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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川端康成先生

    出院后，从翌年的二月到三月之间，我与木谷实进行了三番棋的对局。这次对局是东京日日新闻的计划之一，观战记者仍然是川端康成。


    由于我出院不久，竞技状况不十分良好，因而吃了个二连败，退下阵来。然而在第一局和第二局的中间休息时，和川端夫妇同去伊豆旅行，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回忆。在富士见住院疗养时，我和同病房的安田善一先生结为知交，那次旅行是应他的邀请而去。那时我了解到，安田先生就是位于伊豆下贺茂的旅馆——伊古奈饭店总经理的儿子，当时伊古奈饭店经过重修，改造成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大饭店，十分有名。


    安田的父亲——安田总经理也是川端康成的小说迷。趁着饭店重修落成的大庆之机，开口说一定要请川端康成来往几天。这样，川端夫妇和我加上安田共四人，兴致勃勃地谈好去下贺茂旅行。动身时，已是大地回暖、河水湍流，春天的气息开始飘荡在原野上。早春二月末，眼前一派鸟语花香的迷人景象。


    我们一行先在修善寺投宿了一夜后，被汽车在下田街宿卜颤簸了一程，然后从下田乘出租车抵达下贺茂。著名的伊古奈饭店是茶室式的建筑，景色幽雅。尤其是周围的
树木嫩芽初萌，一片新绿，十分耀眼。翌日，带上饭盒，川端夫妇与安田及我四人同去妻良。子浦等地徒步旅行，我们沐浴在早春明媚的阳光里，信步在海边小路或芒草原野上，无忧无虑地尽情欣赏着和平宁静的景色。


    到了夜里，温泉戏水之后，常去川端的房间里畅谈到深夜。我们的话题从宗教到围棋，海阔天空。还记得，当时仿佛尽是我一个人口若悬河地高谈阔论。回顾我为四段、在国民新闻主办的与秀哉名人下让二子局之时，川端康成就曾担当过观战记者。我们的交情从那时开始，真是缘分非浅。


    川端康成对“美”有根深的研究，是位有细致观察力的天才作家，因他作文章反复推敲、追求尽善尽美，，如同制作艺术品一样，所以经常延误交稿期。战后，为了写《吴清源棋谈》，他投宿于箱根仙石原的表石阁，用了三天的时间到我那里采访。记得，出版社的编辑因与川端的约稿到期，为了使延误的稿子尽快到手，不得不派人一直尾随于他的身后。


    读卖新闻社主办的棋战常常在“福田家旅馆”进行，川端康成作为观战记者也常常在福田家眠宿和写稿，那里有个侍女经常侍侯他，名叫“雪姑娘”，川端十分喜欢，后来，川端一到，雪姑娘就成了他的“专属侍者”了，据雪姑娘说，“川端先生非常喜爱收集艺术品，一有闲暇便去逛古玩店。

    川端康成和我都很瘦，我对此并无所谓，可是川端似乎十分介意。他好像十分羡慕丰满型的人，特别喜欢丰满的女性，难怪他选择的妻子就是一个胖乎乎的美人。在伊古奈饭店时，我们一同洗温泉，几乎互相估摸了对方的体重，不过谁也没有说准，我俩都不足四十五公斤。因此，，川端康成笑嘻嘻他说：“不管谁先达到了四十五公斤，都必须请客庆祝一番！”


    战后，此事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没想到川端康成却牢牢记着。一打听到我的体重已经超过了四十五公斤，“喂！你不请我客可不行啊！”川端冷不防地摆出了一副认真的面孔咄咄逼人地向我“讨债”，当时还真吓了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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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刃格斗——擂争十盘棋

    世人皆知，“擂争十盘棋”如同武士真刀实剑的战斗一样，两雄争霸，必有一伤，实在是一种极端残酷的对局。若有一方被击败，本应为平等待遇的胜者一方，便会截然分明地比对方在棋力上拉开高出一段左右的等级差。嗣后，败者是再也不能与胜者平摆地对局了。（擂争十盘棋过去称为争棋，有十盘，也有二十盘，甚至更多盘。一般在净胜局上每领先四局者，称为多胜一筹，交手棋份立即提高一格——译注）一旦被人降服，就会身败名裂，如果不能东山再起、重霸擂台，其结局只能是从棋界的第一把交椅上跌落下来，永远被人们遗忘和抛弃。实际上，重整旗鼓、再次争霸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擂争十盘棋”可说是一场悬崖上的决斗。特别是在争夺棋界第一把交椅的擂争胜负中，一方面，胜者名扬四海、誉满天下；另一方面，败者一蹶不振、棋士生命就此断送。这也是“十盘棋”给职业棋手带来的无情命运。


