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花花系列（转）

晴格格

就这样长大的野花花

  
我的大家庭

等我出生的时候，不行的是，我已经有了四个姐姐，我的可怜的父母，为了生的一个儿子，已经苦苦经营了十一年，年复一年的失望，却从未让他们断了这个念头。他们总在短暂的休整以后，再做一次赌注。其中有一次几乎成功了。那时我的后面的一个。生下来了，终於是个男孩，却是个死婴。这次却再次激起了母亲的希望，自己还是可以育出男孩的，只是这次不小心。於是有了四年以后妹妹的出生。妹妹出生在计划生育颁布的秋天。整整四个月，镇上不同意给妹妹落户口。妈妈天天堵在人家的办公室门口，最后，妹妹终於得到法律的批准，成为我们家里一口人。父母也自此顺应了国策，接受了命中无子的现实。
该讲一下我们生活的外部环境了。爷爷奶奶是典型的重男轻女的老式家长。随着我们家接二连三的女孩子的出生，爷爷和奶奶的中心彻底转移到了大爷和大娘一家身上。顺便讲一句，爷爷和奶奶可以算得上执行计划生育的早期良民了。他们只养了爹和大爷两个孩子，并且爹是在生了大爷七年之后，经过了他们的深思熟虑，侥幸出生的。自我记事开始，我就知道爷爷不喜欢我们一家。那时和爷爷住在一个院子里。爷爷和奶奶住向阳的大北屋，我们一家八口挤在一间南屋里。晚上三姐，四姐和我睡在一个床上，妹妹小，跟着娘睡。大姐和二姐则被强行赶到爷爷奶奶的屋里去睡，每天晚上两人的离开都是以娘的威胁和吓骂下成功的。我们都怕爷爷怕的要死。爷爷从来不与我们搭话，实际上是从来不正眼瞧我们，他只用眼角扫我们，这时他的眼角分外威严。
大娘和大爷则在另一方面增进助长着爷爷和奶奶对我们的歧视。大娘要陈述一件有关于我们一家的事情时，起始句一般是，“那一窝X。。。。”。我们也给予了他们回报。在暗地里，我们从来不叫他们大娘大爷，我们叫他们大老黑，大老瘸。大娘之所以被称作大老黑，不仅以为其肤色极黑，而且心黑。那时大爷在一家小矿上工作，是那种时有工伤死亡的小厂。有一天，矿上来了几个人，面色凝重。爷爷奶奶已经感受到了不好的消息，已经吓得不知所措。相反大娘倒是平静，还能应付自如。矿上的人终于开口了：”XX（大爷的名字〕今天在井下出了点事，砸到了腿，人已经送医院了。”大娘这时一下子反应了过来，满脸皱成一团，大声叹到：“你可说说，这不是前天才穿上的新棉裤，哎！”自始至终并没有询问她丈夫的腿与性命。几个月后，大爷从医院里回来了，人由身高1米七几青壮年变成了一个不足一米六，且佝偻着腰的瘸子，也在我们中间赢得了他的情侣称号，大老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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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的童年

