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zz

【2004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作者按】在2004年即将结束之际，笔者应《社会科学报》和《东方早报》编辑的邀请，选出今年西方知识界具有公共性影响的事件进行回顾综述。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美知识界的报刊与互联网的报道与评论。由于笔者阅读与知识的局限，以下选择与述评远非全面与客观，仅供读者参考。网络版的文稿是综合了发表在《社会科学报》（12月30日）和《东方早报》（12月30日）的两篇文章以及其他资料综合改写的。

　　1. 《华氏911》掀起政治风暴

　　电影记录片《华氏911》可能是2004年度西方公共思想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导演托马斯·摩尔试图在电影中惊爆内幕：布什家族与沙特阿拉伯王室及本·拉登有密切的生意往来，而在911攻击发生前后布什当局先玩忽职守，使美国陷入恐慌，尔后出兵伊拉克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整个影片以辛辣的讽刺手法，激烈抨击了布什的反恐战略。今年五月《华氏911》在法国戛纳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奖，关于美国政府曾试图禁止影片发行的消息广为流传反而成为最佳的促销广告。电影在美国上映的最初几周场场爆满，创下了纪录影片票房的历史记录。摩尔本人立即出版了两本新书，并在欧美各大传媒频频亮相，还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动机：就是想要借此影响年底的总统大选，把布什赶出白宫！在方兴未艾的反布什浪潮中，《华氏911》成为知识界与大众传媒热烈讨论的话题。

　　这部电影无疑是非常“解气”和“解恨”的，但其立场的客观性与证据的可靠性却非常可疑。以这种愤怒的方式介入政治讨论是否正当便成为公共争论的一个焦点。有评论家坦言，“是的，电影是不公平的，是蛮横的，但那又怎么样呢？对不起，美国人已经没有耐心了！”。摩尔声称“华氏911”就是“自由的沸点”。沸腾的自由不就是革命吗？影院中的群情欢呼以及传媒中风暴式的评论，简直掀起了一次“革命的狂欢”。但节日的兴奋总是难以持久。随后左右两派都有负面的批评。许多评论指出，整个电影完全抛开了纪录片惯常的审慎与客观的姿态，通过诱导性与煽动性的叙事剪接策略，大量使用阴谋理论与“情状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以达到谴责与嘲弄的效果。在知识论的传统派看来，摩尔的话语策略与布什战争宣传如出一辙。是“煽动性的政治宣传”，是好莱坞式的娱乐。革命的激情渐渐从沸点回落，而保守势力却趁机发起反攻，将“爱美（国）激情”推向“燃点”。一个温度更高的名为“摄氏911”的网站应运而生，专门收集对摩尔歪曲事实的批评、投诉以及各种负面报道。一部名为《摩尔憎恨美国》的新纪录片上市，导演威尔逊（Michael Wilson）检讨了摩尔的纪录片制作方式，批评他的不正当操纵手段。也有揭露“摩尔真相”的新书出版。整个论战透露出美国公共舆论在政治意识和文化态度上的严重分歧。

　　2. 德里达的“讣告风波”

　　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于10月8日去世，享年74岁。10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坎德尔（Jonathan Kandell）撰写的讣告，以轻佻的笔法描述了德里达的生平与学术生涯，对解构主义仅以“晦涩难懂”一言蔽之，引称说“许多并无恶意的人仅仅为了能减免理解解构主义的负担而期望它死去”。这篇讣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德里达的朋友与倾慕者们被深深地激怒了，在他们看来这篇讣告是“不公平的、无礼的、怀有偏见的”。十几位著名教授和学者分别致函抗议，认为《纽约时报》的这篇讣告是污辱性的，而将讣告的写作交给一名不学无术且心存恶意的作者，标志着时报专业伦理的堕落。加州大学Irvine校区的部分教授建立了“纪念德里达”的网站，在网上发起签名活动，目前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4200名学人参加，形成了一场捍卫德里达的运动。

　　《纽约时报》在舆论压力下做出及时的应对反应。除了刊登一些言辞激烈的抗议信函之外，还在10月14日发表了泰勒（Mark C. Taylor）教授的正面评论文章《德里达究竟想说什么？》，称德里达将（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一起）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哲学家之一被人纪念。英国《卫报》在10月11日发表的长篇讣告中，对德里达做了较为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也透露了学术界对他的非议与排斥。1992年5月，当剑桥大学决定授予德里达荣誉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以白瑞·史密斯（Barry Smith）教授为首的18位著名哲学家联名至书剑桥大学表示反对。认为德里达作为“哲学家”的作品没有达到专业学术所要求的基本的“清晰与严谨”。剑桥大学最后不得不启动特殊的投票表决程序来解决这场争端，结果以336票对204票通过了荣誉学位的授予。著名左翼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发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对新锐左翼深怀不满，但这次对德里达却另眼相看。他在10月15的《卫报》发表《不要嘲弄德里达》，文章批评英国知识界的保守人士对德里达的嘲弄，认为多半是出于无知与误解。

