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起反日的旗

毛泽东到任后，为了纠正此前宣传工作无计划、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首先着眼健全
宣传工作体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来管辖的范围实际上只及广东一省，同其他省市党部宣
传部门没有联系。毛泽东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通过报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
传要点，一是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到一九二六年五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
时，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十二个。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务报告
时，欣喜地说：有一件事可以乐观，就是本党在海内外的宣传工作很有进步，“本党在以前
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说可以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
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

    在国民革命错综复杂的风风雨雨中，宣传工作的成效不只表现在它的规模和数量方面，
更重要的是它贴近时事的深刻内容和战斗风格。

    毛泽东刚刚主持宣传部工作，国民党内部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林森、邹鲁、叶楚伧、张继、谢持等少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
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自称的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他们公开提出取消共产
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
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等，史称“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立“国民
党分部”，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大造反苏、反共，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
策的舆论。这以前，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
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员”。

    一个新的尖锐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的面前：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对国民党内新老
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毛泽东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时，在说明
他的政治主张后，已经指出中产阶级存在着左翼和右翼，对待两者的态度应当有根本的区
别。他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
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
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
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
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毛泽东在理论宣传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
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国
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文章劈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
命分子。”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
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乃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
朋友。文章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中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具有动摇不定的矛盾态度。例如，“有
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
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
因此，这个阶级的“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
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个分析是深刻的，在当时是独具特色的。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农民》和
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都先后转载这篇文章，随后又在广州汕头出单行本。几十
年后，作者把它作为开卷篇收入《毛泽东选集》。

    从主编《湘江评论》开始，毛泽东一向看重报刊舆论的社会作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在反击新老右派的斗争中，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据沈雁冰
（茅盾）回忆：该报当时“对外不公开，所以通信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毛泽东已编了
四期，后因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会后忙于其他工作，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我去
接编的是第五期”①。

    为什么要办《政治周报》？毛泽东在《发刊理由》中说得很明白：“为了革命。为什么
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对反革命的宣传，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怎样进行反
攻？在方法上“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在他自己主编的四
期上，毛泽东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传的实质，是“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
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
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
②。

    “联合战线”，就是后来说的统一战线的意思。那时，许多人担忧，分裂出一个国民党
右派，对国民革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的许多文章，分析了产生这
种现象的历史必然性。他的基本观点是：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的决斗中，中间派不是倒
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划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是看他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对待
国共合作的态度，对待工农的态度；西山会议派就是资产５１１五、在国民党内工作①

    ②毛泽东：《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政治周报》第１期，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５日。

    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１９８０年第３期。131

    阶级右翼的代表，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工具。从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和结构成分
来看，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
的事”，因为它“并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①。

    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潮，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分出席，席位是第十三号。会前，他被指定为大会资格
审查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并为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
革命策略之通告》，严厉批评西山会议派的言论和行为。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大”以
来的《宣传工作报告》。他还参与起草《宣传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和《党报决议
案》。

    大会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使会议得以继续坚持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

    一月十八日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节外生枝，说国民党内
所以发生两派纠纷，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务活动而不肯公开造成的。他提出三个解
决办法：“（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二）共产党员要将
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
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

    毛泽东等相继作了反驳。毛泽东发言说：关于共产党人的身分，“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
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
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
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关于共产党的活动，“在共产党的友党中
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
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国民党员加入共
产党的问题，“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这些发言
得到很多代表的赞成。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①这次会议上，
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他又
调进萧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产党员。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
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②。

    但是，这次大会在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对势力正在坐大的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触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了解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危险。
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他们准备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让步。”在选举问题上，他们甚至一
开始就打算退让，决定“只应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只是由于出席会议的共产
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们强烈反对，才使新选出的三十六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七名，
二十四名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六名。蒋介石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当选中央执行委
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里，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此时又担任了国
民革命军的总监。这就为他篡夺领导权埋下了隐患。后来，毛泽东谈到国民党二大时说：
“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
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①中国共产党出于善意的退让并没有使联
合战线内部的矛盾因此缓和下来，相反，倒是更壮了国民党新右派的胆。二大结束后才两个
月，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三月二十日，他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
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借此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在广州实行戒严，监
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

