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介绍一位台湾史上最强的译者:张连康--他来自地狱 zz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张连康，因为他是地球上所有外语作家的恶梦，一切非中文著作的地狱，以及全部中文读者的酷刑。这个人是我所见过的正版书中最令人发指的出错大师，对他的杰作，甚至极品下流的盗版书商都会不屑一顾。
　　
　　下面我就简单说说这位地狱来客在翻译中所制造的匪夷所思的罪行。张连康所翻译的这本书是《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曾任美国史学会主席的史景迁代表作之一，曾获《纽约时报书讯》当年最佳非虚构类图书奖。从中国文化人的角度看，这本书写作方式比较新颖，但是材料挖掘不广，观点分析不深，只能算老外的一种中国普及知识著作，算不上精深，甚至有点花拳绣腿。但是，这并不代表翻译者就可以施展下面的手段来侮辱那位无辜的作者，调戏我们无辜的读者。
　　初一看，我还觉得此书翻译文字比较明白通顺，而且没有删节，比大陆最近出的同名译作更接近原貌。但很快，我就挨了当头一棒。他竟然用自己中学生的语言叙述康有为的大同书，并且加上引号。随后，我们还可以发现所有原作者曾引用的名人著作片断，翻译者都没有耐心去找出原文，径直用自己中学生的语言强加给鲁迅，徐志摩，闻一多，丁玲……他甚至连《老子》和中共整风文件都不肯放过，统统改成台湾中学生腔。
　　
　　于是我开始警惕地耸起眼睛，接下来就不断遭遇翻译者有意无意设下的大小圈套，体验了一次全新的冒险式阅读。这书也可以称作翻译谬误的百科全书。
　　
　　在人名方面，翻译者将李公朴译成“李刚普”，将“汤化龙“译成“唐华郎”（还不如干脆翻译成郎纳度），将北岛翻译成“白道“（我想北岛可能宁愿被翻译成黑道），甚至将傅雷翻译成“黄书匀“（我至今没有理解这个名字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将陶渊明翻译成“达仁”（也许因为人们一向把五柳先生称为达人，以至翻译者产生这种疯狂的错觉），还把瞿秋白的叔叔瞿菊农降低成“秋“字辈，改名“瞿秋农”。最后，他还把鲁迅公子周海婴的名字，改成我最近发了小财的朋友钟波的老婆的名字“周海英“……
　　
　　在地名方面，他把井冈山译成“景岗山“（可能跟那个大陆歌星拜过把子），将萍浏醴翻译成“平流里“（前者是萍乡，浏阳，醴陵三地的简称，他竟然三地全错，也不容易），把北京的月坛公园搞成“岳潭公园“（还不如干脆改成日月潭公园）。
　　在书刊名方面，他几乎不肯把任何一个名字搞正确。萧军主编的《文化报》被翻译成“文化公报”，老舍的《茶馆》被翻译成“茶室“（干脆叫茶餐厅算了！），《骆驼祥子》被翻译成＂黄包车＂，却又在扩号内加注＜骆驼祥子＞。《天演论》被改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可算是领教了信雅达的利害！最后，翻译者好不容易把《海瑞罢官》的名字写对了，却把作者吴晗写成“吴含“。
　　
　　在身份方面，翻译者把荣禄称呼为“恭亲王”，在慈禧前面又送上“摄政王“的帽子。我想，旧满清的弈忻和载沣两个亲王，在地下都要气得蹬脚。他并且使用从未登陆中国的“首相“二字，先后形容孙中山，段祺瑞，后来甚至用来侮辱我们亲爱的周总理。
　　
　　此外，翻译者向来不管年代的一贯性，在1928年让《沙菲日记》初次出版后，不过一页以后再提到，已经变成了1922年初次出版。他也不管同一人物的一贯性。先将丁玲《在医院中》的主角称呼为“刘萍”，后来又叫成“刘苹“，但实际上人家叫陆萍！
　　他也不管常识，大放卫星，提到卢沟桥的时候居然声称该桥全长24公里！并且使用的称呼不是卢沟桥，而是马可·波罗大桥。他还诬蔑最讨厌泰戈尔的鲁迅，在去世前正准备翻译“泰戈尔的死魂灵“！我想，鲁迅和果戈理肯定都很想从地下起来掐他的脖子！
　　这只是我随便摘录的一些翻译错误，全部的错误至少还在所举的十倍以上。这个人似乎从小就躲进了火星，以至没有任何一点中国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基本常识。这个人并且拥有比姜维更大的胆子，敢于创新一切未知的人事，真是无知者无畏。
　　
　　另外，此人还发明了一种新文体，夹译夹评，但是所作注评绝大部分是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用幼稚园里通用的语言，单方面跟书中人物的言论抬杠。就连台湾的学人，都只好说他是在做一种“反共八股评点全书“。而用我老家乐山的俗话，则是“正事不作，邪事有余”。
　　一本原来还可以的著作，至少在美国名声响亮的著作就这样被糟蹋了，我想史景迁先生一定后悔认识了这个叫张连康的翻译家。就连我一向温柔敦厚的妻子，在看了部分翻译之后也说：“这个人实在把台湾翻译界的脸丢尽了！“后来，我转述更多错误，直讲到翻译家老张把卢沟桥拉到24公里长的时候，我那温柔敦厚的妻子再也受不了啦，她说：“为什么没有把他逮起来判刑？“
　　最后这句话有点暴政，不法制，不民主，但我想，所有读过这本地狱式翻译著作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这种念头，并且积极地开始联系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