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籍员工在中国的搞笑经历

我来宁波前已在巴黎学过一年汉语，我一直盼望着有机会去中国实践一下，恰好我的专业是船运技术，去年我幸运地联系到宁波的一间中国公司里任职。我与其他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同的特点在于，我不是在外企或中外合资公司供职，而是在地道的中国内地公司里打工，全公司只有我这一个老外，我所在的中国单位发给我每月二千元人民币的工资，并分给我一间与另一位中国同事合住的宿舍。我是那么兴奋，将成为一介白皮肤的中国员工，将每天与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踏上中国的第一个印象是，中国人对一介洋面孔能开口讲中国话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宽容。每回我刚一吐出：“你好！谢谢！”这么两个词，中国人就会立即惊喜地夸赞道：“这老外中国话讲得这么流利。”到了宁波后，我对当地人讲普通话，对方居然听懂了，这令我十分欢喜，可悲的是每当人家回答我时，我就一筹莫展了。我恳请他们对我讲普通话，但每每人家都说： “我们就是在对你讲普通话呀。”看来当务之急我得尽快掌握“宁波普通话”。我这个白皮肤的中国员工在公司内是惹眼人物，若我早晨晚到一会儿或请假没来上班，人人都会发现老外缺席了。待每次我失踪后再度露面时，每一位同事遇见我时打招呼的客套话是：“你昨天没来，是不是不舒服？”或者“你今早怎么来晚了。”若哪位中国同事不见了，就不会这般引人注目。

中国公司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与西方确有着很大差异。比如，我们公司接了为德国造远洋货轮的订单，一两个月后德方开始来电话、传真咨询工程进展情况。中国人显然不适应这种不信任地追问，有中国同事对我抱怨说：“不是已签了合同吗？干吗还要盯着打听。这就如同你在裁缝店定做裤子，到了交货日期，你来取便是。交货期前一天你都不必操心，我们准时交货不就行了。”但欧洲人对于合作的态度是，供需双方应不断保持沟通联络，随时交换进展状况及商讨技术情报，这是件十分必要的工作程序。中方对于欧洲发过来刺探 “军情”的传真，显然颇不知所措。这份海外来函的另一个麻烦是，通篇是英文甚至德文，我们公司得先花钱雇翻译译成中文，这对于公司是一笔额外的开销，当初没有此项翻译预算嘛。于是最常发生的情况是，欧洲的传真发过来后由于不知所云，便不知如何回复，即使已翻译成中文了，那也需等几个部门开会讨论磋商，还要请示领导批复。故传真就这么搁置在一旁不久便失踪了，回复的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那厢欧洲方面望眼欲穿未见到中方的只字片语，不善罢甘休地又追过来第二封“鸡毛信”。这下公司领导开始意识到事态严重，知道必须得礼尚往来了。于是公司拟了份非常中国特色的回函：“贵方的船正在顺利地施工之中，一切良好，请放心，我们会如期交货。”欧洲方面看了此回复越发地忐忑不安，他们希望了解远洋货轮每一部分的工程进展情况报告。鉴于始终得不到中方的详细讯息，于是特派一位德国工程师前来中国造船厂打探虚实。这引起中国同事很是不以为然。他们发牢骚说：“这就好像你在餐馆定了菜，厨师躲在后面做，你只需耐心恭候侍者为你端上来就是了。怎么你这个客人还想闯进厨房里指手划脚，监督炒菜过程，这算什么事。再说厨师的手艺也不能在客人面前暴露呀。”显然欧洲人很是担心中方的 “菜”是否过于太酸太甜不合口味，急于在未上桌之前探个究竟，以便心中有数。

德国工程师亲临现场督阵后，马上看出了不满，他要求中方立即改造船上的一条管道，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首先那些干活的工人兄弟造反了，说我们从来没这么造过船，多少代老师傅代代相传的传统造船手艺，就这么一下子被全盘否定？再说刚造好的工程全部报废，这不是败家子吗？洋人放个屁都言听计从，我们还有没有中国人的尊严。中国工人的“无理取闹”惹恼了欧洲人，他们下了最后通谍，中方必须按其要求施工。中西双方为此沟通了数天，领导、工程师亲自给工人做思想工作，又加派技术人员监督质量，一条管道的麻烦真是大了去了。职工问我：“为何我们造的好好的，非要返工。你帮忙过去跟那老外说说通融一下，看能不能不返工，重新做太麻烦了。”以前曾听到过一些西方人抱怨，中国人不尊重他们最初的回答。特别是遇到不同意见时，中方总希望通过反复“做思想工作”，试图劝说外方改变初衷。这令西方人困惑不解，中国人为何要一再地“纠缠不休”，中国人为何不能尊重他们第一次的回答。我虽粗通中国人的思维和国情，但感觉实在无法胜任中国同事交付我这个“二鬼子”的重任。我当然清楚我绝不可能做什么德国工程师的思想工作，我只能去做中国同事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开窍。经过几番棘手的交涉，最后我终于失去耐性地告诉中国人：“若你想让你造的船离开中国，你就得加上这么个他妈的、倒霉的管道。没有为什么。这是国际游戏规则。”