由於爷爷名下还有那么一点值钱的东西，所以我们家和大爷家为了这点遥远而未知的家产存在着尖锐的人民内部矛盾。每次大爷大娘经过我们的院子到爷爷奶奶房里去，都被娘视为头等敌情。这时娘会放下手里的活计，静静的凝视着北屋里的一举一动。等爹回到家里，娘会压低声音，细致的将事情发生的时间，人物，可能的情节描述一遍，并且不准我们偷听，以防我们走漏消息，让敌人察觉到我们已经掌握他们的内部活动。爹和娘与大娘，大爷这些大人之间的较量是暗地里悄悄的进行的，比的是内功与暗器。
相反，我们这些毛孩子之间的斗争就直白，激烈的多了。大娘大爷共有三女二男。斗争主要在没有上学，但已经熟练操作直立行走与一切农村肮脏词汇的学龄前儿童间展开。大娘家符合这一切要求的只有他最小的女儿。我们家有我小姐姐和我。从数量上我们占了优势，但由於对手比我小姐大两岁，而大我四岁，所以在智利因素上我方明显处於劣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战场主要分布在爷爷的目光所能扫射的范围内，这一震摄因素严重影响了我们的临场发挥。
这一切并没有迫使我们放弃战斗，相反，更加激励着我们去开发我们的机智。一旦目标出现在我们门口，小姐会平静的靠近，我也跟上，用超出爷爷耳背的分贝小声喝骂，激怒对方。一般我们会便骂便把战场向外转移。等移到街上，便立刻把战斗公开化，我们变成了厉声叫骂，对方也经过短暂的热身后，迅速进入角色，以更加尖利，更加肮脏的词汇回报我们。这种对骂一般会每天重复一到两次，极少有机会发展为武力冲突。现在想来，那真是一种娱乐啊。它让我们的童年变得多么的富有激情，富有挑战。
偶尔有时候，我们会主动出击，将斗争发展到大娘家里。农村那时候还是以生产队为最小工作单位，等队长的哨子把所有的大人都吹到四野八乡里之后，我们就成了村里的主宰。我们可以上树，可以爬墙，绝对出当年游击队之右，就差爬火车，炸桥梁了。这也有其客观原因，火车，桥梁等先进设备离我们有三十里之遥，我们那时根本意识不到他们的存在。
那时候的社会治安真的没的说。家里即使没人也极少有人家将院门锁上。现在想来，是那时候农村太穷了，连贼都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一偷。但我和我姐惯于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小到一砖一瓦，
一草一母，都是财富，都会对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小家庭起到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决不眼高手低。於是大娘家里的一切放在了我们的高度重视下。这不但可以增长我方的建设，而且消减着敌方，比偷其他人家更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我们会若无其事的从大娘家门口经过，用眼角的余光作出判断，是家中无人，还是奶奶在他们家，还是他家小女儿在家。后一种情况我们断不敢贸然动手。而如果前两种，那就是天助我也了。奶奶根本察觉不到我们的偷窃行为，即使她在，我们也大可放心破门而入。进去后，一般先扫场，看有没有什么不同于往常的东西存在。若有，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他家小女儿从其他人家偷来的。但绝大多数是第二种情况，是逃过我们俩的严密监视，从我们家偷来的。我们会以最快速度运回，顺便查看还有没有能够携带的东西。有一次实在一无所获，我们便把大娘家喂鸡用的臭气烘烘的鸡食盆子给抬回来了。这次目标太大了，并且为农家生活必需品，旋即被大娘发现，到我们家里打吵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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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前教育

这种战斗的童年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大娘家女儿和小姐的先后入学，我的生活一下子子平静下来了。我犹如一根失根的浮萍，沮丧，沉默，无所作为。我对这一段时期的记忆几乎接近于零。这更加证明了久经沉浮的我，这一段确实是我的潜伏期。最后由於家里实在没人带我，我开始了我的陪读生涯。几乎忘了交代一下老爹的神圣职业。爹是当时村里四个民办教师里其中一个。爹在早期是公办教师，但总想着脱离组织会有更大的一番作为。於是离职组织了一批人马跑到了马鞍山。听这名字，多野，一听就是年青人抛洒热血的地方。可最终，爹被当地的饥饿所降服，又回到了村了干起了老本行，可给他恢复公办教师的待遇却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爹的第二职业是带我，每天吃完早饭，我们会拉着手，从村西头走到村东头那所摇摇欲坠的小学。
到了学校，我会先查看爹的抽屉，看有没有新没收来的好玩艺。玩累了，我便开始去陪读了。起先，我并没有察觉不同屋里的学生的知识水平有所不同，我只是努力去寻找曾经和我玩过的或打过的小男小女们。我会坐在他们的门槛上，看他们在做什么，顺便听老师讲课。由於爹是他们的同事，於是我赢得了这坐门槛的特权。一天之内，我会轮流出现在不同年级的门槛上。渐渐的，我开始能断章取义的背诵小九九了，我开始在地上狂草“毛主席万岁，华主席万岁！”。这时旁听的我再也不甘于寂寞，我积极的与屋里的那些正规军们抢答，刚开始还不对题，后边就互有胜负了。我成了老师们鞭策“红椅子”们(成绩倒数的学生用红笔书写，俗称坐红椅子) 的工具，“看看，还不如人家屎孩子(对一切没上学的孩子的统称) 。” 现在想来，我跟他们间展开的就是不公平竞争。我已经听了几乎所有的小学课程，尽管不系统，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惊震一下他们偶尔还是可以得手的。
我的无师自通最终惊动了从事教育工作的爹，於是转年他便只是把我收归到他的门下，成为他执教的一年级的一元。肥水不流外人田，他要亲自出马，把我雕琢成一名村里人做梦都认为不现实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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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的老师

