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巴政府" 即藏族政府=====ZT

齐天圣

"波巴政府"  即藏族政府.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西藏时,当地藏族人民曾建立"博巴政府"



红军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的实践
1934年11月至1936年底，中国红军各方面军陆续开始长征，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得土地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时，红军被迫进行的一次规模浩大的战略大转移。红军长征跨越从南方到北方的十几个省份，经过了苗、瑶、侗、彝、布依、壮、土家、羌、仡佬、藏、回、裕固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这些少数民族区域，红军指战员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模范遵守群众纪律，得到各少数民族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红军正是依靠各族人民的支援和帮助胜利完成了长征，到达了陕北，并以陕甘宁为革命的大本营，开始领导抗日战争的进行。同时，长征也使各民族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才能消除民族间的对立和隔阂，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因此，为红军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提供最广阔实践舞台的就是长达两年、里程数万的红军长征，这一时期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在实践的检验下也更趋成熟。?

一、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和贯彻执行 ?
红军经过的各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和社会情况都非常复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而红军本身还肩负着粉碎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重任，因此，能否正确对待少数民族问题，做好沿途少数民族的工作，就成为影响革命前途的大问题。红军长征中的军事、政治、民族等工作都放在了最重要的平等位置上。这种重要性是贯穿长征始终的，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和贯彻执行也是贯穿长征始终的。?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不久后就进入苗、瑶民族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要求全军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做民族工作。（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在随后发布的《关于红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中要求红军各部队政治部门加强督促检查的力度，“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同上，第106页。)1935年，红军总政治部又作出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并为部队制定了注意在民族地区加强纪律的三个事项，对民族工作怎样做，做哪些内容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红星报》登载的《强渡大渡河的宣传鼓动工作》中也要求红军“百倍努力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采用各种方法找寻他们的线索，与他们发生亲密的关系，激励他们反军阀的热情，组织少数民族游击队，团结他们在我们的周围。送礼物发子弹给其中的积极分子等等，应该是我们争取与组织少数民族的实际工作。”（盖世金、王志平著：《军队民族宗教工作研究》，海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红军发布的《注意夷民的工作》、《我军强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草案)》、《少数民族工作须知》等文件中都强调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和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的基本内容、具体措施和方式方法，尤其强调宣传党的民族纲领，民族平等政策，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等方面的内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北后，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指出：“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正在少数民族番夷民占多数的区域，红军今后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甘肃省军区编：《三军大会师》(下册)第54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从而把民族问题同中国革命联系起来，方针要求把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当作目前全党的迫切任务，用以指导民族工作。这里，党和红军将民族理论的学习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贯彻执行，都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上。《红星报》强调：部队、地方工作的中心应以全力放在争取少数民族方面，每个红色指战员都要自动参加这个工作。“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见《红星报》第25期，1935年7月。)从而把认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与做好民族工作，提到了党员标准的高度和衡量好战士的尺度。这种理解和宣传提高了红军指战员贯彻执行好民族政策的自觉性。?
1936年5月，红军西征中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强调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和开展民族工作的方式方法。在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指出：“抗日人民红军的西进，不仅是实际准备抗日的必要步骤，而且是蒙、回及其他弱小民族，特别是回族独立解放的大好时机。”（《红军西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在《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指出在回民区域做好民族工作，严守模范纪律，对争取回民有重要的决定意义。“故红军进到回民区域，必须严格遵守所颁布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并在部队中作广泛的解释。各级政治机关首长必须经常检查与督促执行，如有违犯应给予纪律制裁。”（同上，第128页。)为便于部队做好民族工作，还编发了《回民工作问答讲话》(一)(二)，强调“在保卫西北和创造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争取回民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之一。”（ 同上，第155页。)?
