风东渐”，谈话场所换到了地球的另一面。人们谈论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内容除了互联网和半导体，投资人还谈论餐饮业、连锁超市甚至连锁洗脚城的可能性。最近的风险投资事件就包括2007年10月IDGVC以3000万元投资按摩保健企业家富富侨，获得投资后，这家企业准备于2009年在国内创业板上市。

2006年后，越来越多的海外风险投资从高科技中撤出，在VC(创业投资)不密集的传统行业中寻找发展空间，中式快餐和茶馆的连锁越来越吸引海外投资者。用不了多少年，相信国内的每一个小城市都将复制美国小镇的商业格局，同一家连锁药店，同一家连锁超市，同一家电影院线。一个国家富裕过程中的巨大可能性吸引着风险投资来复制他们在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得益于风险投资的支持，麦当劳式的膨胀几乎是注定的。相对于高科技，风险投资者将以更小的风险获利。

心理上，投资人需要一代人的更替才能完全忘却上一个泡沫的惨痛教训，可在国内，即使是来自海外的投资者也无需等上30年才敢于轻视风险。因为这里的风险投资与股权投资的界限模糊，而股权投资无需冒风险投资的“风险”，却可以获得海外根本不可企及的厚利。海外，企业上市只需符合证交所的明文规定，IPO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市场，投资者一级市场购买了股票，二级市场是否能盈利是一个充满风险博弈的过程。而A股市场，拥有了原始股便获得了稳赚不赔的资本。若能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再扶持其上市，股权投资者和企业等于分工合作，共同谋得了政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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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无需等到PE(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代表凯雷两年前50多亿元投资太平洋保险，上市后净赚600亿元，也无需等到VC(风险投资)的代表中国—比利时基金两年净赚25倍，一个全民的创投热潮早就来临。2006年，因股改停顿发行两年之久的A 股市场率先从中小企业板开始发新股，至2006年底，5家风险投资企业在深圳中小企业板实现IPO，其中包括有多家创业投资公司投资的大族激光，其创业投资股东在限售期满后还出售股份。2007年1月16日，大族激光公告显示，公司股东深圳市东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公司股票，实现真正的退出变现，全身而退。5家中，由IDGVC投资的广东远光软件公司更成为外资从A股市场退出的第一单。

股改前，凡是非IPO发售的股票都不能在沪、深市场交易，风险投资不可能在A股退出。全流通扫平了障碍，更吸引了投资者在这一全球屈指可数的高估值市场退出的欲望。而退出的前提，首先是进入。据统计，2007年前三季度，全球新成立了47只可投资于中国地区的私募股权基金，总金额高达230亿美元。在国内，仅2007年第三季度，新成立的本土创业投资基金就有8只，共募集资金3.3亿美元，新增资本量比上季度增加了2倍多。中国市场上的各类风险投资基金已达300多家，其中比较活跃的有60多家。而未经注册的，以合伙人或公司形式出现的风险投资公司更是不计其数。何况，人民币的升值和人民币资产的升值如影随形，海外渴望搭乘升值快车的投资者正源源不断加入进来，客观上造成了PE和VC的膨胀。而当A股市场膨胀到32万亿元、市场走势却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无限的金钱开始追逐有限的获利机会，股权投资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从2006年中新股发行启动，短短一年时间，股市的上涨加上新股的赚钱效应，IPO市场吸引的资金爆炸式膨胀。但因政策的突然变动而带来的超额红利，也因市场的天平倾斜向企业方而迅速递减。两年前，还是企业抱着项目寻找资金，现在，则是过多的金钱抬高了企业的价码，除了政策控制下的一、二级市场间的利差，辅助上市恐怕再也没有一年前入股动辄20倍的盈利。而相对匮乏的风险投资人才变得炙手可热，很多基金是在对行业规范不甚了了下匆忙入场。而长期看，风险投资的规律是“赚二赔八”，要用两个的盈利抵消余下的亏损。对老牌的风险投资，7年前的教训使他们深知竞争门槛的抬高给行业带来的危机。可刚刚赚了大钱，习惯了“快钱”的内地投资者，还津津乐道于创业投资机构在2006年通过中小板退出获得了 25.8倍的平均回报。

2007年12月1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第六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上强调，资本市场可以且应当成为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平台，当前推动以创业板为重点的多层次市场建设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创业乃至股权投资，扶植了企业的科技转化，自发寻找未来经济的生长点，帮助企业做大做强。甚或在传统产业，提高企业的核心技术能力，创造高附加值，进而帮助国家产业转型，并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创业投资市场发展得还是太晚了，尤其是内资，只是一年间，随着股改的成功才发展起来。唯愿雨后春笋般的风险投资持续成长下去，成长出本土的莫瑞茨，几十年后，脱颖而出国内的高盛和凯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