由于当时教室紧张，我们一年级便和二年级共用一个教室，上课那叫热闹。两个老师跟比赛一样，声嘶力竭，遥相呼应。两个班级的孩子是背对背坐着，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相互偷听。谁背老师罚站，谁被丢了粉笔头，谁考试又吃了双黄蛋，我们相互之间一清二楚。
这种共用教室的特殊教育方式有着其特有的优点。它为智利超长的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听自己的老师说的不耐烦了，便用另外一只耳朵听对面的课。一段时间下来，便有学生从教室的一端换到了对面一端，跳级了。
对面二年级的老师有一件独到的本领，就是起外号。几乎所有他经手的学生都有其爱称。他们班里有一位留了好几级的大女生，极为沉静，任你老师百般解释，示范，我自岿然不动，任何“水多了泡倒墙” ，“铁杵磨成针” 的真理都在她这里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最好，老师哀叹一声，“真是一头老皮牛啊。” 这个名称真是说到人的心窝子里去了。开始，只有学生们喊她：“老皮牛！老皮牛！” 老来，这一名称迅速在民间普及，她的妈妈也直呼她老皮牛。这个名字可谓影响她一生。她退学不久便说了邻村的婆家，有一次邻村有人从我们村头经过，轻蔑的谈起，“我们庄的XX竟找了你们的老皮牛。”
还有一个女生，也是对面班的，说话短舌头，发不出“死” 音，发“喜” 。有一次她又在“喜” 来“喜” 去，这位天才老师发话了，“你喜了吗？” 在我们老家，这句话可非同小可，这里的“喜”名为动用，意为怀孕。农村的孩子从村妇的对骂中受到了良好的性启蒙教育，这句话一下子就在所有的孩子里引起了共鸣。一时间，下课后，从7，8岁到十几岁不同大小的男孩子都追寻着这位小姐，关切的询问，“你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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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的追求

转年夏天，爹终于不满对面老师的师德，将小姐从对面调了过来，小姐姐降到了我们这一级。从技术成分上这个过程简单极了，就是由面东背西变成面西背东，但实际上它缺给小姐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小姐开始了给我这朵小紫花（红得发紫〕做绿叶的生涯。不久，所有见了爹的老师都这样打招呼，“老四不如老五，哈？”
小姐的一腔热血最终在外界的压迫下改了道。她无比虔诚的投向了娱乐业。那时候她还没有那么时髦，不知道给自己的追求定性，这就更可贵了，对着一个模糊的目标奋不顾身，抛弃学业，唾弃批评，真是无知者无畏。那时我们家只有一个破收音机，小姐天天抱着，听李谷一，于淑珍，海有后来的程琳，朱小琳，朱明英。小姐的服装也开始变化，缠着娘春节时给买了一件前边是拉链的条绒夹克。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拉链，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娘和大姐手工缝制，并且大许多。他们总认为我会长高，可我总是低于预算。一年到头小小的我包在硕大的粗布套装（上下衣一般是同种粗布裁成，算作早期套装〕里，现在想来是何等丑陋。小姐在服装方面的造诣已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穿上她的红色条绒夹克，告诉我这是幸子衫，就是山口百惠那个幸子。并且再冷的天拉链也要敞开着，告诉我幸子就是这样。小姐的另一件宝贝是一双白帆布鞋，也是照幸子买的。可我们家这幸子天天走的是泥巴路，几天这幸子鞋就黑了。小姐会把它先用清水漂洗干净，然后把两只鞋在浸在蓝汪汪的一大盆墨水里。小姐说这样可以进一步增白。每隔几天，小姐就会漂白处理一次。奶奶对着那一大盆墨水惊叫，“糟钱，糟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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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矛盾而统一的联盟

我们学习成绩的差异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战友关系，亦战亦友。我们有时联合，有时反目。随着年龄的增长，反目的次数渐长，有一段时间我极少叫她姐姐，我凭什么喊一个差生姐姐！小姐也恨我，她的理论是‘如果没我，她不会那么笨，都是我耽误了她’ 。小姐贴着明星照的歌词本总要东躲西藏，从来不让我看。有一次我翻遍了家里的角角落落，甚至几个大粮食缸我都用小木棍搅了几下，也没有找到。但决不是一无所获，我发现了她放在米里面的西红柿。后来，我就经常偷吃。有一次在搅缸的时候被她当场抓获。我们开始大吵，被偷的怒不可遏，偷窃的也不气短，最后被娘挥动着苕帚疙瘩追了出来。所有米缸里的西红柿也都充公了。
我们有时会建立统一战线。这多发生在偷妹妹的好吃的时候。妹妹从我记事起就是娘的小娇娇。娘每天都会给她蒸鸡蛋，煎面饼。早上会分别有一个换油条的和换大米糕的扯着悠扬的嗓子经过我们的家门。一听到“拿麦子来换油条” ，或者“换------大米糕” ，我就适时的提醒妹妹，“换油条的来了。” ，妹妹马上就会喊饿。娘冲我们喊，“老四(有时是老五) ，去舀碗麦子换点油条来。” 这时我和小姐会欣然结伴前往。端着油条或大米糕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对这碗宝贝进行一番前处理。我们会把较小的不太起眼的油条吃掉，把米糕周遭的大枣瓜分掉。我们在偷吃的时候相互提醒，相互监督，相互制衡。在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偷吃活动中，我们谨慎，节制，无一失手。这种以物质为基础的合作是多么成功，一根油条将我们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我们暂时的忘掉我们的冲突，精诚团结，思考着获取最多，又可以让油条或是米糕保持原形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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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初中了

