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法官同审一案

deadman

“审判长席上，咋坐了个洋人？”

　　7月26日上午8时，李波涛被押进山东省东营市中院审判大厅时，这场景让他大为惊讶。

　　34岁的李波涛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检察院的起诉材料显示，2001年5月23日晚11时许，他买了一塑料桶汽油和火机，找到欠账不还的吉林人林一木，两人发生口角并撕打。李波涛后来将汽油浇到林一木住的铁皮房上，并将林关在里面，用铁丝将房门封死，点火焚烧。

　　点火后，林一木从铁皮房后窗逃出，李波涛又拿起一根木棍追上，猛击林的头部，后将他拖至铁皮房后窗，放上草焚烧。经法医鉴定，林一木系钝器击伤头部后被烧死。

　　等待李波涛的，将是什么命运？当天，前来山东访问的德国柏林刑事第一审判庭，在模拟庭审后，按照德国的法律作出有期徒刑14年的“判决”。

　　一天后，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开庭审理，判决结果却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一个案件，为何中德法官作出了不同的判决？
洋法官“升堂”

　　迪特·安德斯——来自德国黑森州的检察官，这位头顶微秃、白发碧眼的德国人，担任审判长，一共4位德国人组成了这个模拟法庭，华裔德国人周恒祥，则是这场特别庭审的翻译。

　　此次中德法官共审一案，是中德司法合作的一部分。1999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协商开展“法治国家对话”。2000年，中德两国司法部又签署《中德法律交流与合作协议》，进一步展开合作。

　　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开庭时，被告人李波涛的位置，设在审判长左边的辩护律师席位旁，两侧没有法警的特别“看护”，李波涛身着休闲T恤和辩护律师约克·瓦格纳并肩而坐。居中位置则是证人席。

　　而在中方法庭的惯例中，被告席被单独设置于审判长正前方，法警左右看护，肃手而立，气氛顿然不同。

　　这一点给旁听者徐峰留下深刻印象，“德方庭审不像是在审被告人，而更像是在审证人。”徐峰是东营市中院刑二庭庭长，他全程旁听了两方模拟庭审过程。

　　“这是为了便于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交流，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审判长迪特·安德斯曾在1988年到中国旁听过法院庭审，他建议中国同行，“调整被告的位置不需要在法律上作出具体的规定和修改，法庭自己就可以决定被告坐哪儿。”

　　宣布开庭后，审判长迪特·安德斯说，“我们首先探讨对你提出的第一项起诉故意杀人罪，首先向你作出法庭说明，你有权进行陈述或者不陈述，或者在以后一定的时间内陈述。你的陈述可以跟你在警察局的陈述分开，你辩驳的权利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这一点与中方开庭时不一样，”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胜昌说，“法庭给被告‘沉默权’，即被告无须自证其罪，而中国的法律却规定被告人必须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次日的中方庭审中，李胜昌担任审判长。

　　德国模拟法庭的公诉人由夏布里乐·赛莱娜博士担任，她随后开始宣读对李波涛的起诉书。

　　因为有审判长此前的说明，在与身旁的辩护律师瓦格纳商量后，李波涛选择了“不陈述”。

　　“被告人不做陈述，不会影响法庭对他的定罪，对这点，法庭所有参加者都应该了解。”审判长迪特·安德斯提醒说。

　　“任何人不得被强迫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言”，沉默权在德国实践中得到了普遍应用。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赋予了被告人辩护、申请回避、最后陈述、申请新的证人出庭、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等权利，但至于沉默权还只是停留于法学界探讨的阶段。

　　因为李波涛选择“不陈述”，迪特·安德斯宣布进行法庭调查，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第一位出庭的是目击证人方勇。

　　审判长迪特·安德斯这样告诉方勇，“证人在法庭上要陈述实情，你不得隐瞒、添加另外的内容，假如你作伪证，法庭会对你进行刑事处罚或罚款，刑事处罚不会低于一年。在对你的询问中，你可以拒绝陈述影响到你本人的情况。”

　　这与中国法庭也有明显区别，在场旁听律师孙瑞玺告诉本报记者，“在证人出庭时，中国法官一般不会提示作伪证的具体刑罚。一般会作如下提示：‘今天本法庭依法对被告人李波涛故意杀人一案进行审理，通知你出庭作证，你要如实作证，说假话、作伪证要承担法律责任。’”

　　随后，法庭又传唤了李波涛的女友孙玉、狱友刘小峰和法医等相关证人出庭。和中国法院庭审的法官居中、控辩双方激辩的场面不同，审判长迪特·安德斯对每个证人所陈述的案情细节详加细问，审判长差不多“包办”了整个庭审中的审问，而两旁的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则显得很“闲”。

　　看来虽然同属大陆法系国家，但中国更多的是吸收了英美法系的做法，采用抗辩式的审判方式，把主动权交由控辩双方，法官主要依靠控辩双方出示证据、互相质证来发现案件事实。只是在必要时，才对证据调查进行必要补充。

　　每当作证完毕，迪特·安德斯颇有风度地告诉证人，“你出庭作证的费用可以到法院财务室报销。现在你可以退庭，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留在法庭旁听。”

　　在上午即将结束庭审时，迪特·安德斯再次提醒被告李波涛，在法庭休庭期间，“你可以与辩护律师商量，以决定你是否要继续保持沉默，法庭根据你的态度决定是不是继续让证人出庭。”


　　
　　“认罪”后“法下留情”

