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太监问题的时候,首先就有一个疑问。中国古人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又讲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视,所以才有夏侯淳拔矢吞睛的传说。而在太监问题上,对这两点都是极大的背离。在个人层面上,这个问题可以理解,有人选择做太监或出于无奈或出于生存需要,皇帝为了后宫清净自是倾向于使用太监,大臣在专制权威之下也不敢出声。然则在整个文化层面上,对这样一件违反人性的事务,却罕见反对的声音,这一点我始终想不清楚。
   惟一略能搭边的一个可能性解释,就是传统文化对个人的漠视。传统中国构建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这套结构是依托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编织而成。就这个意义上来讲,伏尔泰等启蒙时期的哲人对中国的认识是很到位的,中国是一个以伦理立国的。贞节的本质意义是维系这种结构的一个纽带。对于贞节的破坏,即是对帝国运行结构的破坏,这是处于社会统治层面的帝王将相和文人士子不能容忍的。太监的出现便成为可以理解的。
   而对于太监本人而言,这是对其生命意义的漠视。就人的动物层面而言,延续后代是其本能。就人的社会层面而言,想想太史公自序里面的话语,就能明白阉割对人性的摧残。不能说传统中国不尊重生命,但在社会国家面前,个人的意义就可以被冠冕堂皇的牺牲掉。这一点,我始终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缺失。
   反观同一时期的欧洲,被称为一个重新发现“人”、解放“人”的时代。一句题外话,重新什么意思?就是曾就有过,期间中断了,现在重来。换而言之,在欧洲,对“人”的尊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是有文化传统的。无论是把这一时期那些巨匠称之为“人文主义者”还是称为“人本主义者”,其蕴含的基本意象就是指向“人”,一个大大的“人”。从这个目的出发,文艺复兴的大师们致力于解放“人”,教育“人”(这一努力决不可忽视)。无论是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但丁、彼特拉克还是生活在1505年的米开朗琪罗、伊拉斯谟或者莫尔。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这项工作。而人的解放、人的教育则是开启近代社会大门的真正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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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唐寅迎娶沈九娘
   寅即是虎,伯虎即是白虎。这并不是一个好名字,古人常用“白虎星”辱骂所谓“克夫”的弱女子。不但取名为虎,还刻意的取白虎为字,可谓唐寅倔强叛逆性格的见证。他的一生果然很不幸。曾经有个影视人物,名唤华英雄,一段“我命中注定天煞孤星,一生飘零。。。”之类的自语曾经迷倒过多少影迷。人们总是喜欢品叹别人的悲剧,犹如拿着望远镜观看雪山崩塌。历史,就如那雪山,能够看到,却离得很远。
   唐伯虎就是像那座雪山一样的人,所以他得到了后人无数的叹息和同情。但后人的关心并不能带给他活着时候的温暖,能带给他温暖的是沈九娘。在1505年的时候,两个人走到了一起,迎来了唐伯虎人生最为幸福的十年时光。每当我这样写一个古人的时候,心里总有些不忍。在唐伯虎的眼里中,早年的阴霾被一挥而去,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幸福。但在我眼里,想到的却是这些只有十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残忍。因此,我们何妨放下自己的先知身份,和这苦命的人一起体验他宝贵的幸福呢。
   沈九娘是青楼的官妓,唐伯虎是被视为科举作弊的举子。青楼女子的社会境遇自不待言,一个被视为科举作弊而下过狱的举子社会境遇也好不到哪去。唐伯虎曾在信中写道:“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为了莫须有的罪名,唐伯虎被断绝仕进之路,并且搭上了声名。(参见注一)为此,他在异乡飘荡多年,心中寂苦郁积,便付之于诗,付之于画。唐伯虎迎娶沈九娘之后,夫唱妇随,诗画为生,生活变得恬淡幸福。他这一时期的诗充满了这种江南富足人家的闲情逸致,是为《江南四季歌》:
  