　　德里达注定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身前死后都是如此。除去意识形态的原因，德里达的讣告风波或许也反映出欧陆与英美的学术传统之间、以及所谓“后现代”与“正统”学派之间的争议冲突仍在继续。

　　3. 法国知识界讨论民族的认同危机

　　2004年的法国思想界弥漫着一种哀愁的气氛。还在德里达去世之前，知识界就在哀悼法国的没落。今年夏季法国主要媒体《费加罗报》（Le Figaro）发起题为“成为法国人意味着什么”的大讨论，从6月到8月间有40多位哲学家、政治家、学者和作家陆续发表文章。在此之前，已经有几本反思当前法国危机的著作（如巴夫瑞兹[Nicolas Baverez]的畅销书《没落中的法国》）在读书界引起关注，成为触发这场讨论的一个契机。许多文章弥漫着一种悲观的基调，透露出知识界对民族现状和前途的深重忧虑。讨论列举了法国衰落的症状：在全球势力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在欧盟中角色的削弱，衰败的经济和高失业率、难以整合的移民族群等等。哲学家德尔索（Chantal Delsol）的一段话被许多传媒摘引：“一个如此辉煌的民族怎么会变得如此平庸、如此沉闷、如此禁锢于自己的偏见……，在今天做法国人就是去悼念我们不再拥有的品质”。她还表示，某些精英人士企图掩盖这种衰落，使人民得以生活在虚幻的自得之中，她对此感到羞耻。语言学家海格戈（Claude Hagège）认为法语正在走向衰落，而这与法国民族的衰落是不可分的。

　　这场讨论充满了对往昔伟大时代的怀旧情绪、对当前民族认同的危机感以及深切的自我怀疑与批判精神。讨论的发起者《费加罗报》编辑主任在总结中写到，过去20年的欧盟计划被看作是法国走向复兴与繁荣的独特道路，但这一承诺没有兑现。“2004年的法国是一个处在疑问中的民族”。一些欧美报刊对这场讨论做了报道。英国有评论家说，“法国是处于危机之中，但从来都是如此”。认为这种悲观论调不过是法国人过于内省和自恋的征兆。也有评论赞赏这种自我反思的精神，指出欧洲的许多国家实际上都出现了衰落，但惟有法国人能够这样坦白地讨论，而也只有在法国，这样的文章才会拥有广泛的读者。

　　4. 英国知识界反对“弱智化”的文化战争

　　但英国人其实并不缺乏自我反省。肯特大学社会学家弗兰克·富瑞迪（Frank Furedi）在9月推出一部新书，题为《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俗主义》，声称以追求真理和介入公共事务为使命的知识分子正在英国消失，而一种“弱智化”（dumbing down）的文化正在蔓延，庸俗主义（philistinism）充斥着整个从学术、艺术到文化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但富雷迪攻击的目标并不是平庸的大众，而是所谓“文化精英”及其主导的文化体制。他认为，在时尚而肤浅的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化精英越来越倡导“容纳”精神和政策，使大学教育向边缘和弱势群体开放，但这种容纳开放逐渐演变成了对学生的“迎合”，代替了严谨的知识要求，导致整个教育自上而下的平庸化。当今的大学（甚至包括牛津和剑桥这样的英才重镇）的教育标准严重沉沦，“为知识而知识”或“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追求已经成为一种耻辱，浅薄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政策使整个年轻一代陷于“弱智化”的文化氛围之中。

　　著作出版后，左翼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新政治家》发表书评，称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vitally important book）。保守派哲学家斯克儒顿（Roger Scruton）在《泰晤士报》的文章上也支持富瑞迪的观点，虽然对他“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有所保留。《卫报》、《观察家》、《高教纪事》以及许多网络杂志都纷纷评论，参与这场所谓反“弱智化”文化的辩论。有批评者指出富瑞迪具有反民主的精英主义倾向，对此富瑞迪在接受采访中声辩说：民主绝不仅仅意味着包容多数，是为了包容在有价值的目标之中。而“弱智化”的文化将使我们都被包容在一种共同的庸俗之中。对当代文化“平庸化、粗俗化和弱智化”倾向的抨击是保守主义者的老生常谈，在公共知识界也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而富瑞迪本人曾在1981年参加创立英国“革命共产党”，属于左派中坚人士。这场反“弱智化”的辩论虽然涉及政治，但根本的分歧发生在知识战线，是坚持“真理标准”的传统派对激进多元主义的先锋派的一次宣战。

