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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说一下亨利七世的婚姻及其子女，顺带介绍几位重要人物。
　　 两年前，约克的伊丽莎白去世。换而言之，这一年的亨利七世已经是鳏夫，但他没有续弦的打算，直到去世。有材料显示，亨利七世和伊丽莎白的婚姻很幸福。这在以政治婚姻和包办婚姻为主的中古欧洲显得有点特殊。其实，他们的婚姻也是典型的政治婚姻。当初，亨利七世以里士满伯爵的身份流亡法国，为了对抗理查三世，获得那些混得不好的约克势力的支持，他公然宣布自己和伊丽莎白订婚了。其实，当时这件事根本没有征求过伊丽莎白的意见。后来，亨利七世取得王位后，他们正式结婚。
　　 伊丽莎白带给亨利七世的政治财富是显见的。伊丽莎白是爱德华四世的长女，与伊丽莎白的婚姻不仅宣布红白玫瑰战争的结束，并且为都铎君主的合法性注入了最有力的根据。除了这个根据之外，都铎君主的王位合法性是不足的。亨利七世本人虽然号称是兰开斯特家族的继承者，但其祖先其实早放弃了该系的王位继承权。都铎王室还有一个合法性来源，就是秉承上帝旨意的剑，换而言之，也就是武力夺权。这个理由必须和血统相结合才更具说服力，否则不就是鼓励农民拿起锄头造反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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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七世和伊丽莎白生了七个孩子，养大了四个。长子亚瑟已经在三年前死了。次子亨利后来继承了王位。这两位前面说过，下面介绍一下他的两个女儿。
　　 长女是玛格丽特，在两年前嫁给了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詹姆斯四世是位很有才华的国王，能够说十门语言。他在爱丁堡建立了枪械研究所，创建苏格兰皇家海军，很有才能。1513年，他战死于弗罗敦原野，当时，他力图联合法国，击败英格兰。詹姆斯四世和玛格丽特有一个女儿，那就是后来和伊丽莎白一世闹了一辈子的苏格兰的玛丽。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安排的，伊丽莎白一世和苏格兰的玛丽都葬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并且是分别在亨利七世和约克的伊丽莎白的合葬墓两侧。若是身后有知，真不知道她们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面前，会怎样倾诉各自的委屈与愤懑。
　　 次女是玛丽公主，为了区别，称都铎的玛丽。这位公主后来嫁给了法王路易十二。当时，路易十二已经是老头子了，玛丽才15岁。对于这种婚姻，先贤有“一支梨花压海棠”的妙句，多有诗意。但一到现实生活中，恐怕就诗意不起来了，尤其是身体方面。几个月之后，路易十二就翘辫子了。原因呢，据说是因为和新娘吻的太多了。当然，1505年的时候，路易十二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但心情肯定好不起来。当时，意大利战争第一阶段刚刚结束，法国人吃了败仗。两年前，法军在加利良诺大败。一年前，法国在那波利的影响被西班牙排挤出去。用马基雅维利的话来说，路易十二打错了算盘，白白丧失了对意大利的控制。更严重的是，八年之后，法军在诺凡拉战役再次被击败，路易十二几乎彻底退出了对意大利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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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八达岭长城关城建成
　　 1505年，大明帝国北部边防更加巩固了一些。京城锁钥八达岭长城的关城在这一年建成。
　　 盘踞于蒙古高原的游牧势力一直是帝国的心腹大患。京城通往蒙古高原最为便捷的通道——关沟，就成为重要战略要地。为了维护帝都的安全，明帝国在四十里关沟要道上设置了三道重卡：南口、居庸关和八达岭长城。八达岭关城的建成相当于在帝都北部关卡上又挂上了一把大锁，让人放心了许多。
　　 在中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拉锯战中，修建长城成为农耕民族的必然选择。这并不是说农耕民族在与游牧民族的交锋中总是处于劣势。相反，我一直很反对农耕民族在军事上不如游牧民族的看法。游牧民族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集聚起大批军队，利用弯弓快马的优势对农耕民族造成重大的冲击，使农耕民族猝然之间根本无法抵御。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要看到，游牧民族不事生产，难以支撑旷日持久的对抗战。比如，当青黄不接之际，农耕民族可以利用原有的积蓄支持战争，而游牧民族往往只能远遁。历史上的战例也表明，农耕民族在强盛时期完全可以彻底击败游牧民族，比如汉唐。不过，不管强盛到什么程度，农耕民族也无法根绝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也是由其流动性决定的。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拿来比喻一下这种状况倒也贴切。