　　下午2时10分，再次开庭时，李波涛决定开口“认罪”。他承认打了林一木，但是自己是“不小心引着火，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李波涛的陈述并未让法庭满意，“被告现在的辩解与在警局的不一样，法庭对此有所失望，法庭给被告人一次机会，让您慎重考虑。”审判长迪特·安德斯说，法庭可以休庭，让辩护律师与被告李波涛进一步商量，“如果被告继续保留现在的说法，法庭将继续举证，并要在继续举证的基础上作出判决。”

　　10分钟后，李波涛表示愿意认罪合作，并向法庭如实陈述当天作案的全部事实。

　　“德国法庭审理对被告人的认罪与否非常重视，”一直旁听的东营市中院刑二庭庭长徐峰解释，“如果被告人认罪，法庭调查可以简略；如果被告人拒绝认罪或认罪不彻底，法庭将会对案情进行非常详细的调查。可以说，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决定了庭审的繁简。”

　　在控辩双方总结陈词后，审判长迪特·安德斯宣判被告李波涛由于伤害致死罪、纵火罪，根据德国刑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法庭判决被告十四年的有期徒刑，并且承担诉讼费用，羁押期间从判决的刑期中抵消”。

　　值得注意的是，纵火罪当初并没有在起诉书中提出。德国检察官有权在庭审过程中根据情况改变起诉书指控的意见；而中国检察官在庭审过程中是无权改变起诉意见的，因为起诉书的意见是以检察机关的名义提出的，作为个人的公诉人，其无权改变本机关作出的决定，只能坚持起诉书中的意见。

　　迪特·安德斯还当庭解释了法院判决的理由，“李先生，本法庭对这个案件的判决也是感到比较难。”

　　“你的犯罪行为以及犯罪细节非常接近谋杀罪，本法庭量刑时作出了最有利于你的考虑，对你判处有期徒刑，如果是谋杀罪就要判处无期徒刑。”

　　迪特·安德斯说，我们曾向你承诺，如果您坦白，我们会作出有利于你的判决。庭审中，我们也几次休庭给你机会考虑，“谢谢你最后还是认罪了，这样就避免按照法律判处您谋杀”。

　　“本法庭不想冒风险让人认为法庭对你的坦白没有考虑；另外考虑到你已被羁押了五年，如果判你有期徒刑不会导致让你一生没有前途。”迪特·安德斯最后总结说。


　　
　　“直接言词”

　　7月27日，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模拟审判，则没有太多的悬念。

　　庭审时，李波涛一直为自己作无罪辩护，控辨双方唇枪舌剑，法庭调查持续近一天。到庭审后期，李波涛突然180度大转弯，“承认”起诉书指控的事实。

　　法庭随后休庭合议，讨论时，法官们认为虽然指证被告人李波涛有罪的证据不足，但“李波涛的有罪供述与法庭出示的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的链条”。最后，审判长李胜昌宣布判决“李波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李胜昌看来，双方法庭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德方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即所有与案件有关人员必须“出庭作证”，而中方往往由检察机关宣读“书面证词”为主，警察和专家证人几乎不出庭。

　　一项统计标明，我国证人出庭率不超过8％，有96％以上的警察从没为自己办理的刑事案出过庭。

　　“主要是中国法律没规定证人必须出庭；在司法实践中，中国的证人保护和补偿等配套制度不完善，也导致了许多证人不愿冒险出庭作证。”李胜昌说。

　　审判长迪特·安德斯博士说，在德国庭审中，特别强调“直接言词”和无罪推定的原则。他举了一个曾轰动德国的案例，德国汉堡法庭审理涉及美国“9·11”事件的两名恐怖分子苏迪和蒙达利克，但因美国拒绝引渡证人，只是将一份证人在美国警方所作的陈述总结送到法庭，这导致了法庭的举证非常困难：法庭无法确定证人证言是如何而来，“究竟是在监狱里进行审讯得到的，还是在中央情报局逼迫下证人才作的证言？”

　　最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因无法判定证人证言的可信度，对两名被告作出无罪判决。“这个判决是正确的，德国法律不能为了照顾外交关系，抛弃自己的无罪推定和直接言词法律原则。”事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发表声明说。
　　


　　为中国司法改革提供借鉴

　　为何同样案情，中德模拟法庭判出两个结果？

　　“主要是两国司法制度和法律传统不同。”李胜昌告诉本报记者，虽然两国同属大陆法系，但判决结果反映出两国刑法在定罪量刑等方面的差异。

　　“因为德国没有死刑，德方模拟法庭判处李波涛14年有期徒刑，应该说是很重的惩罚，和中方判决的无期徒刑相似。”参与中方模拟庭审的东营市中院刑一庭庭长张志刚说。

　　去年7月下旬，李胜昌曾赴德考察刑事审判程序，两国也曾“同审一案”，审理一桩大学生吵架和偷窃电脑案。在那次模拟中，中德双方判决结果一致，都认为证据不足，宣判被告无罪。

　　“虽然中德双方模拟庭审的程序有别，但诉讼活动的目的一致，都是为查清案件的真相，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藤炜在总结会上说，中德双方模拟庭审的展示和交流，将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提供借鉴。

　　“这次模拟庭审我们选取的是法院曾经判决一个真实、复杂的案例。”李胜昌透露，被告、证人都由法庭工作人员“扮演”，模拟法庭将中德双方刑事诉讼程序、刑事司法原则和法律理念的差异非常完美的展示出来，“真实案例中，李波涛的判决结果和中方模拟庭审结果一致：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通过两天的模拟庭审交流，中方法官除了了解两国诉讼程序等制度方面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德国同行在庭审中，如何利用法律的观念和对法律的理解。”藤炜说，“我个人觉得，法治理念存于人的内心，可能比法律制度更为重要。”

撕床单

真是长了见识,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