    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赶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住所，同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
商量对策。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在那里，他们俩都主张反击，毛泽东建议动员在广州
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②但遭到拒
绝。随后，他又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况，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
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
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①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的分析是：黄埔军校有五百多共产党
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五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
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
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这些建议都被拒绝。当时正率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广州访问的依文诺夫斯基也不同意，
他是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中事实上处于决策地位。在上
海的中共中央也主张妥协。三月二十九日还发出指令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
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
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
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蒋介石确实很快从中山舰事件陷入的政治危机中“拔出来”了。不到两月，他就在国民
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
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
部部长。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来指导出席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案
时，一连七天都没有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陈独秀商定的意见，
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没有签字，全会表决时也没有举手。具有讽刺味道的
是，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都激烈地反对《整理党务案》，以至声泪俱下。
但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此案。

    根据《整理党务案》，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离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的位置。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另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农民运动。
  

      把本页添加到“收藏夹”。把本站网址（www.mypcera.com）发给您QQ上的朋友，谢谢

</html

揭起反日的旗

时代书城:走向农民运动走向农民运动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农村长大。然而，对农民
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他的认识仍然经历了一个过程。

    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一九
二三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
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①陶行知当时所提倡的乡村教育，还算不上严格意
义上的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在实践上致力于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
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一九二三年一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这里成为大革命时
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

    １２１六、走向农民运动①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
讲中，谈到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时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
我没有去。”

    137

    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
东，没有完全忽视农民问题。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派
工会领导成员、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
白果乡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在
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农工会搞了一些
平粜阻禁的斗争。白果乡正好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他自然不能容许，在十一月派兵镇
压了那里的农民运动。

    刘东轩、谢怀德回白果开辟农运时，毛泽东已到广东出席中共三大。

    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
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
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
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
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
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①。

    不过，当时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共中央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认为农民运
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
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自己，一时也无暇去做。

    但中国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毕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
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
分析得很细致”的一篇文章。①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
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说：“由
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
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
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时机似乎已逐渐走向成熟，关键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实践中去艰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
二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正巧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
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看望他的乡亲不少。他和杨开
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安源矿上回
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
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一九一八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
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
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①。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
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
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
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
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
“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
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
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
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这种秘密农协发展到二十多个。在
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六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
上主持了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
支部书记。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韶山支部的这些最早成员后来都
先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
毛福轩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都那样努力，一直担任到党的省委委员的工
作，是很不容易的”。

    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后，毛泽东还注意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
党，于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指派共产党员李耿侯、钟志申等分别担任
宣传、组织工作。这方面的活动，当时湘区青年团委派来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在日记中曾多次
记载。如七月五日：“民校（国民党——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开会。我到会时才八点
钟，……到下午七点钟闭会，共开会四次，讨论有三项：一、党务问题；二、反帝国主义问
题；三、乡村的教育问题。”八月一日：“晚饭后，邀请国校（国民党——引注）同志到吉
新堂开第一次成立区分部大会。到会者同志十人，又区党委员三人，由润之主席。到十一点
钟才散会。”

    当时，湖南仍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同共产党、农协一样，都是秘密
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雪耻会”的名义进行。贺尔康七月五日日记说到的
“反帝国主义问题”，就是指毛泽东召集国民党区党部会议，商量在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
织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问题，毛泽东还在七月十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雪耻会来源于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
（共产党员）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议的群众开
枪，打死十三名工人、学生，伤者更多。全国迅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抗
议怒潮。湖南许多地方成立了“雪耻会”。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
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
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这些正是国
民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

    不过，农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泽东深知这一点。

    七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又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
奇，高抬谷价。毛泽东便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
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
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毛福轩等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萝筐等，连夜奔赴
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闭粜。
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贺尔康在日记里还有许多记载：七月十二日，“下午
润芝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门——引注）。”“九点钟，国校（国民党——引注）
开会，成立第四区分部。一点又十五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
因他的神经虽（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
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七月二十一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
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三时润之才回来，此时Ｃ（共产党——引注）人也随时到
了几个，等到六时Ｃ人还未到齐；世校（共产党、雪耻会、农协负责人合称——引注）开会
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润之
处，是Ｃ·Ｙ·的常会期”。“晚同润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引注）开
会，十二点钟时才返”①。