　　 修建长城其实是农耕民族的理性选择。游牧民族往往是择时而击，并且这种冲击是破坏力巨大的，往往意味着财产生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对付这种威胁成为必需，可供理想方式有两种。一是主动出击，如汉唐盛世时期的做法。这种方式能够击败敌手，换来暂时的安定，但不能根绝。而要维持这种攻击力，就要做很多事，付出很多成本。且不要说庞大的战争支出，单就是最起码的养马，就意味着对大量耕地的侵占，而耕地对农耕民族来说那是命根子。还有，农耕民族的出击并不能带来丰厚的战利品，能带来的倒是大批新兴的军功贵族，这意味着更大的负担。所以，修建长城，以逸待劳，抗击游牧民族不定时地攻击，成为比较划算的也是可以常态化的做法。
　　 在与外界隔绝、主要是一种文明自我演进的时代，这种做法是理性的，也是最佳的选择。然则，等到了另一种文明发起挑战之时，这种做法就显示出了局限性，它无法接受到刺激的讯号，也无法提前适应新的挑战。随之而来的，便是落后挨打，于是早先最佳的政策便被后人归之为“闭关锁国”了。而1505年，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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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葡萄牙人在1505年的航海成就
　　 1505年，正处于葡萄牙历史上著名的大航海时代。之前的几年，他们往西抵达了巴西，并把那里宣布为自己的殖民地，往东绕过了好望角，找到了开往东方的通道。
　　 到1505年，葡萄牙人在非洲开始入侵莫桑比克和斯里兰卡等地，开始在这些地区建立殖民地。在亚洲，葡萄牙人也加大了动作，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任命阿尔梅达为第一任印度总督。3月，阿尔梅达从里斯本率20艘船出发，开始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航程。他们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征服印度、垄断香料贸易，另一个就是传播基督教。由此，有人把他们称作“右手拿剑，左手拿十字架”的征服者。阿尔梅达的征服之旅是基本成功的，虽然他自己在几年之后返航时死于南非土人之手。他控制了整个东非海岸的与阿拉伯和印度的贸易，在印度柯钦建立了殖民政权，在东方立稳了继续扩张的脚跟。在随后的几年里，葡萄牙人击败了竞争对手威尼斯人和阿拉伯人，掌握了印度洋的制海权，开始称霸印度洋。
　　 十几年之后，明政府感到了这股扩张势力的威胁。当时，葡萄牙人攻占了马六甲，马六甲的苏丹向明政府求援。马六甲的沦陷意味着大批马六甲以西的藩属国与明朝的联系将被切断，这对天朝朝贡体系的威胁是很大的。当时的大明皇帝正是在1505年即位的正德天子。很多喜欢这位皇帝的人都热衷于挖掘这位天子的好武以及他的武功，好像他还曾击败蒙古小王子，取得过不错的战绩。可是，当历史给了他一个能够扬名世界历史史册的机会时，他却放过了。他根本不愿意为了一个偏远的藩属国出兵海外，或者说是帝国的海禁政策和海军实力，决定了他也根本没有出兵海外的能力，只能放弃这个在后来历史中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葡萄牙人控制了这个咽喉要道之后，很快就扑向了中国。其实就是在这一年，葡萄牙人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在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给西班牙国王的一封信中，他明确提及了“Malchina”，也就是中国。
　　 在对海洋的争夺中，为何一方积极开拓，而一方却毫无动力？其根源在于两种文明形态的不同，但这个根据表面化了。再进一步讲，则是基于不同文明形态下的利益选择取向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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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直就没有“社稷以农为本”之类的观念，从他们的老祖宗希腊人始，就热衷于经商。也许你会说，中古欧洲商人不是没多少社会地位吗？这个不错，在贵族眼里，经商绝不是什么高尚的职业。然而，中古欧洲人也不会因为从事农业就高贵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那是一个等级社会。到1505年，欧洲的商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新兴的商人阶级积聚了大量财富。不要说天生就不可能成为贵族的农夫，就是对那些自命不凡的贵族也是眼馋的紧。一些破落子弟禁不住娶了富商的女儿，拿自己一张发黄的血统证明换来好日子，尽管可能要受到那些清高者不齿的白眼。在等级框框不是那么严格的国家，一些贵族干脆自己投资干起生意来。
　　 说了这么多，其实无非是想说明，1505年的欧洲商业已经发展起来。而伴随着商业发展而来的，就是对黄金的渴望。于是，马可波罗的游记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书里说东方存在一个到处都是黄金的国度。那还不赶去搬点回来，更待何时。最初，欧洲人航海的热情就是奔着黄金来的，或者运回香料等欧洲市场上的热销品。对甘蔗、棉花之类的农产品他们不屑一顾，开始大规模在殖民地生产这些农产品还要等些时候才开始盛行。因为那时他们发现误打误撞找到的新大陆并不是处处黄金，土地倒是又多又肥沃，费点周折，种种地倒也能换来黄金。至于说左手拿着的那个十字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门面。这可不是我说的，亚当-斯密曾经很直白的说：“传布基督教这个敬神的目的，使这种非正义的计划，成为神圣的事业。但此种计划的唯一动机，却是希望发现此等地方的金宝藏。”