西方有一英文的中文常用词指南，是模仿毛主席红宝书般开本的红色袖珍小册子，名为《管钥匙的人不在》( The Man With The Key is Not Here )。阐述了在中国大陆闻见率最高的一些词汇，如“没有”、“不在”、“不行”、“不太好说”、“不归我管”、“等一下”、“再说、再说”、“没问题”、 “没办法”、“没关系”、“好”、“研究、研究”、“马马虎虎”、“没意思”、“有意思”、“不太清楚”、“可以”、“对不起”、“不知道”和“不要客气”、“随便”、“麻烦”、“别介意”、“明天再说”、“马上”，等。

词汇在中国大陆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的表面词义，尤其列举了它们内涵着的丰富社会意义。比如“管钥匙的人不在”，那意味着他也许吃饭去了；也许意味着他正在午休；也许意味着他出差在外；也许意味着他休病假在家；也许意味着他开会去了；也许意味着他正在与领导攀谈；也许意味着差一刻五点他赶去幼儿园接儿子去了；也许意味着他就在办公室内但拒绝见你，等等。意喻某一职权人物“不在”，蕴藏着诸多中国特色的可能性。总之一件在西方人看来相当简单的事情，中国人却会大费周章。

眼下就有一则实例。在西方若你订购任何货物，不管是购自国内还是购自从国外，货物通常会由邮局、速递公司等运输部门负责送到你府上。但中国的国情不同，常会有包裹等你亲往邮局或什么办公室取回家来。比如我们公司订购的西方设备每每都停放在上海海关，公司接到取货通知后必须尽快将东西取回来，否则一耽误就会遭到被罚款的命运。去上海领设备，我实践了一趟后才惊叹，这实际上是一项极繁琐的大工程。西方人验货时，通常的做法是按照收据核查所有的集装箱是否都到齐了，若箱子数目无误就万事大吉了。但中国人的程序细则非同小可，首先第一步是将所有的集装箱一一打开，并要将里面的设备零件全部搬出来，然后对照着一叠设备名称明细表逐件核对，不放过每一个细小的零件和备用配件。仅将每一个集装箱搬出来再装回去，就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庞大的工作量和运动量。有时候我们得反反复复这么折腾一百多个集装箱，整整忙乎上一星期。不但如此，去上海出差验收的人员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有各个部门的技术人员、财务人员、总工程师、厂领导及秘书。各方面代表都到场的原因是，待货物验收完毕后，设备各个部分的资料及零备件将被拆散分离，分别由不同的部门取走保管。如钥匙归保管处，一些随设备附带的修理工具归了工具处，说明书归情报处，如是这般分门别类地分配下去。我真纳闷为何不将一套完整的设备资料集中存放保管呢？因我曾亲历过这种物物分离的弊端和不便，一次我们急需设备的性能说明书，得派专人跑一趟情报室，若想从情报室借出资料来，还得经领导批准签字。然后再如此这番地跑保管处取钥匙。这中间若哪位保管员临时不在，大家就只得干等着，有时也会遭遇资料、钥匙、维修工具找不到或遗失了的窘境。

我曾建议中方，首先实在没必要每一个集装箱都亲自“刨棺”，我们只需核对箱子号码，比如若订购了一百个集装箱的货物，只需点清一百只箱子都到位了就没问题了。或许你们愿意再谨慎一些，那就可以检查集装箱外面贴着的货物清单一览表，这样也能事半功倍地查出是否所有的零件都到齐了。最后我试图劝说公司领导完全可以信赖发货的外国公司。但中方的回答是： “这里是中国，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式和程序。所有购进的设备，事无巨细全部要一一过目登记，验过后由经手人签字负责，这才算完成任务。”我又说：“好，你们有自己的国情。可这设备是从西方进口来的，你们总可以相信西方人的商业信誉吧。”最可悲的情况是，有时货物标签上的名称与中方手中资料上的名称有出入，货品上标的是德文、法文名称，这样一来，即使货物标签编号无误，但中国人也绝不敢掉以轻心，于是急忙跑出去找人来译成英文或中文，大家就得无奈地窝工等候。还有个小插曲，一次众人为寻找开设备的钥匙费了大功夫。我告诉中国同事，钥匙一定在说明书盒子的底部，但无人相信。几个人四下里东摸西摸地一番后，我见他们直抓瞎，就走过去再次提醒说：“通常钥匙与说明书放在一起。”众人这才将信将疑，待中国人发现钥匙后诧异道“咦，果真在这里。为何不放在机器上呢？”。真令我啼笑皆非。就这样，我们一军团人破费了可观的差旅费、酒店费，伤筋动骨地苦战一星期甚至十天后，全套取货的戏才终算落幕。

不久在设备安装调试的庆功宴上，中方领导致辞：“在局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公司领导的亲自指挥下......”来厂里技术支援的老外工程师，听着翻译的解说始终耸肩摇头，一副莫名其妙又无可奈何的神情。私下老外按奈不住愤愤不平地抱怨说：“你们领导说谎！指挥安装调试的是我。公司领导仅蜻蜓点水地露过一次面，局领导则根本未露过面。”中方人员解释这不是说谎，而是规矩。在中国这里发生的任何事都要和领导挂上钩。老外工程师吃惊极了：“中国人的规矩是这样的吗？”于是他尽可能入乡随俗接受了中国规矩。一天，一个工人违反操作规程惹起一则工伤事故。事故分析会上，领导让老外谈谈意见。老外发表了如下开头语：“在局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公司领导的直接指挥下......”此言一出举坐哗然。

文：郭莹

供稿：《今日中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