   江南人住神仙地,雪月风花分四季。满城旗队看迎春,又见鳌山烧火树。千门挂彩六街红,凤笙鼍鼓喧春风。歌童游女路南北,王孙公子河西东。看灯未了人未绝,等闲又话清明节。呼船载酒竞游春,蛤蜊上市争尝新。吴山穿绕横塘过,虎邱灵岩复元墓。提壶挈盒归去来,南湖又报荷花开。锦云乡中漾舟去,美人鬓压琵琶钗。银筝皓齿声继续,翠纱污衫红映肉。金刀剖破水晶瓜,冰山影里人如玉。一天火云犹未已,梧桐忽报秋风起。鹊桥牛女渡银河,乞巧人排明月里。南楼雁过又中秋,桂花千树天香浮。左持蟹螯右持酒,不觉今朝又重九。一年好景最斯时,橘绿橙黄洞庭有。满园还剩菊花枝,雪片高飞大如手。安排暖阁开红炉,敲冰洗盏烘牛酥。销金帐掩梅梢月,流酥润滑钩珊瑚。汤作蝉鸣生蟹眼,罐中茶熟春泉铺。寸韭饼,千金果,鳌群鹅掌山羊脯。侍儿烘酒暖银壶,小婢歌兰欲罢舞。黑貂裘,红氆氇,不知蓑笠渔翁苦?
  
   对比当年唐解元意气风发之时的《上吴天官书》,文风可谓判若两人:
  
   若肆目五山,总辔辽野,横披六合,纵驰八极。无事悼情,慷慨然诺。壮气云蒸,列志风合。戮长猊,令赤海。断修蛇,使丹岳。功成事遂,身毙名立。斯亦人士之一快,而寅之素斯也!
    一边是马革裹尸的燕赵悲歌之士,一边是浅饮低酌的江南风雅文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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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本不该有真假之问。其实质应该是传统士人的心灵之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传统士人的大志。然则,这要建立在科举一途上。当科举之路一断,则宛若去势一般,顿时少了雄风,昔日马革裹尸的壮怀激烈化为乌有,或做疯癫状、或作不屑状、或为呢喃之语。这不是在拷问唐伯虎,而是对传统士人的一种质疑。
   每当报国无门,便有怀才不遇之感,整个的人生便与国家挂在一起。从本质上讲,这与收容太监的文化是一致。多了统一性,多了整体性,而少了个人。
   唐伯虎虽有叛逆不羁之名,然依然不能脱俗。试看前面引用的桃花庵一诗,这首诗作于1507年,时桃花庵筑成: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这首诗有让人醉的感觉,仿佛粪土当年万户侯,看穿了人间的富贵,嘲笑他人看不穿。但其实究竟是谁看不穿呢,念念不忘看穿的人,往往并没有看穿。真正的境界应该犹如那位先哲,“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语中无富贵,心中才能无富贵。
  
   再看其绝笔之作,依然弥漫的是这种情绪: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伯虎绝笔》)
  
   更不要说他的贫士诗系列,试看这首:
  
   贫士灯无继晷油,常明欲把月轮收。九重忽诏谈经济,御彻金莲拥夜游。 (《贫士吟之二》)
  
   前文已说,这里绝不是苛求唐伯虎,而是想探究传统士人的心态,以及其背后的那个文化。
   在这个文化之下,家国始终绑架了个人,为它喜,为它忧。因它壮怀激烈,因它愤世嫉俗,因它落寞终生。
   这种文化苦苦的折磨这士人,之于这一时期终于产生了突破,那就是王阳明先生的伟大贡献。其伟大之于今日,依然可以为知识分子精神的依托。
   但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则是走了另一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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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05年的欧洲,则是另外的一副景象。文人正在谋求社会地位的崛起。他们为君主工作,甚至受君主的责骂,但其自我价值已经确立。他们的工作首先是为上帝而服务,其次便是追求自我的价值。这种个人精神的独立,其意义是重大的。
  
   文艺复兴的大师们把每个个人都看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一个生命体。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个人都有权利也有责任,在他活着的这一辈子里面实现他自己的价值。尊重人的价值,就意味着肯定人在尘世间的幸福。人生的价值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不能推到无限遥远的未来,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
  