转眼我们到了小学五年级。这一年我们的学习环境发生了小变化。在一场老师间的政治斗争中，爹不幸出局，被分配到了邻村去教书。我们落到了外号老师手里。他接管我们的时候肯定在暗暗的狞笑。他要把和爹的恩恩怨怨延续到我们身上。我彻底放弃了学习，专心致志的对付阶级敌人，替爹报仇。
其实爹是很天真的，他相信我是神，没有老师指点也可以考上重点初中。但转年我就用行动告诉他，我是人，他神往的重点初中并没有象他那样垂青我。我在本子上一笔译划的写上，“一定要争气。” 童第周写了这个后就成功了。
我进了一所普通初中。所有这里就读的学生都有这样的信念，“我们是祖国今天的花朵，我们是祖国明天的农民。” 升学率的近乎于零让我们放弃了理想，同时也放下了包袱。我们堕落，我们快乐。爹还在他自己的梦里打转转，寻机遛到校长室里，郑重的告诉人家，“我给你送来了个好学生，将来是要考大学的。” 我不知道人家有没有笑，我想稍微正常的人都会笑的，你大学苗子到我们这里来干嘛？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威严，不知所云。印象最深的是语文老师，一堂课50分钟，基本上要用45分钟闲云野鹤，行云流水般抒情，在最后5分钟突然中断奔驰的思绪，押回思想的野马，匆匆概括一下要讲述的内容，然后严肃响亮的宣布，“下课！” ，扔下一群思想野马还没归圈的学生，大踏步步出教室。那时，他真是我生活中的偶像啊。他用普通话给我们讲课，用普通话深情呼唤，“周总理-----，您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正是他的普通话，让我分辨出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不同。从那一时刻，我立志，我要离开农村，我要说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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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上大学了

在我重新点燃升学梦的同时，二姐的升学梦先我一步圆了。在那个我们家依然要愁吃愁穿的秋天，一个天大的惊喜悄悄降临在我们家那透风撒气的破四合院里。二姐的高考成绩下来了。爹从镇上回来已经兴奋的语无伦次了。娘问，“考上了没？”，爹神秘的笑着，“咱没考上那样的大学，” 没等他讲完，二姐的脸色已经煞白了，爹接着近乎叫出来的，“咱可考上这样的大学了！” 。原来，二姐落选了大学本科，但入选了大学专科。爹哪管大本，大专，在他眼里，还不都是大学！二姐已经高兴的虚脱了。娘大喊，“老三！到你二奶奶家借自行车，明日到集上给老二买衣服！” 这个消息先传送到了二奶奶家。由於当时天色已晚，没有进一步扩散。於是它随着入睡的乡亲们沉寂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传遍了全村，比无线电可快多了。爹今天已经打算好什么都不干了，来回在村里装模作样的逛，等着人家来问。他在外边几乎忘了吃午饭，是娘把我们打发出去找他回来的。他一回来，娘就着急的问，“都是谁问咱们家老二了？” 爹一遛数来，三奶奶，老姑，老老姑，大姑，她二婶子，她三婶子。。。。。，“她大爷和大娘有没有问？” 娘问。“没有。” “那下午再到他们家门口转转。” 这么个扬眉吐气的好机会，娘一定要让大爷家深深切切的体会到，我养女儿怎么了！照样考大学，这个村里是谁考大学了？还不是我们家老二第一个！娘已经兴奋的行动发抖，头脑发晕。娘恨不得让爹写张大字报给贴他家们上去明示此喜讯。
相反，我们的主角--二姐却静静的躺在了床上。她难以承受生命如此的厚爱，在命运之神拥抱她的时候，她崩溃在了他老人家的怀里，紧闭双眼，发着高烧。娘不停的把各种好吃的端在她的床头上。可她看也不看一眼，倒把我和妹妹急得绕着她床头直转。
爹好多天后才平静下来。他开始品味这大学和那大学的不同。这大学毕竟不是那大学。爹隐隐有点失望。这让爹把更迫切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期待着有一天，我能让他在村里再潇洒走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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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来了说普通话的女孩