由于民族问题与长征命运乃至革命前途息息相关，从党中央到红军部队每个指战员，都十分重视民族工作的开展，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是从全党、全军抓起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武装了自己的头脑，才能在民族地区得以贯彻执行好党的民族政策，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红军广大指战员是深深理解的。党和红军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及时、正确、广泛而深入地推动和指导了民族工作的开展。在具体的实践中，从党和红军的领袖到普通的士兵，都是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模范。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红军有关民族工作的决议、指示、口号及文告，无不模范执行，身体力行，做了大量的、有成效的民族工作，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动人故事。如在黔东南，毛泽东亲自对红军战士嘱咐，必须与各民族建立亲密的关系，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族人民。在甘肃境内，他与回民老阿訇亲切交谈，讲解党的民族政策；朱德在湖南境内，向警卫团指战员做民族政策的报告，强调执行民族政策的重要性，并在侗族地区与群众同吃同住，宣传民族政策；西征中，周恩来深入部队，讲民族政策等问题；在宁夏同心，彭德怀亲自为回族群众找回跑丢的马，并多次与回族群众亲切交谈；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结盟更是长征中的一段佳话。这样的事例很多。领袖们的榜样深深影响了全军将士，因此，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好党的民族政策成为每个指战员的自觉行动，有效地争取了少数民族对党和红军的支持，为长征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二、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和红军的民族工作实践 ?
党和红军长征期间制定的民族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一次伟大实践。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涉及面广，内涵量高，其实践内容及范围，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1.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压迫。?
针对历代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施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剥削政策，红军在长征中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歧视压迫的政策。为了让少数民族群众尽快了解红军的宗旨和主张，党和红军采用了指示、宣言、训令、通令、布告、标语、口号、歌曲、群众大会等多种宣传形式，将党的民族政策公诸于众，使宣传工作取得了实效。在党的文献中，这项政策是宣传的重点，几乎每份文件都提到。如在《对苗瑶民的口号》中提出：“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民族的。”（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在贵州时宣告：“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周锡银著：《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声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在藏区，红军宣布：境内藏、汉、回各民族一律享有平等权利，禁止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任何人不准称呼藏族同胞为“蛮子”。在回民区，提出：“苏维埃政府反对国民党对于回民的压迫剥削的政策，苏维埃政府坚持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民族自决的原则，宣布回民的事，由回民自己管理。”为消除民族歧视，红军还郑重宣布废除过去统治阶级官方文告中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歧视性称呼，一律改用平等的称呼，如将“猺”、“狪”、“獞”等改为“瑶”、“侗”、“僮”(壮)”，体现了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尊重。经过红军的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深入人心，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为红军的行动奠定了群众基础。?
2.团结和争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政策。?
中共中央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周锡银著：《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也指出：“只要你们真正认识到蒙古民族解放的必要，不愿做亡国奴，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中国军阀的决心，那不管你们的领导者是王公贵族或平民，我们都可以给你们以善意的实力的援助。”（同上，第129页。)在民族工作的实践中，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都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有的还与一些公众领袖订立了各种政治的或军事的联盟。红军帮助建立的民族革命政权和民族武装中，也吸收了当地的头人、土司、喇嘛和阿訇等爱国人士参加。如贵州布依族头人陆瑞光，在红军的统战政策启发下，提高了革命觉悟，护送红军大部队安全通过布依族地区，他本人也在后来的斗争中被反动军阀杀害；四川羌族土司安登榜，深受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和感染，毅然放弃家业，参加了红军，后在进入草地中的一次战斗中牺牲；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藏区团结了格达活佛、香根活佛等，组建了博巴政府，配合红军进行工作；甘南藏族土司杨积庆在统战政策的感召下，主动撤防，并为红军提供了粮仓内的几百石粮食；宁夏同心伊斯兰教的洪寿林教主，与红军建立了友好关系，受他掩护的红军赠他“爱民如天”的红缎锦幛。由于红军认真执行了团结和争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政策，使红军能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军阀、反动地方民团和地主武装，顺利地完成长征的任务。?
3.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最能体现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因此，各支红军要求指战员严格遵守纪律，自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红二、六军团在藏区发布公告：“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体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红军规定不得擅入喇嘛寺院，不得搬动藏民敬神拜佛的物品。贺龙在致云南中甸归化寺喇嘛的信中宣布：“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红军长征与党的民族政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并向归化寺赠送了“兴盛番族”的红绸锦幛。在甘肃、宁夏回民区，红军“保护清真寺，不住清真寺”，提出“回人信教自由!反对侮辱回教!清真寺财产由教民选人管理!”（同上，第33页。)等口号，部队进入回族村庄前要先派代表与阿訇接洽，得到同意后方能进入，并规定了不得借用回民的生活用品，禁止食用猪肉等内容的“三大禁条、四项注意”，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红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
4.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展民族文化教育。?