   对个人价值的追求是人类进步的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社会越是尊重个人价值,其思想就越活跃,这个社会也就越有活力,越能促进发展。当个人价值不被仅仅绑架于家国事功的时候,它就有更多的途径去自我实现,从而展现于艺术文学哲学历史等各个领域。以此,这便是真正的文艺复兴,也是近代社会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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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吕纪之死与工笔画的衰落
    吕纪 (1477一1505年) ,字廷振,号乐愚,一作乐渔,浙江宁波人。擅长花鸟、人物、山水,尤以工笔花鸟画著称于世。其花鸟画初师从明工笔画大家边景昭,后又学林良,并广泛师法唐宋诸家,而自成一体。除工笔重彩外,也擅长水墨写意。其花鸟画常画凤凰、鹤、孔雀、鸳鸯之类,描绘精工,色彩富丽,法度谨严。画花树则古艳夺目,工笔勾勒与水墨写意具佳,笔墨流动,发展了花鸟画的表现形式,成为工笔画一代宗师。其山水宗法马远、夏圭,粗笔挥洒,随意点染,简练奔放,苍劲有力,富有气势和动感。传世之作有《桂菊山禽图》、《雪梅斑鸠图》、《残荷鹰鹭图》、《鹰鹊图》等传世。
   吕纪以画名被征召入宫,每逢“承制作画”,总是“立意进规”, 颇得皇帝喜爱。孝宗尝称道之: “工执艺事以谏,吕纪有之。以此,吕纪被赐值仁智殿,授锦衣卫指挥使。以宫廷画师任绵衣卫的官职是明朝独有的作法。这似乎不太好理解,在明史职官志中曾经解释锦衣卫的职分为:“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威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然则让画师充当锦衣卫似乎真的有点不伦不类。当时的兵部尚书马文升就很不满这种现象,上疏道:“祖宗设武阶以待军功,非有临战斩获者不得轻授。今传奉指挥张玘辈,特画工耳,岁有俸,月有廪,亦既可偿其劳,或优宠之,赏以金帛,荣以冠带足矣。今竟概铨武秩,悉注锦衣,准其袭替,则介胄之士,冲冒矢石,着绩边陲者,陛下更何以待之?幸门一开,恐不足为天下劝。”清朝的胡敬也批道:“明多假以锦衣卫衔,以绘技画工概授武职,经准袭替,其失也滥。”但皇帝也有自己的考虑,要是通过正常途径给这些画师授官,那更是麻烦,少不得和大臣们争辩不休。而锦衣卫则“方恩荫寄禄无常员”,这多好,只要方便就行,管它是不是名实相符呢。
   明中期是工笔画的复兴期,以吕纪为代表宫廷画家弘扬唐宋工笔花鸟画,树立起工笔画的第二座历史高峰。然而,在1505年吕纪的去世之后,后继乏人,加之朝政衰落等因素的影响,工笔花鸟画自此衰落。接着,董其昌推出了著名的“南北宗”论。“南北宗”论褒扬南宗文人画而贬低北宗宫廷院体画,写意画深得推崇意境的文人之心,院体风格的工笔花鸟画更是一蹶不振。这种不振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始有复兴的趋向。算算看,竟有440年的时间。
   个人对传统绘画所知不多,但总觉得工笔画的衰落是一种遗憾。写意画固然能直抒胸臆,颇得文人之好。然则,窃以为工笔画求真的精神实不可丢。似乎文化传统中一到求真求实便落了俗气,只是有时候太清空了未免就过于虚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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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戴珊逝世 
   
   戴珊(1437-1505),字廷珍,号松厓,江西浮梁(今景德镇北)人。珊幼嗜学,天顺八年(1464)进士,,与刘大夏同年。历任御史,陕西副使,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南京刑部尚书、左都御史。赠太子太保,谥恭简。
   戴珊晚年深得孝宗皇帝信赖。前一年的时候,戴珊考察京官,廉介耿直,秉公办理,让很多贪官庸吏胆战心惊。给事中吴蕣、王盖觉得自己位子可能不保,就先发制人,接连上疏诋毁吏部尚书马文升,并言珊纵容妻子和儿子纳贿。戴珊等人闻听之后,上疏请求辞职。当然,绝不是真要辞职,是要皇帝给个说法,明朝的官员最喜欢来这一套。果然,孝宗好言相劝,挽留下来。御史冯允中等上疏:“文升、珊历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词废计典。”于是就将吴蕣、王盖下狱候审。并命马文升、戴珊上报考核情况。戴珊等言:“两人逆计当黜,故先劾臣等。今黜之,彼必曰是挟私也。苟避不黜,则负委任,而使诈谖者得志。”这话说的多到位。孝宗听罢,命呈上两人考核情况,皆罢黜之。不久,刘健等人力言吴王二人问题不大,宜调用,不宜罢黜。孝宗正信赖马文升和戴珊,最终不接受调用的建议。
    孝宗晚年召对大臣,戴珊与刘大夏是造膝宴见最多的。戴珊乞求辞职的事开篇已经讲了。当时,孝宗极力挽留之后,戴珊说了这么一句话:“死是官矣。”没想到一语成谶。孝宗死后,戴珊以新君嗣位不忍言去,强撑着视事。结果病发,在1505年末去世。可谓以身殉职,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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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格逝世  
    