　　5. “政治正确”的迷失边界：沃尔夫对布卢姆的指控

　　文化先锋人士——比如女性主义者，如果一味纠缠“政治正确”的细枝末节，势必消解政治与非政治的界线，也最终会迷失政治斗争的重心。今年2月的一起“性骚扰指控”由于涉及两位文化名人，一时成为美国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指控者沃尔夫（Naomi Wolf）曾发表《美丽神化》（The Beauty Myth）一书，揭露资本和男权如何在瘦身美容工业中合谋，制造出美丽的流行标准反过来统治女性自身，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畅销著作，沃尔夫也因此名声鹊起。而被指控者布卢姆（Harold Bloom）是美国经典文学理论的泰斗、耶鲁大学明星教授，著有《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等20多部学术专著。沃尔夫在《纽约》杂志发表文章，声称在1983年就读耶鲁期间，布卢姆教授一次在她的住处与她共聚晚餐，曾把手放在她的大腿内侧。这对她造成了精神创伤。但她同时言明，重提20年的旧事并不是要提出法律诉讼，也不是针对布卢姆本人，而是出于道义来敦促耶鲁大学确立严格的投诉保护机制。而布卢姆回绝了所有传媒的采访，一直保持沉默不予置评。

　　然而，沃尔夫并没有赢得多少舆论的同情。许多论者对她指控的动机与可信性提出质疑。更重要的是，一些学者借此批评美国女性主义的走火入魔。英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威廉姆斯（Zoe Williams）在评论中写道，“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永远不会过时。但是，将每一个暧昧的身体姿态都加以政治化还好像我们都在肩并肩地反对心怀恶意的男人——这绝不是女性主义”。她的意思可作如是解读：政治正确是要的，但要放在真正重要的政治问题上。

　　6. 亨廷顿新作引发争论

　　亨廷顿就不怕“政治正确”的威胁，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敢于放胆说“反动话”。他在今年5月出版的新著《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像是“文明冲突论”国内演绎版。认为来自南美的大量西班牙裔移民与其他外来人口不同，他们与故国具有很强的文化纽带，难以融入美国的“大熔炉”，这使美国日益分化为两种文化、两种语言和两个民族，对美国的民族认同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在亨廷顿看来，美国文化的核心就是英国新教徒的价值观念，这种文化包括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主义、英国的语言、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和习俗。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率地表示，如果最初在美国定居下来的人不是英国人，而是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新教徒，美国将不会这样一个国家，而可能是魁北克、墨西哥或者巴西。亨廷顿的新论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评论。有人赞赏他不顾“政治正确”教条的威胁，公然讨论商界和政界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敢触及的问题。有人指出他将盎格鲁-新教主义（Anglo-Protestantism）作为美国正统文化代表的偏颇与狭隘之处。也有评论认为，亨廷顿观点表明了他自己对美国文化固有的包容与宽容能力缺乏信心。还有一些更为激烈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带着面具的种族主义”论调。亨廷顿的反动言论遭到许多抨击，但他并不是布什先生的盟友，而是克里的要好邻居，自称“保守的民主党人”。这位老派政治学家固执地相信激进多元主义是一种知性与政治的迷失，坚持美国需要维系一个明确的文化传统，否则会陷入国将不国的境地。

　　7. 围剿乔姆斯基

　　乔姆斯基教授（Noam Chomsky）对此会有何感想？但这位美国最激进的“反对派”知识分子正陷入重围之中。对乔姆斯基的赞誉很多——诸如“划时代的语言学家”、“知识分子的旗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等等。但对乔姆斯基的不满与攻击也由来已久。他一再宣称美国的公共舆论已经完全被权力与资本所垄断，而他本人却在公共舆论界极为多产、活跃且名声大噪，有讥评者说这就像是“一名贞洁烈女成了红灯区招摇过市的明星”一样令人怀疑。实际上早在1969年就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公开揭露乔姆斯基编造杜鲁门总统的“语录”，批评乔姆斯基“始于对世界的告诫却沦为知识的诈骗”。虽然乔姆斯基后来终于承认了这一“难以原谅”的失误并为此致歉，但在后来的政论性写作中对证据的歪曲与滥用似乎有增无减。无论是出于对知识诚实与严谨的维护，还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敌意，对乔姆斯基的不满已经积蓄已久。这在2004年终于爆发了一次对乔姆斯基的“围剿行动”——《反乔姆斯基读本》（The Anti-Chomsky Reader）。