　　 对于欧洲人来讲，东方确实给他们带来了想要的财富。一次成功的航行能带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益，很多人藉此发了大财。那些成功了的人士回来之后为了凸显自己，又往往添油加醋的描述东方的富饶，更加刺激了那些呆在老家的杰克约翰之流。就算是不成功的人士，回来之后为了鼓动幕后大老板继续支持自己，再去干一票，也往往编造一些谎言，鼓吹自己差一点就发了。伟大的哥伦布就是这么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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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大老板”很多就是国王君主。股本他们是要出一点的，但不用自己冒险和大海拼搏，就能换来大量的黄金，所以积极性是很高的。哥伦布航海归国，结果没有带来大量的黄金、香料，只有几片金叶子和一些奇珍异物。为了让国王继续支持他，不知道是真的听说了还是根本就是他编造的，他说有一个充满黄金的地方等着他去开采，还提议把那里所发现的金的一半，归给国王。这种提议，枢密院当然采纳了。结果继续资助他的航海事业。
　　 国王在航海时代的收益是巨大的，主要的还不是分红，象伊丽莎白一世做过的那样。最厉害的是特许状，英国最初在北美殖民的人，为诱使国王给与他们特许状，都以所发现的金银五分之一献于国王。这可是一笔大收入。就在1505年，葡萄牙国王宣布葡萄牙王室垄断香料贸易。也就是说，任何葡萄牙人想要购买、运输或销售香料，都必须从国王那儿购取特许证，黄澄澄的金子就这样哗啦啦的流进了国王的口袋。有了黄金，则意味着国王可以修建华丽的宫廷，可以资助艺术家创作，可以在宫廷宴会上挥霍浪费，也可以雇佣兵打仗。
　　 要是没有航海所带来的这些收益，国王要想维持这样的状况的话，就必须向臣民们加大征税力度。可要加征税收在欧洲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在很多国家，这意味着你要召开议会，要向他们说明你加税的合理性。而市民代表也许会这样回答你：“征税？行啊。不过我们上次提的自治要求你也该考虑考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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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说说明朝的情况。中华帝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诩，抢人家的黄金的做法断断是不会做的。在明朝，围绕着天朝形成了所谓的“天朝朝贡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天朝处于最上端，周边小国则或每年或几年一次向天朝进贡，天朝则回礼，形成了一种古代世界比较稳定的国际关系。这个体系，确乎关系到天朝的尊严，但并不关系到生存，甚至不影响天朝的基本生活。对于天朝来讲，进贡的东西多是一些奇珍异品，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很多都是皇帝把玩几天就入了国库。用现代人经济的头脑看，天朝在朝贡过程中，其实是亏损的，因为天朝的回礼一般都是要超过进贡物品的价值的，甚至是几倍于进贡物品价值。天朝的皇帝也不是不知道，有时候他会对偏远小国说，念尔等路途遥远，不必年年进贡啦。心里想你也让我省俩钱吧。可小国往往不干，这不仅是表示忠顺，更重要的是天朝能够提供他们必需的物资，并且每次朝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次大好的贸易机会。因此，单单从利益的角度来讲，天朝对开拓海外就不那么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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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麦哲伦开始远洋航行
　　 1505年3月25日，20艘巨舰停在里斯本的港湾里，准备远航。
　　 在国王的教堂里，海军上将阿尔梅达从国王手中接过王国的旗帜，1500名即将出征的战士用羡慕的目光注视着这历史性的一刻。1500名战士放在明朝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在葡萄牙则绝对是庞大的军队，占了整个王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在这1500名跪在祭坛旁边举手宣誓效忠的战士中，有一个24岁的青年，当时他还默默无名。14年之后，他也像阿尔梅达一样，代表远征的航船接过西班牙国王的旗帜，开始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他就是弗尔南-德-麦哲伦。
　　 阿尔梅达接过旗帜之后，麦哲伦像所有的战士一样，做了忏悔、接受了圣餐，并且跪着向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和上帝宣誓效忠。接着，麦哲伦跟随宗教游行般的队列，庄严地穿过里斯本的街道，向港口进发。20艘巨大的船舰停在里斯本蔚蓝的港湾里，等待着远征的战士。告别礼炮响过之后，舰队缓缓地驶向浩瀚无际的海洋，这个承载着葡萄牙国王梦想的庞大舰队出发了。