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既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又重视学习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提出：“要帮助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建立本民族的学校，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教授。”（盖世金、王志平著：《军队民族宗教工作研究》，海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在藏民区，红军除明文规定用少数民族文字多印宣传品之外，还规定在编制部队训练计划时也要有“番语、番语参谋、通事”等。在回民地区，红军提出“尊重回文，发展回民教育”等口号，在西征中，还要求每个战士、团员要“学会几句回语”，以便于回民工作。红军还请回族阿訇和藏族喇嘛将有关民族政策内容的布告、标语、口号等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
5.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也是红军长征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就指出，对少数民族优秀人员“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就他们自己的干部。”（盖世金、王志平著：《军队民族宗教工作研究》，海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在西征中又提出：“现在各部队及地方机关的回民同志，应当尽量地集中到各政治机关的地方工作部去，并加强对他们的培养，造成强有力的回民的领导干部。同时从工作中、斗争中提拔和培养回民的新干部……必要时可组织短期训练班。”（《红军西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长征中，红军中原有的民族干部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关向应(满族)、罗炳辉(彝族)等就有累累战绩。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工作中，也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民族干部。红军在四川甘孜曾办有藏族干部学校；在甘宁回族区则将少数民族干部集中到有关部门使用，加大培养力度。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一大批优秀民族干部成长起来。如谢扶民(壮)、龙贤昭(侗)、徐忠义(苗)、石邦智(苗)、天宝(藏)、扎西旺徐(藏)、王占清(彝)、阿尔木呷(彝)、马和福(回)、马青年(回)等就是在长征时期培养的优秀民族干部，他们有的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担负了更重要的工作。?
6.帮助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武装和民族革命政权。?
红军在长征中，一再重申实行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主张，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武装和民族革命政权。其中主要的革命政权有：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西康的甘孜博巴政府，四川的阿坝藏族苏维埃，大凉山地区的彝汉联合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茂县、理县、汶川羌族工农兵苏维埃，宁夏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因革命政权建立面广，形式多样，将另题详述。这里主要讲红军帮助建立的民族革命武装。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争取少数民族解放的主要斗争形式。因此，红军特别重视帮助建立少数民族的革命武装。在贵州，红三军在黔东收编了当地土家族、苗族武装“神兵”，建立了5个独立团，10个游击队约5000多人的武装。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帮助大定县八堡六寨建立起苗族独立团。据统计，红军帮助黔西北各族人民共建立了95个游击团。在猫山、松桃建立了苗民游击队，在黎平建立了苗族、侗族武装自卫队。红军帮助下建立的少数民族武装几乎遍及省内各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怒潮。在四川、西康，红军帮助建立了有彝族群众参加的冕宁抗捐军，并协调100多名红军干部和指战员到抗捐军中工作，加强了这支武装力量。还成立了“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在大小金川流域和康北分别建立了千人以上的格勒得沙革命军(亦称番人革命军)和波巴自卫军，后又组建了藏民骑兵师。同时，由于加入红军的少数民族士兵日益增多，为体现党的民族政策精神，红军大金省军区还成立了总兵力达2000多人的金川独立师、丹巴独立师和一个番民骑兵连、一个回族独立连。在甘肃，红二方面军在徽县帮助建立了一支由回汉民族参加的游击队。红四方面军在临潭组织了由各族群众参加的“中国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军”，在岷县、漳县、陇西一带成立了“抗日救国甘肃第二路军”等地方武装。在宁夏，西征红军在红一军团成立了回民工作团，在红十五军团建立了回民独立师。豫海自治政府成立了由马和福担任队长，40多名回民群众组成的回民游击大队。为了团结哥老会等旧有民间团体共同抗日，还成立了由马青年任总指挥的“江湖抗日游击队”，人数达3000多人。红军帮助建立的少数民族革命武装，是一支保卫红军政权，维护地方治安，打击地方敌对势力的有生力量。这些武装有的跟随主力红军北上，成为红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留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也成为地下斗争的燃烧火种。?
长征时期制定的民族政策概括了多方面的内容，由于是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制定的，符合实际，可操作性强，为党的民族工作的成功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也赢得了各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三、民族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
红军长征时期，在所经过的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帮助建立了一大批红色民族革命政权，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反映出党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方式上的探索道路。?