　　这部文集由柯利尔（Peter Collier）和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编辑，汇集9篇文章，着重分析了乔姆斯基的知识生涯和反美思想的演进。文章分别讨论了他与大屠杀之间奇异的关联、他对红色高棉独裁者波尔布特的辩护、对以色列的仇恨、对9-11袭击事件沾沾自喜的评判，指责他长期地、大量地、系统性地“捏造事实”、“篡改数据”以及“偷换历史背景”，为支持自己极端的论点可以无所不为。如果说大多数知识读者一直将乔姆斯基早年的学术工作与他流行的政论写作区别对待，那么这部文集中最令人不安的一章出自语言学家波斯塔尔（Paul Postal）和莱维纳（Robert Levine），他们重新评估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研究，其中指出他隐瞒了自己明知的自身理论的矛盾，由此指责他的学术工作品质与其政治言论相当一致：“对真相的严重轻视、掩盖内在矛盾以及对不同意见的辱骂。”文集的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乔姆斯基是不可信的！”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反乔姆斯基日志”的网站收集了大量“黑材料”，宣称“乔姆斯基的面具已被一劳永逸地揭穿了”。在当今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局势下，对乔姆斯基围剿也许并不出人意料。

　　8. 第二届克鲁格人文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布

　　美国国会图书馆去年在克鲁格（John W. Kluge）资助下设立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为100万美元，旨在成为“人文领域的诺贝尔奖”。去年首届克鲁格奖授予波兰裔哲学家考拉克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今年11月29日国会图书馆宣布了新一届的获奖者，他们是80岁的美国历史学家嘉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91岁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他们分享了100万美元的克鲁格奖金。

　　帕利坎是耶鲁大学荣休教授，曾出任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长。他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肟学位，精通基督教的全部历史，发表了30本著作，其中有对马丁·路德著作的翻译和研究，而五卷本的《基督教传统：一部教义发展史》是其代表作。帕利坎在研究中援用了9种不同语言的资料，处理了基督教文学、音乐和教义等方面的问题。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毕林顿（James H. Billington）说：“帕利坎关注的是宗教及其教义与信条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与实践”。

　　利科是蜚声世界的哲学家，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以及索邦神学院和法国其它的学院。著有《什么使我们思考？》和《记忆、历史与遗忘》等大量学术作品。毕林顿在描述利科的工作时说，“他汲取了西方哲学的全部传统，来探索和解释普遍的问题：什么是自我？记忆是如何被运用和滥用的？责任的本质是什么？他是一位矢志不移的探询者，总是促使我们去理解构成我们人类的性质与限制”。

　　9. 电影记录片《多瑙河》追忆海德格尔

　　继2002年迪克（Kirby Dick）制作的关于德里达的纪录片获得成功后，今年两位澳大利亚电影人罗斯（Daniel Ross）与巴里松（David Barison）合作完成了一部新的“思想家纪录片”：The Ister。“Ister”是多瑙河的古罗马名称，也是著名诗人荷尔德林一首诗的标题。影片取材于海德格尔1942年的“荷尔德林系列课程”。海德格尔极为推崇荷尔德林，称他是“诗人中的诗人”，课程不仅只是对荷尔德林的哲学阐释，同时贯穿着对时空、存在、艺术、技术和政治等主题的广阔思考。电影《多瑙河》长达三个小时，以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解读为主线，伴随着多瑙河从黑海直至其源头黑森林的影像画面，其中穿插了对三位哲学家的深度采访，他们分别讲述海德格尔思想与生涯的不同侧面。

　　这部影片从今年1月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首映获得好评，此后在世界10多个城市参加影展，并在法国和加拿大等电影节中获奖。虽然这类“极小众电影”不可能获取“大片”的高额票房收入，但赢得了许多知识界人士浓厚的兴趣，也获得了电影批评家的高度赞赏，有评论称之为“奇迹”和“里程碑式的电影纪录片”。

　　10. 2004年的告别：逝去的作家与哲人

　　12月28日苏珊·桑塔格的辞世，成为2004年西方思想界讣告栏上一个格外沉重的句号。（笔者另文刊于2005年1月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对桑塔格生平及思想遗产作出综述）。在这份伟大亡灵的名单上，同样醒目的是雅克·德里达的名字。