    自古以来，为了决定棋界“第一人者”的地位——名人棋所，大都是只凭一次擂争十盘棋或二十盘棋的对局便评功定爵。因此，任何对局者都会强烈感到：成败在此一举！不得不舍生忘死地在棋盘上展开决斗。这绝非危言耸听之谈。人人皆知，在江户时代的本因坊、安井、并上、林这四大棋家之间，为了争夺“名人棋所”的宝座而进行的擂争胜负，从来都充满着残酷的血腥味道。


    正保年间，第二世本因坊算悦与安井算知为争夺名人棋所的宝座而进行的擂争胜负，双方都舍出性命来作赌注，费时九年的期间里却只下了六盘棋，而且最后不分高低，毫无结果。到了宽文年问，第三世本因坊道悦为报师仇，向当时已当上名人棋所的安井算知挑战，发誓与他擂争六十番胜负。“倘若败下，将受到流放远岛的刑罚”——道悦就是在幕府这样的威胁之下冒死格斗了十二盘，终于遥遥领先、占据了上风。更有悲壮之例：元文年间，第七世本因坊秀伯与井上因硕的“争棋”中，弈至第八局结束时，秀伯口吐鲜血，英勇地倒下。争棋只得中止。另外，天保年间，向第二世本因坊丈和名人挑战的井上家的赤星因彻，败局之后也吐血不止而倒下。可惜一代超逸之才死不瞑目，生命的火花刚刚闪烁了二十六个春秋就磕然熄灭了。再有，第十四世本因坊秀和与幻庵因硕的二十番棋，第一局就费时九天，这期间因硕曾经两度吐血，冒死搏杀。如此壮烈绝顶的擂争对局，其例真是不胜枚举。


    举近代之例：明治时期有个水谷缝次，在与高桥忤三郎进行擂争胜负之后，可怜一命呜呼，气断身亡，昭和初期，日本棋院的铃木为次郎先生与棋正社的野泽竹朝七段，人称“宿命的敌手”。他们的擂争十盘棋的激烈场面，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根据弈棋者双方的段位差而决定不同的“交手棋份”（如互先、先互先、定先、让子等——译者），以及一直沿用擂争胜负的对局形式，这些惯例在棋界早已自行消亡了。其消亡开始于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引退、世袭名人制度被废止的时期。从此，一切棋战的称号都根据“名衔制”而定。可以说，这种巨大的变迁，若是从四百多年的日本围棋史的长河来看，不过是沧海一粟，一朝一夕的变化而已。


    对我来讲，所经历过的“擂争十盘棋”本质上与昔日的擂争胜负毫无区别，同样是以棋士生命来孤注一掷、冒身败名裂之危险的“争棋”。尤其是战后，我作为读卖新闻社的一张王牌，独霸擂台，打了十多年的“十盘棋”。我的处境若称为悬崖上的决斗可谓名副其实。这并非有任何言过之处，因为那时我早已失去了日本棋院的支持，只得独闯天下，因此，一旦被别人击败，吴清源的身价将一落千丈，他的棋迷们也会大夫所望。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我的棋士生命将就此结束。


    特别应当说明，擂争十盘棋这种白刃格斗决胜负的形式，若不是身临其境地去尝试着下一下，断然体会不出那种恐怖的滋味。看起来，因那种血刃决斗式的对局已然灭绝而值得当今的棋士们庆幸。现在的各种名衔战，即使是败北一两次也无妨，既无损于名誉，又不会引起交手棋份的改变，而且还存在许多次挑战的机会。另外，名衔非常之多，对谁是第一强，无人公正地来“排座次”。对于棋士来讲，当今的棋战是只加不减、只升不降的各种头衔制的比赛而已。

    我绝非嗜好此道才去下擂争十盘棋的。从昭和十四年（1939）的“镰仓十盘棋”开始，到昭和三十年（1955）与高川本因坊大战为止，我面对当代所有的最强者，实际上与这些对手轮番决斗了十回，下了近百局的“十盘棋”。因此，难怪人们在我的名字上又贴了个标签，送我个绰号为“十盘棋的吴清源”。