    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
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
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
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
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
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
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①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
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
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
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
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
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
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②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
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
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
“书生意气”了。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
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８２１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王淑兰６０年代的回忆。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版，第１７２页。

    144

    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
“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
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
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
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
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
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
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
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
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
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毛泽东在
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
友”。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一九
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
《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
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三月十九日，他被
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
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①。此前已有五届毕业
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
宫。经过筹备，这届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
二十七名学生。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
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
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
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
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
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
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
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
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
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
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
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
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
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
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
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
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
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
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
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
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
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①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
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
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
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
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
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
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
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
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
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
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
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
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
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
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
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
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
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
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
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
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
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
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
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农民运动篷勃高涨的事实面前，认为农民革命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种看法，逐渐
为国民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所承认。这时，毛泽东最富特色的贡献是：从分析农村、农民在中
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
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同盟军这个问题，大大深化
了人们的认识。毛泽东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度已走在前
列。《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九月二
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都的
羊牧之根据毛泽东的见解充实宣传内容。

    这时，毛泽东无疑已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农民运动权威。

    在毛泽东完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时，北伐军相继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
主力部队，前锋直指武汉。农讲所的目的，本来是要把经过训练的干部派回农村，向农民宣
传革命，发展农民运动。为了配合快速推进的北伐战争，第六届农讲所在九月间结束。学员
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送走农讲所学员后，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这时北
伐军已攻占武昌，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最近政策等
大问题，历时半月。出席这次联席会议的人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国民党左派还稍多一
些，再加半左派，“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右派、中派（以丁惟汾为有力领袖，戴季陶
亦出席数次，未发言）共约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说话”。“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
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①会议发表宣言，重申继
续执行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决议。

揭起反日的旗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十一月上
旬，他让杨开慧和母亲携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离开广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中共中央农委原已决定设立，但组织一直没有健全。毛泽东到任后方才正式办公。

    毛泽东主持中央农委工作后，立刻把自己的重点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到对在
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通盘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
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准。这个《计划》提出，农民运动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条
件而又在国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大力开展起来。“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
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因为这四省是北伐战争
准备首先推进的地区，发展这里的农民革命，从根本上瓦解军阀统治的基础，这是毛泽东历
来的主张。“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
做。”这个以重点带动全局的设想，使全党的农运工作有了一条具体的行动路线。《计划》
还要求“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不愿只是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导农民运动。为了实施《目前农运计划》，十一月下
旬他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联络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国民党省党部，商办武昌农民运动讲
习所事宜。

    在南昌，毛泽东会晤了林伯渠。林此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
委员会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记载：“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十二时矣”。①
第二天，他们又一同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副党代表李富春，以争取支持。晚
上，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请林伯渠、毛泽东等。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
见面，后来他把此事写进回忆录《洪波曲》，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
良。由于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二十九日作出决
定：江西选送一百五十名学员到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三千元。林伯渠在这天的日记
中说：“十一时开十一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②

    这时候，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毕业于
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学员回湖南后，
成为农运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人，农民协会
会员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二百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人，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
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
的经济斗争，并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县成立县务会议，出席这些６３１毛
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林伯渠日记》（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９２７年６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
１年版，第４８—４９页。

    《林伯渠日记》（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９２７年６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版，第４８—４９页。

    152

    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的工作。

    像急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在人们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
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

    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坐不住了。“农
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①。他
们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
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联合阵线
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同国民党
湖北省党部筹商农讲所事情。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分在汉口参
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这次会议错误地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案说：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
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
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
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
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
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事实上，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和他的日益
向右并不是这种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实际结果，只是单方面地限制工农运动的发
展，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会上，陈独秀还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
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

    会上不少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广东区委的负责人重申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
张。中共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
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
认为条件不成熟。”①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毛泽东还
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
些重要提示都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以十二月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对陈独秀右倾政策的怀疑越来越深了。陈独秀本来是他非
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
大。毛泽东已开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和武装。当然他这时的考虑
并不成熟，对陈独秀的观点一时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对。几个月后他曾解释说：我后来
的观点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
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①当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
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应该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带着农民运动是
否“过火”“幼稚”的问题，他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村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
事。恰好在这时，他收到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
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②十二月十七日，他从汉口到了长沙。