红军在贵州活动中，帮助各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在黔东建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和17个区革命委员会，73个乡苏维埃政府，拥有近10万人口和纵横200里的土地。在黔北建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湄潭县抗捐委员会、桐梓县革命委员会和20多个乡镇革命政权。在黔西北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和大定县拥护红军委员会、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等县级革命政权及8个区苏维埃临时政权，95个乡、村苏维埃政权。在各级苏维埃政权中，选拔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如松桃县甘龙区10个乡的苏维埃干部中，苗族干部就有34人，占干部总数的40%。严家坡革命委员会、大土坪乡苏维埃政府的正副主席都是苗族。?
除贵州的这种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的苏维埃政权外，红军长征途中发动和帮助各族人民建立的自治政权有：?
1934年8月1日，在川黔边的南腰界建立的土家、苗、汉各族组成的苏维埃；?
1935年初，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龙山、永顺、大庸等县、区、乡建立的土家、苗、汉人民联合的苏维埃政府；?
1935年5月22日，在四川大凉山地区建立的彝汉人民联合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
1935年初夏，在四川省羌族地区建立的茂县、理县和汶川县工农苏维埃及其所辖的各区、乡苏维埃；?
1935年夏，在阿坝藏区的小金、阿坝及瓦钵梁子区(下辖6个乡)建立的藏民苏维埃；?
1935年秋，在卓斯甲(今壤塘)周伞地区建立的藏族苏维埃；?
1935年底，在阿坝地区建立绥靖县苏维埃(下辖5个区19个乡)和崇化县苏维埃(下辖4个区10乡)；?
1935年底，在绥崇地区(今金川县)建立格勒得沙政府，下辖绥靖、崇化、懋功、马尔康、丹巴、阿坝等地的藏族聚居区；?
1935年底，在绥靖建立的回族苏维埃政府；?
1936年春，在泰宁、秋卡等6个乡建立的博巴自治政府；?
1936年春夏，在川边藏区的甘孜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亦称博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其所辖的甘孜、炉霍、道孚等县区、乡各级博巴政府；?
1936年9月，在甘肃徽县帮助回民建立了回民自治委员会和徽县工农苏维埃政府；?
1936年10月，在宁夏同心和海原东部地区帮助建立了回民解放史上第一个县级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辖三区十乡的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回民解放委员会。?
红军所到之处，从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就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多种形式政权的建立，进行了艰苦的实践，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解放道路。就上述各民族政权来讲，大体分三种形式：一是工农民主苏维埃，这种形式分布广，遍布湘、滇、黔、川、甘、宁等少数民族区域，适合运用于杂居区少数民族，性质与汉族地区苏维埃相同，但在主张民族平等，培养民族干部和解决民族具体问题上显示出特性。二是劳动苏维埃，这主要表现在川西北藏族聚居区，格勒得沙共和国和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就属这类性质，其政权实践是与党的民族纲领有一致性的，政权实施也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具有民族自治性质。但在形式上过份强调了联邦制和民族独立，有照搬苏联模式的生硬痕迹。三是苏维埃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如豫海回民自治政府。这时，党已认识到“不能到处用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周锡银著：《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主张成立民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正是用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尝试和探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三种形式的应用，反映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运行的特点，正是这多种形式的民族革命政权，更大范围地团结起各族人民走上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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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天圣

四、各少数民族对红军长征的支持和贡献 ?
红军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受到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各族人民群众也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从各方面给予热情支援和帮助，主动为红军带路、筹粮、运粮、当向导、护理伤病员，并把一大批少数民族的优秀子弟送到红军部队中，为红军增添了新鲜血液。少数民族对红军长征的支持和为红军北上抗日所做的贡献，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障。?
1935年2月，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永保、郭亮、龙山、桑植等县的各族人民，积极支援前方，组织了有1000多名青壮年参加的挑夫队，配合红军行动。在棉花山战斗中，大庸县各族人民组织了100多副担架，奔赴前线抬伤员。在桑植，当地群众将饭菜、开水送到红军阵地上，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永顺土家族、苗族农民救护了红军35名伤员，掩护、照管了5个多月后被大部队接走。桑植土家族妇女还组织了一支女儿队，配合红军作战，女儿队的正副队长均在战斗中牺牲。妇女们还担负起为红军浆洗衣被、缝补衣袜的工作，仅永保、郭亮、桑植三县送交的军鞋就有5万多双。?