　　值得纪念的还有哲学家汉普希尔爵士（Sir Stuart Hampshire），于6月13日在英国去世，享年89岁。汉普希尔常被人与伯林和威廉姆斯相提并论，看作是最重要的牛津哲学家之一。他从对斯宾诺沙的深入研究中获得启示，形成了对自由问题与道德哲学的独特见解。二战前曾在牛津大学任教。1963至197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哲学系主任，此后14年回到牛津大学担任沃德姆学院院长，1984年至1991年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哲学。汉普希尔发表过《思想与行动》、《个人的自由》和《道德与冲突》等十多部哲学著作，影响了二战后道德哲学的发展方向。早年汉普希尔与哲学家艾耶尔的妻子蕾妮（Renee）的外遇在牛津成为沸沸扬扬的丑闻。蕾妮离婚，在1961年与汉普希尔结婚，1980去世。1985年汉普希尔与伦敦经济学院哲学教授卡莱特（Nancy Cartwright）结婚，生育两个女儿。

　　著名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2月28日去世，享年89岁。他是俄罗斯犹太移民的后代，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1944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出版20多本著作，其中以“美国人三部曲”和“人类文明史三部曲”最为著名。1975年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

　　还有杰出的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Czeslaw Milosz），于8月14日在去世，终年93岁。他的文学与人生饱含着人道主义的诉求。米沃什曾在纳粹德军占领下的波兰从事地下工作，1951年开始在法国和美国流亡近30年，期间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授斯拉夫文学。他反抗苏联对波兰的控制，曾发表批评斯大林主义的文集《被囚禁的头脑》，对西方知识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冷战结束后返回波兰定居。米沃什精通多种语言，也加入了美国国籍，但始终坚持以波兰语写作。

　　在2004年去世的还有两位战后亚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法国女作家萨冈（Fran?oise Sagan）和美国作家赛尔比（Hubert Selby Jr.）。萨冈在18岁时就以小说《日安忧郁》一举成名，后来创作了30多种文学作品。她在“五月风暴”中极为活跃，也是萨特等巴黎左岸知识圈子的核心成员。这位迷恋麻醉剂、赌博和飚车的作家，其生活与写作同样倍受争议，有评论家称她为“奢华酒店中的存在主义者”。然而，她对迷茫而叛逆的“爱情、孤独与激情”的独到感受与刻画，使她跻身于最知名的法国作家行列。萨冈于9月24日去世，终年69岁。

　　赛尔比的名望开始于1964年的小说《布鲁克林的最后出口》。因为被视作淫秽出版物，先后在美国和英国遭到起诉和查禁。但小说却在地下发行，成为“垮掉一代”的经典作品，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称其犹如“一颗炸弹”，将会流传一百年。还有人将他比作当代的亨利·米勒。但赛尔比自己的生活风格与他小说中的人物相距甚远。他后来还创作过多部小说和电影，去世前在南加州大学任教。赛尔比4月26日去世，享年75岁。

　　在告别2004年的时刻，我们向这些逝去的思想者与作家致意。因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精神存在，世界仍然可以在雨后期待彩虹。

　　结语

　　2004年西方的思想景观似乎没有露出新世纪的晨曦。纷乱的言说仍在延续着20世纪的基本纷争，保守主义的顽强勃兴，伴随着激进话语的日趋昂扬。这种两极化的冲突又同时在双重轴线上展开：一面是意识形态谱系中左右两翼的冲突，一面是知识立场中“前卫派”与“传统派”的对峙，彼此纠结缠绕、难解难分。那么，自由主义在哪里？著名史学家约翰·卢卡克斯（John Lukacs）在12月发表文章指出，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明确地将“自由主义”用作一个贬义词。还记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吗？他宣告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还不到15年，自由主义的柔声细语已经被激进主义的昂扬嘶鸣与保守主义的“神圣”呐喊所淹没。或许，自由主义的根本困局在于其自反性：它借助对传统的反叛而兴起，却又不得不依傍着某种传统来维系。如果说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当年被“魏玛的幽灵”所困扰，最后对纳粹政权的起源做出了完全不同于流行见解的判断，那么类似的幽灵在当代再度显现，这个幽灵就是可以被多样阐释的“9·11事件”。对于美国，甚至对于整个西方，这个阴魂不散的幽灵正在向思想界敲诈勒索一个极端的方案、一个非此即彼的最终解决：要么以独断的神圣真理统治全球、摆平世界，要么解放全人类、让每一个人获得彻底的平等与自由。而自由主义不可能给出如此决断的解决，所谓自由主义的胜利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不过是另外两种极端势力此起彼伏之间的一个短暂假期。

转自《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