　　 在这支舰队里，麦哲伦仅仅是一个无名小卒手。他和见习水手一样，在底舱里吃喝、睡觉和生活，承担各种各样繁重的工作。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他要负责收帆和排除积水。攻城作战的时候，他要冲锋陷阵。修建贸易站的时候，他要挖沙垒墙，搬运货物。他同时扮演这战士、水手、商人等各种角色，汲取各种有用的知识，磨练着成为一个航海家必需的素质。
　　 用现在的话来讲，葡萄牙这次远征的目的就是与阿拉伯人争夺贸易地盘的，打仗自然是少不了的。一年之后，麦哲伦在科那诺尔战役中获得了真正的战斗洗礼。科那诺尔战役是葡萄牙征服史上的转折点，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葡萄牙有8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对于欧洲小国来讲，这个数字绝对不小了。当然，葡萄牙人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他们成功的控制了印度洋沿岸。麦哲伦在战斗中表现的很勇敢，成为那200个负伤者中的一员。麦哲伦伤愈之后，他被安排返回了葡萄牙。
　　 这次航行对麦哲伦而言，它仅仅是一个开始，迎接他的将是更多的远航。等17年之后，他的舰队完成了首次环球远航时，他的名声远远的超过了阿尔梅达，震动了整个旧大陆。他以其强烈的自信和非凡的勇气，冲破了人类知识的误区，为人类揭开了完整而且是全新的世界。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伟人，他环球航行的功绩迄今也许只有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能够和他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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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哥伦布黯淡的一年
　　 1505年是哥伦布人生极为黯淡的一年。他刚刚结束了第四次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远航，抱着病弱的身体回到了故土。
　　 几乎就在他返回西班牙的同时，他的保护人，也就是一直支持他远航事业的伊莎贝拉女王去世了。王室似乎忘记了他的存在，连例行的召见都没有。哥伦布只好呆在家中等待。他的日子过的并不算太差，几次远航他得到的收益，足以使他能雇用几名佣人侍候自己的起居。但这与他应得的报酬相距甚远。
　　 他写信给斐迪南国王要求自己的权益，一是要求得到自己新发现陆地净产出的十分之一，二是要求自己伊斯帕尼奥拉岛总督的头衔由其长子唐-迭戈继承，三是给跟随自己远航的同袍争取应得的利益。这些同袍过得并不好，有些人甚至身无分文，只能靠哥伦布一些接济过活。哥伦布坚持国王要付给他们薪水，因为“他们经受了难以置信的危险和苦难……他们是些可怜的人”。（他也给教宗尤利乌斯写信，给帮助过自己的修士争取利益，希望教宗能任命他们为印度群岛的主教。）但是国王对他十分冷淡，也是，他正忙于考虑怎样应付即将前来继承伊莎贝拉王位的胡安娜和菲利普，哪有时间管哥伦布这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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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505年5月，哥伦布抱病前往塞哥维亚，国王只是礼貌性地接见了他。哥伦布要求国王恢复 “我的尊严的源泉，我对印度群岛的统治和占有”。国王却不愿作出任何承诺。国王对他在第一次远航以后被授予的权益的解释上与他存在严重分歧。也许是因为那承诺太昂贵了，国王不愿意履行。国王甚至建议哥伦布放弃他的种种要求，那么国王可以在莱昂省赐给他一块收益很丰厚封地作为补偿。这个提议被哥伦布一口拒绝，因为在他看来，这不但是利益，更是他的荣誉和尊严。这样一来，国王不愿意再费心这件事了，他把有关哥伦布的事务全权委托给塞维利亚大主教德萨处理。德萨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之后，也知道不好处理，一边是劳苦功高的远航主帅，一边是国王，德萨决定再把这个包袱甩出去。他把关于哥伦布的财产和年金的案子交给了仲裁法庭。这样一来，哥伦布的要求只能诉诸于法律程序。
　　 1505年，哥伦布在争取对他的荣誉和利益中度过。王室不停地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先是萨拉曼卡，后是巴利阿多利德。哥伦布只好拖着病残的身躯紧紧跟随。他在给国王的信中抱怨说：“这就是我的命运。在 20 年的服务中，我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和危险，而我的收益为零。”“我尽了我的一切努力，剩下的只有仰仗上帝了，上帝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但法庭却并不着急，哥伦布的案子被拖了下来。1506年5月20日，巴利阿多利德城，这位伟大的航海家终究没有等来法庭的公正判决，便与世长辞。
　　 据说，哥伦布临死前，仍然坚信自己先后4次航海远征过的地方就是印度，而不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再过一年，人们为他发现的这片大陆取了一个名字，叫“亚美利加”，而不是“哥伦布”。这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事了。也许能让哥伦布感到欣慰的是，他的长子唐-迭戈几年之后终于取得了伊斯帕尼奥拉岛总督的职位，并且干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