    正在举行的湖南农民、工人代表大会在二十日下午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会的《通告》
上这样介绍毛泽东：“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
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
早。”欢迎大会主席在致词时，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③。

    工农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提出许多问题，由省农协委员长易礼容整理，请毛泽东一一
作了解答。他还参加了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四十个决议案，肯定农民以９３
１六、走向农民运动①

    ②

    ③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版，第３０４、３３８页。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
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８７页。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155

    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
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毛泽东认为，“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①。
这同“十二月会议”的方针明显地是两条路。

    接着，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下乡考察农民运动。行前，国民党湖南省
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将巡视重要意义六项“通告各县党
部，要求协助作好考察工作”。

    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
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农村
革命的沸腾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的奇事。

    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踏上
去打滚。闻讯赶来的宁乡县高露乡的农会干部告诉他，这个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
民主义”，因为他们取消平粜米，还把领头争取平粜的鞋匠关进县监狱，取消了“民生主
义”。在银田寺，人们告诉他原团防局长汤峻岩等自民国二年以来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
人，最先被杀的竟是两个无辜的乞丐。

    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
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
在乡下的小劣绅怕打入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

    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他，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
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也有坏消息：当他到衡
山县城时，得知县监狱里竟关着一些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在醴陵县，农民告诉他，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
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儿子送到何键的部队里去。毛
泽东还在醴陵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罗在这里担任中共的县委书
记。

    在许多地方，他还看到农会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给他们戴高帽子游乡，甚至枪毙罪大恶
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押，不准退佃；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
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
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毛泽东
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也使他忧虑不已。
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
的错误。中共湖南区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给中央的《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说：“在
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
款、捕人等事，……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
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
治。”紧接着，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在实践中纠正了右倾偏向，从而为几个月后大规模
的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住进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十六日，致信中共中
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
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
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
‘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
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
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他认为，在农村尚未建
立联合战线之前的革命暴动时期，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
对的，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的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未必周全，但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
由的：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推翻在
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难以办到的，这些也是当时湖南农村
中的事实。毛泽东还鲜明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
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

    这最后一句话，是针对陈独秀说的。陈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
题，目前还只能是宣传，不能实行。

    一回到武汉就赶写出这封信，可见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这些来
自革命实践的呼声啊！然而，这封信对中央并没有发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说考察的“详
细情况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引注）处察核，并登导报（指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了，有两万多字。“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
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
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
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
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
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十二日，
《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四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
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
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
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
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
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
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
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
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
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
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诞生后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也于四月四日在
武昌呱呱坠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亲到第四天才见到自己的新生儿。这段时间，毛泽东太
忙了。几天之内，毛泽东又新添了三个职务，都是关于农民运动的：三月三十日，全国农民
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组成，毛泽东担任常务委负兼组织部长。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常
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委
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四
月四日，先期已开课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补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
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从湖南农村回武汉后，毛泽东深感正在筹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必须尽快开学。同时向国
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议，将原定只招收湘、鄂、赣三省学员的计划加以扩大，农讲所直接由中
央办理，名称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提议得到批准。于三月
七日开课，学员有来自十七个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设在武昌的中央农讲所明确地规定：它的使命，“是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
来，……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①为此，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
题，农民武装问题”②。

    在主办广东第六届农讲所时，毛泽东就注意到学员的军事训练，在武昌中央农讲所的
《规约》中，更赫然写明：“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
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每个学员还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
枪，规定每天训练两小时，每周野５４１六、走向农民运动①

揭起反日的旗

②《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１９２７年４月４日。161

    外军事演习一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军事训练每天增至四个小时。这期有许多
学员在半年后成为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骨干。其中有一个陈慕平回乡后在井冈山袁文才的农
民自卫军里做事，对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起了作用。

    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合作的政府。要解决农民问题，仍需要在国民党内尽可能地统一认
识。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分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
全会。他和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和《对
农民宣言案》。十六日，全会正式通过《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
《宣言》明确表示：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
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
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
之争斗，致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这些提法，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