  章格(1426-1505),字韶凤,号戒庵,常熟人。章格居官近五十年,所到之处以清慎著称。
  
   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升刑部郎中。主掌刑曹期间,曾经平反书生王某冤狱。后来,王某飞黄腾达,主管应天府(南京)贡举,非常想回报章格。章格禁止自己的两个儿子勿应试,因此颇受时人尊重。后进海道副使,驻广州。正统十年,琉球商船贸易他国,被风吹至广东香山港,守臣以海盗之名执之,意欲屠戮,章格及时组织,上疏为琉球商人辨奏,发还其物资而遣返。再升为云南按察使,安抚缅甸等周边属国。又升福建布政使。再迁为南京光禄寺卿,不久升大理寺卿。弘治九年(1496)致仕,弘治十八年农历七月初七日去世,年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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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岌逝世  
    
   刘岌(?-1505),字凌云,四川涪州(今涪陵)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吏部主事,迁郎中。历任太常卿、礼部尚书兼掌太常寺事。深受宪宗皇帝信赖,加太子少保。弘治二年(1489)致仕,弘治十八年八月初六日去世。
   关于刘岌,并没有太多的事迹可言。只有一个后人笔记里的小故事很有意思。不妨一看。
   说刘岌妻子死后,小妾妒忌成性。婢女给他生了个儿子。小妾大怒,命仆人把小孩抱出去弄死。仆人把小孩扔到城下,回去和小妾索要金钱买棺材。正好刑部一小吏路过城下,听见小孩哭啼,就抱走了。有个叫周帽儿的邻居见到了这件事。仆人回来后,问小孩去哪了,周帽儿以实相告。仆人回去之后,就对小妾撒谎道:“小孩已死,焚化了。”刘岌自公署下班归来,小妾骗他道:“刚才小婢生了个女儿,死婴,被我扔了。”结果,也许是报应,而后八年,刘岌再没生子。
   及刘岌致仕归还涪州,有知情的乡人出使归来,拜访刘岌,问道:“公有儿子吗?”刘岌说:“唉,没有。”乡人道:“公有儿子,现在已七岁,怎么能说没有儿子呢?”刘岌大惊,询问之下,乡人把事情告诉了他。刘岌急切的说:“君要是能令小儿得还,则刘家有后,君之赐也。”
   于是就派遣一个仆人携带百金,随从乡人入京赎儿。到京之后,没想到那小吏已经役满回家了。幸亏有人相告:“那个小吏尚居住在崇文门外某条巷中。”于是二人赶紧前往,出金赎儿。小吏的妻子非常疼爱这个孩子,视如己出,大哭大闹不愿归还。乡人劝谕再三,才勉强同意。小吏遂与仆人一起,把小孩送至涪州。亲戚朋友听说了这件事,都凑到一起前往迎接。刘岌见到孩子之后,抱持大哭。
   有人赋诗道:“八旬老父江边立,七岁孩儿天上来。”谓刘岌衰老之年得子,于乖离绝望之中为天所赐,实为人生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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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珍逝世  
    