    十分幸运的是：在所有的擂争十盘棋中，除了与藤泽库之助六段（注：当时吴为八段）“定先”（注：藤泽始终执黑）的十盘棋之外，在所有“分先”的十盘棋中，我将所有对手全部降服于脚下。总之，能将与我旗鼓相当的强敌轮番击败，我想只能解释为福星高照。或者可以这样说：我常常受到司掌胜负之神的青睐。


    长时期作为观战记者、经常在十盘棋对局场采访的读卖新闻社的山田虎吉先生，在他的《吴清源擂争十盘棋全集》第一卷中这样写道：


    “事实证明，当时再也没有像这种擂争十盘棋那样令人恐怖的了。因为无论如何，盼望已久的‘谁是日本第一强’即将揭晓，天下亿万人的眼光当然全都集中到这两个最高擂台上的人身上。这两人无疑都将名誉地位、身家性命全部孤注一掷地押在擂争之中，谁都必须殊死地决斗到底。就连观众也会替他们捏出一把汗，心情也会随着那棋石的落盘声而激动万分、惊叹不止。若将现在定型了的对局形式——各种名衔战的‘七盘胜负’来举例，在使观众时而振奋、时而惊叹这一点上，可以说与 ‘十盘棋’相比简直是望尘莫及。这样说，其恐怖意味完全可以使读者理解了吧！”


    “然而，万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们常常在饭后茶余闲谈的‘十盘棋’，要想取胜是何等地艰难。更何况在历经多年、参加多次擂争十盘棋的棋士中，唯有一人连胜不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吴清源！真可谓百战沙场，九死一生，非同凡响。在这个十盘棋的最高擂台上，代表当代之精华的人物——木谷实、藤泽库之助（朋斋）、岩本熏、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高川格等，他们轮番抖擞精神，个个施展绝技，大显不凡身手。然而，吴清源面对这些虎狼之将，高屋建瓴，百战不殆。他不仅全都战胜对方一筹，而且有时打得对方的交手棋份不只出现一段之差，还出现过二段之差。这怎能不令人拍案称绝！此乃日本围棋史无前例的壮举。并且，由于十盘棋的决斗名副其实地酿成‘争霸日本第一’的一场大战，所以它显示出无比残酷和惊险的特点。在这一系列生死攸关的连续较量中，吴清源竟然不遗一尘、无咎无愧地参天而立，真是应当重彩浓墨地大书特书一番！”


    山田虎吉先生如此不惜溢美之词，敝人实在难当。但今日回想起来，擂争十盘胜负这种残酷的对局，毕竟在长达十五年以上的艰苦岁月中反复不断地进行，况且唯一连胜到底的幸存者，万万没想到竟然是我！这怎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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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十盘棋
  昭和十四年（1939）九月，我最初经历的擂争十盘棋拉开了战幕——与木谷实七段进行擂争十盘棋的第一局。由于这次十盘棋的对局场选在镰仓的寺院，因此，便被称作为“镰仓十盘棋”。


  其实，认真说起来，在镰仓十盘棋之前我和木谷实已经下过一次十盘棋了。那是我还未满二十岁、木谷实也刚刚三十出头弈欲颠狂的时期。当时我们联手成为棋坛新锐，被人同称为“花形棋士”，十分活跃。不过那一次的十盘棋因木谷实中途晋升为六段，交手棋份突然改变，不得不在三胜三败时中止。但对我来讲好像昨日的事一样。特别是在建长寺下的第一局，我俩当时倡导的新布局崭露头角，使天下棋迷耳目一新，成为举世瞩目的一局。另外，昭和八年我对本因坊秀哉名人运用新布局抗争的一局（三三、星、天元之局——译者），同样是誉满天下、令人难忘的。


  首先叙述一下镰仓十盘棋决定的经过。


  昭和十四年，日本棋界的棋士升段大赛制度经历了重大改革。由于那时的升段规定过于苛刻，若成绩一般，即使是苦战十年也难得晋升一段，因而造成棋士间焦躁和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对此，日本棋界不得不对升段规定作适当放宽的改革。那时棋坛状况是这样：在秀哉名人引退之后，八段位上空无一人，七段成为最高段。除了铃木、獭越、加藤三长老以外，比较年轻的棋士只剩下木谷实一人了。


  段位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在同段位中分甲组、乙组以及因此产生的级差。另外，采用了“权宜升段规定”。这个规定将过去的“升段大赛成绩未达到平均分数为七十分以上者不准升段”改为“在昭和十四年与十五年里，平均分数达到六十五分以上者即可升段”。


