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之间的龟兔赛跑

罗戈夫

　　“印度无处不在”是今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主题。

　　在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如此巨大，以至于把印度的成就仅仅视为事后的想法。

　　好像是为了突出强调从长远来看政治稳定者必然获胜，印度人把瑞士的巴士涂满了这样的横幅：“印度：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民主国家。”

　　有关印度的媒体轰炸成效显著。在达沃斯，发言者异口同声地说，即使中国现在领先，从长远来看，亚洲两大巨人的竞赛胜负难料。至少在几天里，印度崛起成为与中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被看作是一个既成事实。但在人口都超过10亿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竞赛的事实又是如何呢？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开放大大领先于印度。25年前，当今全球化浪潮刚刚开始，中印两国的国民产出几乎相等。现在，无论用哪种标准衡量，中国的富裕都是印度的两倍以上。

　　但是，实际区别并非在于成功的中国人做的比成功的印度人要好。毕竟，正如印度的米塔尔公司（Lakshmi Mittal）大胆动用220亿美元收购法国钢铁企业阿塞洛公司（Arcelor）那样，印度的精英们是世界前茅的。不，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真正的区别在于中共政府成功地将其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全球化了，远远超过印度民主政府所达到的水平。

　　我并非说中国人人平等。只有在居住了约三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沿海地区，大多数人可称得上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大多还很悲惨，其中1亿5000万人口实际上失业，医疗和教育标准还是上世纪的水平。

　　但是，实行种姓制度的印度，贫穷人口被排斥在发展之外的情况更为严重。或许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被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在客户服务中心，每雇用一个雇员的同个时候，还有许多人仍然在农地里艰难度日。

　　中国大约有4亿5000万人口处在其全球化经济之中，印度最多只有2亿到2亿5000万。正是这一差异，比其他因素更使得这两大经济体拉开了距离。

　　印度怎样做才能消除差距呢？它的最大的缺点是缺乏道路、桥梁、港口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其与中国的对比是惊人的。如果你无法把产品运送到全球经济体系中，你就无法征服它。

　　在过去五年里，中国把高速公路网扩大了五倍。它正在修建5万公里的新公路，宽大的路面甚至可以应付大型飞机的起降，这些马路比印度破旧不堪的机场的一些跑道还要好。这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印度的中央银行现金滚滚而来，但主要却投资在低回报的外国政府债券上。

　　真正的关键是，中国专制体制在决定铲平阻挡修建新机场的棚户建筑时，不会遇到什么阻力。相反的，印度政府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意愿践踏穷人以让富人更富。

　　不幸的是，没有基础设施，8亿多还没有富起来的印度人就没有机会成功。印度永远无法单单靠服务领域制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它必须也在低端的制造业领域竞争。没有比较好的基础设施，印度人口中的大多数将被冻结在全球化之外。

　　那么，是不是说印度经济赶超中国是毫无希望的浪漫主义呢？不尽如此。即使仅仅是在印度领先的领域，主要是服务业，其盈利潜力也要远高于制造业。在这一方面，由于受到大为落后的法律制度的阻碍，中国无法轻易地与印度竞争。

　　西方公司更愿意把敏感的财务信息或者专利交给印度公司而不是中国公司。外国公司知道，如果把任何高科技流程外包给中国，就等于在互联网上公布其蓝图。

　　印度还具有比中国更为发达的金融体系，这一优势在两国发展过程中将日益重要。命令和控制性的贷款融资（也被经济学家称为“指令性贷款”）在修建桥梁的时候还可以奏效，但是在选择哪些公司值得存活的时候，它就没有多大效用了。

　　对于印度，事实上也适用于其他新兴市场如巴西、俄罗斯以及墨西哥，其挑战是，找途径扩大其经济体中的成功领域，而不是将它们困死。如果印度想赶上中国，它就必须通过提供更好的医疗、教育以及基础设施来使其人口中的更多人全球化。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开始看见“印度无处不在”。

·作者Kenneth Rogoff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首席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