    从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四次专门
审查会。这时正是四一二政变的前后，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成为更加
紧迫的问题。土地委员会每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往往成为会
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

    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在当前来说，“要增加生力
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
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①这确是解决当时武汉政府面对的困境
的唯一出路。

    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是没收土地。“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
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
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②怎样实
施没收土地呢？毛泽东提出的步骤是：一般地说，先搞“政治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
等等的土地”，以乡、区土地委员会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经济没收”，即“自己不
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但不同地区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如
湖南，已经可以实行经济没收了，办法是不向地主缴租。③会上的争议很大。最后议定：当
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都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
灭。会议相应地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七项决议案。

    五月九日，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余五位土地委员会成员，联名向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７４１六、走向农民运动①

    ②

    ③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２日。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

    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９日。

    163

    地委员会报告》，并附上七项决议案，“敬候”“核夺”。

    正是这一天，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结束了。

    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转折的非常状态下召开的。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布三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一切
决议为非法。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
党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上。四月十九日，武
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军队进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汉方面中央委
员联名发表讨蒋声明，号召人们“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
贼”。

    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政
治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既要对付东面的新军阀蒋介
石，又要继续北上讨伐旧军阀张作霖，处境艰难，内部情况又很复杂。怎样在这种极端危急
的状况下拯救革命，怎样对付武汉政权以外的敌人，怎样看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
者，怎样把革命深入下去实行土地革命，……许多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面前，成为党
的五大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开幕。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
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要争取领
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会议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中国革命到了
“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只是在突变的形势面前的脱离实际的空谈。一
回到现实，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
队身上，认为这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等采取一味迁就的政策。会议期间，
汪精卫还到会讲了话。大会选出三十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四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仍当
选总书记。毛泽东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是个候补代表，只有发
言权，没有选举权。一如既往，他当时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会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
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
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
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仍没有
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内容也限定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所议决的范围内，同时还强调必
须先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实际上是要先取得汪精卫的同意。

    汪精卫能同意吗？当然不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
空话。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是对武汉政府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连土地委
员会花了那么大力气制订出来、上报“敬候”“核夺”的那一个并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
决议案》，在中共五大结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委员会否决
了。谭延闿在讨论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毛泽东预感
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
水流，或许诗句更能表达出他内心的忧虑：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
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曾解释过他当时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中说到的“心潮”：“一九二
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①山雨欲来
风满楼。形势果然急转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所部独立十四师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毛泽东组织
中央农讲所的四百余人枪编入叶挺部队，配合讨伐叛乱。

    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发动叛乱，湖南的工农
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史称“马日事变”。六月三日，毛泽东任常委的全国农协发出声
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他还和蔡和森在武汉租界的一家旅社里
接待逃亡出来的湖南工农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并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
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①。六月十三日，
毛泽东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时，又以大量事实说明马日事变的真相是许克祥部队
向湖南省农协进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礼送出境”的名义逐走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六月十日，汪精卫赴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九天后，冯玉祥又赴徐州同蒋介石会
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已是势所必然。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连续
发表四个《训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严惩屠杀民众的反动
派，揭露蒋冯的徐州会谈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工人纠察
队和农民自卫军，号召各级农协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越来越多的共产
党人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寻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根据湖南情况，
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了，不轻易发火的周恩来气
得和他大闹一场。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担任书
记。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还引来一些非议。因为马日事变后，毛泽东、蔡和森都先后
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说他们要在党内组织“左派”。三个月后，蔡和森解释说：“和森
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
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
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①

    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从眼前的紧迫形势来
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恢复强有力的党的工作。这样，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泽东立刻赶赴长沙开展工作，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
系。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再三强调：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
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
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这时，唐生智也回到长沙，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针锋相对，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一切经济的
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统治”
最终靠什么呢？这个计划把“武装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认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
“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就被召回武汉。七月四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保存农民武装的两种策略：“１．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
难办到。２．此外尚有两路线：ａ．上山；ｂ．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
础”。

    “上山”，作为一条出路，被毛泽东突出地提了出来。

老虾

问你一句,老蒋为啥412?