红军在贵州转战时，有不少少数民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榕江县城一次就报名数十人，岑巩参军的各族青年19名。在黔南、黔西南红军所过各县，均有少数民族群众加入红军行列，有些地方还形成了父送子、妻送夫和父子、夫妻、弟兄共同参加红军的热烈场面。当地群众还从行军、打仗、物资供给等方面给红军积极的支援。在榕江，数十名少数民族船工，为红军驾驶船只，在从江，群众为红军送来猪肉、蔬菜和粮食。红军在清水江搭桥渡江时，也是当地群众提供木板、木排、门板和人力搭成的。红军转战各县，对地形不熟，是少数民族的向导为其引路，使部队按计划顺利行军打仗。中央红军渡乌江时，当地苗族群众积极帮助红军架设浮桥，使红军全部人马经过七天七夜顺利渡过乌江。之后，再渡清水江时，再次得到苗族群众的支援，半天功夫，搭成三座浮桥。在镇宁，红军准备西渡北盘江时，坝草布依族老人王风昌带着20多位布依族青年前来帮助搭便桥，使红军顺利渡江，到达贞丰县境。贵州是缺粮省份，但少数民族对红军则尽其所有，给予帮助。如彝族农民杜贵祥，就主动将自己的五斗米送给红军，其母还将一篮鸡蛋送给红军。在彝族、仡佬族、苗族、布依族群众向导的热情指引下，红军各部队顺利通过了这些民族聚居区。据统计，仅黔西南一州，给红军带路的少数民族群众就达两百人之多。红军在贵州留下不少伤病员，少数民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救护掩蔽。如15岁的小红军左荣华，是在少数民族群众营救下出狱的。剑河苗族农民田报多、田报丢，为不使伤员落入敌手，每天轮流背伤员在山上躲藏，使伤员伤好后归队。在惠水一名战士因病掉队，被当地群众藏在山洞里，三个月病愈归队。布依族头人陆瑞光，就曾在自己家中隐藏了13名伤病员精心护理。在大定，苗族首领杨以沙主动收留了47名伤员，为其站岗放哨，采集草药，调剂营养，使这批伤员最终归队。战场上牺牲和被敌人杀害的红军尸体，也大多由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筹资掩埋。?
云南少数民族积极主动帮助红军抢渡金沙江，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在浪涛翻滚的皎平渡口，中央红军就是依靠36名汉、彝、傣族船工和6只木船，经过7天7夜，未伤一人一马，顺利把红军3万多将士迅速安全渡过金沙江天堑的。1936年4月，二、六军团在丽江石鼓至巨甸五个主要渡口，得到28名纳西族和白族船工的帮助，用7只木船和几十只木筏，历时四天三夜，与惊涛骇浪搏斗，把8千多人摆渡过金沙江，而船工周长寿，则为抢救落水的两名战士献出了生命。云南少数民族在为红军作战、带路、救护伤病员等方面也做出了贡献。红军攻会泽时，群众的喊话攻势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纳西族的丽江城，各族裁缝35人，用17部缝纫机，两天两夜为红军赶制帽子、米袋、短裤，缝补衣服。二、六军团在中甸筹粮时，藏胞纷纷背来了自己的粮食青稞卖给红军，喇嘛寺也为红军支援了部分红糖。为红军当向导的纳西族群众，仅丽江一地就有70余人。?
在凉山，刘伯承与果基小叶丹结盟后，果基家族及其家支一站一站将红军安全送出彝族聚居地，为红军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在冕宁，有700多名各族青年加入红军，在越西，加入红军的各族青年也达700多人，其中彝族就有100多人。?