   强珍(1430-1505),字廷贵,沧州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泾县知县,颇有政绩。后擢升为御史,正气凛然,敢言无畏,时人多以青天尊称之。
   时值汪直用事,汪直年少时喜欢军事。陈钺便劝汪直远征伏当加(满清之先人),立边功以自固。汪直听从建议,用抚宁侯硃永为总兵,并且亲自监军,以伏当加进犯的名义远征辽东,斩首六百余级。班师而还,硃永封保国公,陈钺晋升右都御史,汪直也加了大把薪俸。汪直尝到了用兵的甜头,又用王越的建议,诈称亦思马因犯边。命令硃永同王越西征,汪直为监军。自然,又是抢掠一番而回,王越受封威宁伯,汪直再加俸。这样一搞,周边部族自然不满,奋而发兵,真的打了进来。时伏当加进攻辽东,亦思马因进攻大同,杀掠甚众。可见,当时明朝对于辽东尚能戏耍利用,犹如玩火。谁料这星星之火在百年之后,竟然将大明倾覆,可谓玩火者必自焚。
   当时强珍为辽东巡按,于是将陈钺的奸状上告皇帝。当时汪直自衿有大功,刚巡边而还,陈钺跑到郊外五十里迎接,急不可耐的打小报告,汪直大怒,上疏皇帝,称强珍所奏都是诬陷之词。成化帝令锦衣千户萧聚将强珍押解至京。当时,汪直颇受崇信,强珍被判奏事不实,贬往辽东。宣判之时,强珍尤面不改色,慷慨陈词:身遭缧绁,吾何罪之有?刑部官感慨叹道:沧州硬汉,可敬可佩。强珍赴辽之前,预计自己九死一生,先迎其母袁孺人(后封恭人)至通州,若将永诀。其母对其慰勉一番,以壮行色。有明一代,如此深明大义、永垂青史的母亲不在少数,可谓明史之一大亮点。
   强珍的冤案引起正直之士的不满,痛恨汪直之人,指王越、陈钺为二钺。宫中小太监阿丑精于演戏逗乐。一日,于成化帝做酒醉谩骂状。傍边有人积极配合,高喊皇上驾到,阿丑谩骂如故。又喊汪太监到,阿丑做逃避而走状,喊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又装成汪直的模样,手持两钺走到成化帝面前。有人问他这是啥意思,阿丑答道:“吾将兵,仗此两钺耳。”又问何钺,答道:“王越、陈钺也。”成化帝听了,虽然一笑了之,然则心里已经有数了。不久之后,汪直被冷落。后借汪直监军宣府之机,将他留在了大同,不许回京。
   三年后,汪直被发往南京充军,籍没家产,汪直用事告结束。此时,言官为强珍昭雪,成化帝特命强珍官复原职,致仕。
   弘治初,再度出山,起为山东副使,后擢大理少卿,再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改南京右通政,不久以奉养老母为由,致仕。弘治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去世(一说卒于正德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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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西图为亨利七世绘像
  
   今天转向欧洲的文人和艺术家们,看一些不一样图景。先从一个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的人开始,他就是米歇尔西图(michel sittow)。1505年,西图正在英国,为亨利七世绘制一副肖像。(即本人博客中的那副亨利七世像)
  
  
   1469年,西图出生于汉撒同盟港口城市里夫尔(现爱沙尼亚塔林)。他的父亲是一个金粉艺人。年轻的西图曾在布鲁日深造,虽然没有成名,但得到了勃艮第荷兰的艺术真传。其炉火纯青的绘画技巧,深受雇主喜爱。1492年的时候,他出现于西班牙伊莎贝拉手下,年薪高达五万西班牙金币,是女王手下最著名的画家之一。后来随着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姻,在1502年的时候西图跟随疯子胡安娜去了荷兰,不久正式成为英俊菲利普的仆人,成为哈布斯堡家族御用画家之一。菲利普死后,他接着侍奉哈布斯堡公主奥地利的玛格丽特。
  
   前文说过,哈布斯堡家族不怕打仗,但更喜欢结婚。在哈布斯堡婚姻大战的过程中,西图是个关键的角色。那时候没有照片,见面又太麻烦,看对方的肖像画便成为首选。因此,哈布斯堡家族一再让西图为自己的王子公主们绘画,也一再派遣西图前去绘制王侯贵族的肖像。这种肖像画的作用是很大的。有一次,西图去丹麦为哈布斯堡家族绘制丹麦王克利斯蒂安的肖像。肖像带回来之后,玛格丽特的侄女伊莎贝拉很不满意未婚夫的仪表,说丹麦王的长胡子很不好看,要求克利斯蒂安立即刮掉长胡子,否则婚事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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