揭起反日的旗

毛泽东传:霹雳一声暴动霹雳一声暴动

    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还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
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句话是针对着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而说的。他们在这样
紧急的局势面前，依然忽视掌握军队，没有研究如何应付武汉政府随时可能背叛的严重局
面，一旦突然事变发生，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只过了十一天，标志着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事变发生了——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
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
程，陡然发生逆转。

    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许多共产党员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到处在搜捕，到
处在屠杀。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在大革命时期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难
以适应这种剧变的局势，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
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事：将中
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
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①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这个重大课题，提到
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来。在国民党已经实行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时，不这样做，就等于
坐以待毙。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
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李立三在两年多后
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
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②但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没有直接到当地农村中去
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南下广东，
夺取海口，准备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结果失败了。

    毛泽东这时仍隐蔽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他到四川
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正趋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时留在武
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湖南的秋
收起义。

    ５５１七、霹雳一声暴动①

    ②李立三：《党史报告》（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９月版，第２６７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
料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４月版，第１２１页。

    171

    毛泽东最初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人
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赴汝城支援，浏
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八月初，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
的大纲》。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
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
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①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的一个团开赴汝城作
为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转发湖南省
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提出：“中国革命
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即工农民主专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将
占最重要的过程。”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团结在它的周
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由农会通告，对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一
律不缴租，对五十亩以下的地主实行减租，自耕农土地不没收；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
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党“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中共中央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
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６５１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
９４９）

    ①《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
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３月版，第２７页。

    172

    的意见，规定：“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
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
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
东）。”①八月七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
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
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指
蒋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这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
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
法。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７５１七、霹雳一声暴动①《中共中
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３月版，第３页。

    173

    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对中共中
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
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①。

    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认为：一、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
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
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
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三、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
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②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
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③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
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④毛泽东所以能在八
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
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作出合
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８５１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
９４９）

    ①

    ②

    ③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５月版，第４５８页。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174

    后的行动。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
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①在此之
前，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八月九日，毛泽东出席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提出的“由湘南组
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
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
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他强调说，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②。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
义。

    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
工作。根据实际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全新的担子。将近四十年后，他先后同两批外国
朋友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
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③“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９５１
七、霹雳一声暴动①

    ②

    ③毛泽东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３日。

    毛泽东在中共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２７年８月９日。

    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９月版，第１０页。175

    91

    石杀人。”①当然，从“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到学会打仗，这是需
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长沙。投入实际工作前，他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
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的调查。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他在杨开慧家里，邀
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
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
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
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
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
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
真不能打了”。②这些新的认识，都是他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带着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从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
省委会议。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他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
是同样的规定。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１６
１七、霹雳一声暴动①

    ②《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通讯》第３期。毛泽东会见参加第十届禁
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记录，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２日。

    177

    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
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
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
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
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控制着全国政权的国民
党正规部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
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那些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通常终归于失败。这已
有不少惨痛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便以
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
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
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三，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的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
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
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
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且提到：“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
法安插。”

    第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由于唐生智
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
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
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据省委书记彭公达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
持之最坚。”①

    八月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告中共中央。
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
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
又十分缺乏经验。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
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
难怪瞿秋白在一个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要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②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在八月二十二日召开常委会研
究。在讨论中，有的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３６
１七、霹雳一声暴动①

    ②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８日。

    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
８７年８月版，第９６、９７、１００、１０１页。179

    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①。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
委复信，虽然在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说：暴动计划“偏重
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且提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
的民主政权”，如果就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还主张在土
地问题上“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这些批评
和指责，显然是脱离实际情况的，说明中央要改变已有的成见、倾听并接受毛泽东来自实践
的呼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
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央复信“指
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第一，“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
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第二，“兄谓此
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
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
现。”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明确的暴动纲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对
斯诺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
（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
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形势的发展使中共中央的认识也逐渐有了变化。时隔三周，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左派
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等两个文件，宣布“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
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
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
田’的原则”①。然而，中央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仍和毛泽东并不一致。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容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之
间的争论充分发展下去。

    当时，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
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
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在
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

    八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
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警卫团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驻铜鼓；
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
师长。此外，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
民自卫军，可以合编为一个团。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的主要力
量。

揭起反日的旗

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
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
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
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他走前先送杨开慧回板
仓，要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管好三个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最
后离别！