在四川，各族人民支持红军长征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现仅将格勒得沙和博巴两个民族政权为红军所做的贡献为例。一是筹集粮食支援红军，据1935年有关资料统计，当年红军过阿坝地区的前后16个月中，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区域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各类牲畜总数约为20万头。还为红军筹集一大批畜皮、牛羊毛及盐、麻及野兽皮等物资。波巴政府期间，红军在其所辖范围活动人数达6万人之多，各级波巴政府专门设立了粮食部或粮食委员，为红军筹粮。道孚波巴政府就专门作出了《关于粮食问题的决定》；丹巴县3个月为红军筹粮34万斤；波巴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主动将自己的18万斤粮食支援红军。其他一些土司头人和喇嘛寺也支援红军大批粮食，仅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就支援红军粮食19万斤。二是动员各族青壮年参加红军。各级格勒得沙革命政府通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宗旨，使根据地内涌现出各族儿女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其中茂县和金川参军人数达1000多人，理县380人，汶川 135人，小金县210人。总计人数达2000人以上。波巴政府也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仅丹巴县的巴度乡就有270人参军，红三十军在道孚、炉霍、甘孜扩军200名。波巴政府领导下的波巴自卫军等地方武装，后也成建制的转入红军队伍。三是组织群众配合红军作战。各级格勒得沙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各族群众，为红军加工和运送粮食、布匹、皮毛、弹药等物资，协助架桥、修路、造船，给红军当向导、当翻译，救护运送和安置红军伤病员，为此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修理队、洗浆队等队伍。据不完全统计，革命政府每天要动员和组织大约5万人次的群众，投入战勤服务。红军过雪山草地，均是由藏族群众当向导的。政府还组织人力为红军熬制盐巴，解决红军的缺盐之苦。道孚县波巴政府曾动员近50人长期为红军当翻译，作向导。甘孜波巴政府也曾为四方面军二次北上组织了100 多人做向导和翻译，其中不少人在北上途中牺牲。各级波巴政府还动员组织运输队，用人力或牦牛、马匹为红军运送了大批的粮食等军需物资。红军撤出康北藏区时，留下伤病员很多，仅甘孜、道孚、炉霍就达3000人左右。受朱德总司令委托，波巴政府成员格达活佛就收留了200多名红军伤病员，为掩护方便，还为每人起了藏族名字。炉霍波巴政府受徐向前等红军领导人所托，为安置和保护好1100余名红军伤病员，专门召开各区乡博巴政府领导人会议，做出4条决定： (1)凡愿回内地的伤病员，由波巴政府准备衣物口粮，护送回去；(2)群众自愿认领的可领去，但要保证照顾好；(3)伤重的由各村集6泄┭??ㄈ烁涸穑? 4)宣传“收养红军是积德，伤害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要下地狱”，使留下的红军得到妥善安置。甘孜博巴政府安排每5户群众照顾一名红军伤病员，波巴政府成员赵成武一家就收留了5名伤病员。藏族人民对红军长征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因此，邓小平在1950年深情地讲：甘孜藏区人民在红军长征期间“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0页。)?
红一、二、四方面军经过茫茫草地，先后进入甘肃南部地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粮食奇缺。沿途藏族群众尽了最大能力为红军提供粮食。卓尼土司杨积庆，就为红军提供了一个粮仓的大量粮食，使红军渡过难关。在回汉杂居的哈达铺，当地群众为红军提供了粮食等物资的援助，这里被誉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甘肃各族群众还为红军输送了不少新生力量，红军在陇南各县就增员2000多人。陇南地区人民还救治伤员100多人。?
宁夏豫海自治政府成立后，发动群众筹措粮款，支援前线。自治政府以号召大户捐赠、没收逃亡地主财物等方式，共征得粮食6万斤，筹措银元8万块，毛皮衣1000件，保证了部队供应。?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在红军长征中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在中国革命最艰苦时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所付出的牺牲，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五、红军长征后期党的民族工作的新变化
长征后期，中日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处于酝酿孕育之中，使这一阶段的民族政策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在《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等文件中均号召蒙回民族与汉族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此目的，红军帮助成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开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尝试，这时党的文件中已完全放弃了“联邦制”的提法，对这时的“民族自决” 也赋予了新的含意，指的是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实行的民族自治，这是表现在政策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表现在民族工作的实践上。为尽快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红军的民族统战范围有了新的扩大。如对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做了大量政治争取工作，使其部分官兵改变了对红军的敌对态度。如红一军团活捉马部将领冶成章后，将其送到医院疗伤，最后宽大释放。对敌军掉队被俘的士兵，均采取宽大释放政策，在前沿阵地对峙时，则采取喊话甚至送礼物的方式进行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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