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长征路上的女将！

她们用长征改变中国：特殊连队

在长征的队伍里，有一只连队被称为“特殊连队”，有 30名女红军被编入这支队伍，队长董必武，副队长徐特立。简而言之，这就是一支由老弱病残组成的连队，又名干部修养连。
　　随红军从瑞金出发的队伍里一共有32名妇女。出发前，考虑到行军的强度，女干部都被留在了中央苏区，跟着走的主要是红军将领的妻子，比如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等。在整个长征中，她们同样负重前行，除了4人外，都坚持到底。
　　女红军并没有获得特殊的待遇，她们身负10公斤重的行装，包括武器、干粮等。此外，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还背着红军剧社的剧本，在长征途中，她肩负着宣传鼓动的任务，每天往返于部队之间，走的路程是别人的双倍。她一直带着她的剧本行军，直到在湘江边接到轻装的命令。女红军们都配有马匹，但这些马匹常常被让给伤员，她们需要徒步行军。吴仲廉是队伍中唯一缠足的妇女，但她居然没有觉得长征不能忍受，她爬山的速度往往比别人快。长征中，妇女的任务一点不比战士轻，她们往往除照顾伤员外还负担教育宣传的工作，在长征结束后，她们大部分都不认为受到了特殊照顾。
1）一代射手——康克清（我军总司令的妻子）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23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康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枝手枪和一枝毛瑟枪。本人认为康克清以23岁的年龄就可以熟练操作多型轻武器，并且以一个女性的身份，确实难得！！Das ist erstaunlich！有时她肩扛三四枝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从而做出了表率。康克清是渔民的女儿，身体健壮。1929年1月，就在朱、毛撤离井冈山之前，她在井冈山与朱德结了婚，当时她才17岁。朱德这时已43岁。朱的原妻伍若兰是一位革命妇女，已于1928年遭国民党杀害。康克清从15岁起就一直在井冈山战斗。像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长征结束后，她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巾帼斗士康克清

红军装备的进口枪械——毛瑟98K

2）“夫妻将星”——甘泗淇上将和李贞少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在首次授衔的将帅中，有一对夫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是甘泗淇上将和李贞少将。“夫妻将星”令人称道，而他们在长征路上生死与共、相濡以沫的传奇故事，更令人感动。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共1.8万余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他们在甘孜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此时，甘泗淇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并已怀有数月的身孕。
　　长征途中，两个人常常把自己的骡马让给小战士骑。遇到有的小战士患病，他们总是不惜把自己也少得可怜的粮食拿出来救急，而他们则靠吃野菜和草根充饥。两个人的宿营帐篷也几乎成了刘月生、罗洪标、颜金生等小红军的专用帐篷。等他们睡着了，李贞就给他们缝补破旧的衣服。每当看到灯光里穿针引线的妻子，甘泗淇都会油然升起一股敬意，同时也不免有些担心尚在她腹中的孩子。他多么希望妻子能多补充些营养，多休息一会儿。
　　7月中旬，部队进入茫茫草地，不幸的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由于草地气候恶劣，没有净水，也没有给养，他们又终日在遍布陷阱的泥潭沼泽跋涉，过度劳累，加之营养不良，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了。没有充饥之粮，李贞又缺少奶水，孩子饿得哇哇直哭。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作尿布，送来了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作营养品，但这毕竟非常有限，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没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
　　孩子夭折，产后虚脱，疾患侵袭，重重打击，使李贞倒下了，她常常昏迷不醒。甘泗淇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不能喝冷水，他就把水壶揣在怀里焐热；她不能骑骡马，他就背着她走。同志们做了副担架，才使甘泗淇从背上放下李贞来。但甘泗淇坚持自己抬担架的一头，以尽可能减少其他同志的负担。
　　看着丈夫抬着担架小心翼翼、步履维艰的样子，李贞的视线模糊了。她对甘泗淇说：“泗淇，你那么喜欢孩子，可……泗淇，我对不起你……”
　　甘泗淇知道现在是李贞最为脆弱的时候，她只有多保存一点体力，才会多一分安全走出草地的可能。他连忙制止住妻子：“小贞，你不要难过。我们还年轻，以后会有孩子的。”
　　解放以后，有些老同志每每忆及此事，都感到惋惜。
　　长征胜利后，贺龙称赞甘泗淇、李贞夫妇，说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这对革命夫妻，一生没有一个亲生子女，但他们却收养了20多位烈士的遗孤……

相濡以沫的夫妻楷模

3）“小麻雀”——刘英
   她曾冒死寻找党组织，她是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她身材瘦小，却身肩重任，具有钢筋般坚韧的革命精神。她就是被称为“小麻雀”的刘英。
   刘英身材瘦小，但性格倔强，从不怕死。大革命失败后，她几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寻找党组织，她不顾自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作为十名共产党代表中惟一的女性代表而公开身份的危险，奔走在大街小巷，寻找同志。她想，自己是分管各工会党团组织的，认识的人多，碰上的机会也多。即使被杀也不能离开党组织。长征途中，险恶的自然条件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堵，使得红军的战略转移困难重重、异常艰苦。她先是负责政治宣传工作，后又分管中央领导人的生活和文书工作。她瘦弱矮小的身材在部队里穿梭，宣传形势，鼓舞士气，帮助有困难的同志，被人形象地称为“小麻雀”。连后来到延安的美国记者也佩服她瘦弱矮小的身躯竟有如此钢筋般坚韧的革命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部长助理。她参加了党的七大、八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2002年8月在北京病逝。

刘英与张闻天
4）大姐大——蔡畅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妇女界有一位几乎人人都以“大姐”相称的英杰，那就是蔡畅。从20世纪20年代起，她就是全国妇女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解放后又担任全国妇联主席近30年，其光辉的一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和骄傲。
蔡畅，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1900年5月生。1919年与向警予共同发起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正式党员。1925年回国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会副书记，同时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兼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北伐时期，任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大力培养妇女干部，领导建立妇女解放协会。她在武汉三镇成功组织的万人妇女大会震动全国，有力地促进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她任中共长江局妇女部长，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工厂，领导女工开展秘密斗争。抗战时期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43年，经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她提出妇女运动应以生产为中心，为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确立了妇女运动的新方向，推动妇女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书记。针对大批男青壮年上前线的状况，她广泛发动妇女投入支援前线和土地改革两大斗争，使妇女挑起了农业生产的重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障了军粮、民粮的供应，有力地支援了辽沈战役顺利进行。新中国成立后连续担任全国妇联的第一至三届主席兼党组书记，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第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动员广大妇女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她在推动和发展中国妇女与世界各国妇女的友谊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从1949年至1966年，接待来自40多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团及许多国际妇女界的知名人士。
　　1982年8月6日，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向响应中央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号召主动辞去领导职务的蔡畅发出致敬信，赞誉她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致力于党领导下的妇女解放事业，为维护妇女儿童的切身利益，付出了全部心力，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和国际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