    九月初，毛泽东穿着农民服装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
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到会的有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
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会议讨论了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确定分
为三路，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同时布置了湘赣边界各
县的农民暴动，以配合军事行动。在这三路中，以中路为主力军。那就是驻在铜鼓的浏阳工
农义勇队，准备会合驻在修水的警卫团，一起向浏阳进攻，“因为这路军事势力较厚，地势
较险，浏阳又逼近长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会议决定毛泽东和浏阳县委书记潘
心源在会后赶到铜鼓，直接指挥这一路的行动。对安源工作也作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矿警
队为主力，暴动后进攻萍乡和醴陵，对长沙取包围之势，但决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
人断绝我们的退路”①。

    九月六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的暴动日期：九日开始破坏
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
铜鼓的第三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通知他们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名称统一定为工农革命军第
一军第一师，并要他们立刻将这个决定和行动计划向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转达。

    这时，国民党内两派间的宁汉对立没有结束。唐生智的主力当时还在东征前线，湖南的
兵力比较薄弱，但他们仍在加紧镇压活动。八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斓，
致电驻防萍乡的师长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调集其他军队准备呼应。九月六日，长沙卫戍司
令部截获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随即宣布：从九月八
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
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②

    毛泽东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
陪同赶往铜鼓。不料，走到７６１七、霹雳一声暴动①

    ②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３日。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湘赣
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版，第１２１页。

    183

    湖南浏阳张家坊村，被民团巡逻查房队抓住，在押送民团总部的途中，机智地脱险。这
段经历，他在三十年代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过：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
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
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
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
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
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
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
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
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
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
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
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
个铜板了。”①他于九月十日到达铜鼓的第三团（那就是原来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团部，宣
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而在这前一天，震动全国的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已按原定日期爆发；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
洲的铁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在修水率第一团宣布起义，但没有来到铜鼓同第三团会
合，而是单独向平江方向推进。战斗打响前，去武汉报告工作的卢德铭赶回部队，就任工农
革命军第一师总指挥。十日深夜，安源工农武装和矿警队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
团，向萍乡方向前进。这就形成三路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的态势。毛泽东兴奋地写
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①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
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
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计划本来
是难以实现的。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十一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
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十四日进攻浏阳东门
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
城，但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湖南去调查
时，夏明翰告诉他：“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
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①毛泽东看
到这种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
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受到严重挫折。
九月十五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在湘赣边界起义的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起义军立刻需要作出抉择：是继续进攻
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却？继续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不这
样做会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方面，以往也只有过向城市进攻的经
验。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下，这样做只会导致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
时，这个决心是很不好下的。

    九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
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
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
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
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
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
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
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①。

    对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
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
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
点。

    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
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
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
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②，不
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作出这个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
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城市的决议。决议指责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停１７
１七、霹雳一声暴动①

    ②《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苏先俊报告》，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７日，《中央政治通讯》第１２期。187

    止长沙暴动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浏阳农军退走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
“应一面命令萍、浏、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这个决议
送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无法执行了。

    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会议结束，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师指战
员宣布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他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
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
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
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
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
义军的士气。

    当时，南下的路途上也充满险情。在这前后，湖南省国民党当局已调兵到浏阳一带“追
剿”；江西当局也派兵到铜鼓、萍乡一带“堵击”。周斓获悉起义军“系全国著名共产党首
领毛泽东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车炳谦营长于二十四日全部赴浏阳协剿，一面
通令各军，如获毛逆者，赏洋五千元”。这给工农革命军的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便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湘军战斗力强，赣军战斗力较弱，
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这一带都是山区，道路难行，疾病蔓延，还有国民党军队不
时围追堵击。毛泽东头戴竹笠，走在战士行列中，同战士交谈，鼓励战士们勇敢向前。行军
途中，接到宋任穷从江西省委带回的信件，得知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有一支我党所领导的武
装，有几十支枪。这以前，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又
得到了证实。但详细的情况还不清楚。