二姐的升学给了我强大的力量。我一定要考上。娘可以做那么多好吃的呀。我如果考上了决不可发烧生病，我要好好享受那些大米粥和猪肉芹菜包子。外在的诱惑在这一刻终於和我许久前产生的内在力量相碰撞，我变得势不可挡。我的学习成绩让周围的准农民们叹为观止。
但这一切确在一个课间发生了变化。班主任领进来一个穿着城里衣服(凡是我们集上买不到的都可计为城里衣服) 的女孩子，头发还打着圈。这不就是电影里的女特务么？班主任给她安排了座位便离开了，留下大好的时光让我们自我介绍，互相认识。先是女生围了一圈，挤在一起光好奇，害羞的笑，不说话。男生站在外围，大声提醒站在内圈的女生，“问她叫什么。” 不等我们问，被围在中间的卷毛丫头开口了，“我从东北满州里来，叫XXX。” 我们惊呆了，竟是普通话！而且比语文老师的好听！现在明白过来了，哪是什么普通话，就是撇着调的东北腔。但那时候少见识让我们鉴别欣赏的能力明显降低，只要不是满嘴土坷垃，永远发不出咬舌音的章丘话，那就是普通话，那就好听！这位满州里给我们带来北国风情的故事。她给我们讲述他们如何与苏联之间互放毒气，政府在放之前会给他们先发口罩。天哪，阶级斗争竟然离我们这么近。在此之前苏修是飘渺抽象巨大的，没想到现在具体到了口罩这么小的东西上。我们开始问她有没有见过苏联人。她说当然见过，站她家阳台上往北一望，就能看见，男的女的手拉手。“那他们戴不戴口罩？” “也戴。” 我至今也没有去过满州里。也无从考证这位女“满州里”能否穿透层层建筑，层层防护看到老苏嘴上的保护伞。那时可把我们给震蒙了。“满州里” 代表着一切先进的东西。最拿人的是满州里思想丰富，浮想联翩。又一次语文老师问，从白杨树展开联想，你能想到什么？满州里说她由白杨树抵挡风沙的侵袭，保护小草，田苗联想到抵抗入侵敌人，保护人民的英勇的战士。
我想到什么？最初什么也没想到，后来想到白杨树的嫩花芽煎来还是很好吃的。听了人家满州里的话，我那个惭愧啊。
自此，我们开始从思想意识上崇拜满州里同学，那个遥远的北方边疆城市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有糖果，有高楼。我走在有鲜花的道路上，但记不清有没有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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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滑冰
刚开始满州里同学还不能参与我们所详熟的课间活动。这多是一些不需要任何辅助设施，单靠体力智慧(有时甚至智慧也多余) 就能开展的。后来满州里终於爱上了一项具有北国天色的体育项目。我们校南边有一个大池塘，冬天结了厚厚的冰。我们开始从家里穿了最破的鞋子去滑冰。新鞋子底上的纹路会影响我们的发挥。其实最理想的是磨光了的破皮鞋，二班的劳动委员就有一双，摔倒了扶都扶不起来。我们都把自己想象的象燕子一样轻巧，稳稳的并着两腿滑出去，太爽了！做车也就不过如此巴。不作功，不耗力，驰骋池塘东西，这不就是坐小车么？整个冬天我们驾驶着自己在冰面上驶来驶去。后来我们班的男生发展了一项更具挑战性的冰上运动--冰上骑自行车。他们一般在池塘边的路上跨上坐骑，把自己发动起来，然后纵深跃入池塘。99%的选手一接触冰面就人马分离，在一阵笑声中扶起摔掉链子的自行车，步出战场，重新去到路上排队等待下一次摔的更重，更响，更猛。这项运动的技术性太高了，许多男生在练习过程中被家长永久性的剥夺了车子。还有一个男生的妈追到了学校大骂，“你这个糟才，好好的车子梁都让你糟断了！” 越来越多的无车者加入了呐喊助威的行列。实践出英雄，先是有人可以稳步降落并滑翔数米，后来可以缓缓踩动脚踏板作直线加速运动。最牛的一个，就是那个穿破皮鞋的，可以在冰上打转！
相反，我们女生的开拓精神就差远了。我们只能飞跑几步，然后岔开腿滑出去。但我们同样的沉迷其中，留连忘返。我们从冬滑到春。直到一次一位沉醉的女同学一只脚踏破薄冰，掉到水里，我们才结束了这个冬季活动。可怜那位女生，湿了裤子也不敢回家，只是悄悄和临窗能晒太阳的一个女生换了下位置，梦想早春遥远微弱的太阳能把她的裤子在放学前烘干，逃得脱她娘的一顿臭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