    工农革命军的行军路线几乎是直线向南的，当进到江西省萍乡县上栗村时，得知萍乡县
城驻有国民党的重兵，不能通过，便改道在芦溪宿营。第二天清晨，向莲花方向前进，因为
侦察不力，情况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仓促应战，造成人枪各损失三百。总指挥
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只有二十三岁。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毛泽东十
分痛惜这位年轻将才的牺牲，愤怒地斥责侦察不力、指挥错误的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还我
卢德铭！”这已是九月二十五日了。

    当天，工农革命军到莲花县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总指挥牺牲，部队情绪十分低落。
这时，莲花县党组织派人前来联络。工农革命军得知莲花县农民自卫军前几天攻城失败，被
关押的有九十多人，而国民党在莲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队，战斗力不强。毛泽东召开前
委会，一致决定攻打莲花县城。第二天清晨，工农革命军冒雨奔袭，在当地工农群众配合
下，一举攻克县城。砸开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打开县政府粮
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群众。这是从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使连连受挫的工农革
命军指战员又兴奋起来。

    这时，起义军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原
来并不归湖南省委领导，也没有把毛泽东任书记的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真正放在眼里。前委
从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团到铜鼓和第三团会合进攻浏阳时，他没有理睬，却自行下令进攻平
江，遭受严重损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将部队回头，跟着三团退”①。
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张经浏阳进攻长沙，同毛泽东发生严重争执，但原来是他上级而又坚决
支持前委的总指挥卢德铭已回部队，对他还有约束作用。卢德铭牺牲后，他对前委领导不尊
重的态度便越来越明显起来。进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去参加他召集的军事会议，得知他警惕
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批评他：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
人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余洒度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
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工农革命军从莲花开拔，朝永新方
向前进，因为天色尚早，毛泽东提议再往前走十里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又十分不满地说：
“我当什么师长，连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行军途中十分艰苦。毛泽东的脚被草鞋绳擦破，步履艰难。战士们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
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同他一起行军的谭希林回忆道：“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
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
毛泽东同志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使他同战士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当时的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
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
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
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
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①这些问题不解
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

    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九月二十九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
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
五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
“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
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
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
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
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
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
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
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
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
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
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
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
上有重大意义。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
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
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①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
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
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十月三日，毛泽东在部队离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全体指战员作动员。
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
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
们有两营人，七百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①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
的情况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
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起义军当天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是一个深山中的偏僻小县，古城曾是县城所在，这时
已很荒凉，人口稀少。在这里，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参加的还有前来联络的宁冈县委
（当时称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
员）。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
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
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对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
方武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造，并尽快先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
院。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
期。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
近代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是在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作出的反应。中国共产党并不
是主动地选择要走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只是在国民党对它使用武器后才不得不拿起武器
的。毛泽东后来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说：“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
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
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
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
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①他
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
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②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
楚了。

    这里所讲的“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对毛泽东自己来说，便是在秋收起义后
上了井冈山，实行了“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

    ８７１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

    ①

    ②毛泽东同出席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一些国家与地区代表的谈话记录，１９６４年
７月９日。

    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３日。
  

      把本页添加到“收藏夹”。把本站网址（www.mypcera.com）发给您QQ上的朋友，谢谢

</html

揭起反日的旗

http://www.mypcera.com/book/ji/bi/mzd/index.html

另一个毛泽东传
http://china.qianlong.com/mzd/

[ Last edited by 揭起反日的旗 on 2005-10-13 at 16:15 ]

ETknight

Originally posted by 揭起反日的旗 at 2005-10-13 16:12:
http://www.mypcera.com/book/ji/bi/mzd/index.html

另一个毛泽东传
http://china.qianlong.com/mzd/

[ Last edited by 揭起反日的旗 on 2005-10-13 at 16:15 ]

请问书的作者为何人，属于独立作家还是御用文人？

你要列出挺毛的“证据”其实太多了，中国历史书上，政治书上，语文书上浩如烟海，无一不是为毛歌颂的，大家都耳熟能详。小学的时候写《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读后感我还得了一等奖～～～～嘿嘿

《毛泽东传》当小说读读就算了～～兄弟太当真了～～～

驴子

第二篇的连接打不开，第一篇里对解放后的只字未提，而解放前的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

毛泽东私人医生的自传，对于那个时代的变迁，各大事件的叙述记叙的很详细
对毛有赞有贬，比我们能看到的官方叙述看起来客观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