  这一年春天的升段大赛一结束，我便作为享受权宜升段规定恩惠的第一号而晋升为七段，再次与木谷实段位平等、并肩起坐了。


  我与木谷实的多次对局，早在数年前就作为“明星节目”被搬上舞台。为此，各大新闻社都争先恐后地相继将我们的对局纳入计划。例如：时事新报社主办的仅打到第六局便中止了的十盘棋；读卖新闻社主办的七盘棋；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三盘棋等等。总的来看，以上的对局双方胜败是平分秋色。如此景况之中，我俩作为当时的最高段——七段而并驾齐驱、难分轩轾，这样一来，秀哉名人引退后的日本棋界最强者是谁？无形中，木谷实与我的对局作为决定最强者之战更加名副其实地成为 “最佳节目”。


  谁来主办这个最受欢迎的节目——木谷、吴的决斗？这无论对哪一家新闻社来讲都事关重大。那时，读卖新闻社慧眼识到擂争制对局的严酷性，于是与日本棋院缔结了一项契约，将所有的擂争制对局由该社一手垄断起来，木谷实获悉此事后，有一次与读卖新闻社的围棋责任记者饮茶闲谈中，曾表示“愿与吴清源一争胜负，打它几十盘也行！”


  读卖新闻社喜出望外，趁木谷实话音未绝便急速地作出木谷与我擂争十盘棋的计划。当时的对局费也是每局每人高达七百日元。那时节普通的对局费按行情是每局两人共三百日元左右，我们的对局费可真是慷慨破格。其实我对金钱之事从来都算不清账，对自己的钱囊到底有多重也从未掂量过。毫无例外，那时的一切都托付日本棋院的八幡干事与木谷实去商定，据木谷实讲，对局费中有四成被日本棋院预先克扣了。
此次十盘棋对局的条件还有：决定以擂争胜负的方式。有一方净胜局上领先四局即改变一次交手棋份；限用时间各为十三小时 ，三日终局制；对局期间采用“同馆食宿、闭门封棋”的方式进行。


  在对局场的选择上，鉴于必须是与擂争十盘棋这种白刃格斗色彩相符的擂台，为了始终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决走主要选用坐落在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鹤冈八幡宫。第一局于九月二十八日起费时三天在建长寺的禅房里对局。当时的住宿地点是靠近由比滨的镰仓海滨饭店。

  猜棋结果是木谷实执黑。木谷实从他与本因坊秀哉名人下引退棋时开始，形成了“以新布局为主、重视取势、投石高位”的棋风。不料此局木谷实突然棋风一转，改为“投石低位、坚实占地”的策略。当牢固地占地之后，奔至中盘便猛然打入对方的阵势中去。因此，在我与木谷实的对局中，围绕打入的子而展开绞杀的场面屡见不鲜。此局也同样，黑棋首先抵投取地，然后近中盘时在白模样中打入，不过在黑棋牢固占地的功夫，白棋早已捷足先登地伸张开模样的大网。结果，第一天给人的印象是黑棋稍稍落后。

  第二天，黑棋果然打入白模样中，双方短兵相接。然而打入虽然可望得手，但整个盘面对黑棋来讲仍无根本好转，黑棋陷入苦战的印象难以消除。从黑棋第77手开始进入对局的第三天，绞杀的态势更加扩大，双方都相继遇到了局部战术的关键地方。只见木谷实一手又一手地冥思苦恩，一阵又一阵地反复推敲。局后一查记录，黑棋的思考时间：第95手用了52分钟，第97手用了65分钟，第101手用了55、分钟。可见木谷实长考留下的脚印真是既深且长。


  我的第120手，本来是想赚取小小的两目而伸腿，谁知竟是个失着。后来落了个被黑棋猛烈反击的苦果，造成一个大劫，把我逼上梁山。此时，木谷实也好我也好，全部舍生忘死地拼了。后来第157手时，没想到木谷实在左上角打了”一手劫棋后，突然在盘侧倒下。当时的观战记者三崛将先生描写了这个场面。文章略长，恕我全文引用：

  此次对局纯属真刀实剑的血战，，棋手双方无时不在殊死拼杀。这种赌命于擂台的决斗，即刻成为铭记昭和棋史的一场大战。激战到了最后一天的深夜，对局场上展现出一一片阴气袭人、满地月色凄凉的景象。


  只见木谷六段的黑棋打下第157手后，顿时鲜血从鼻孔中流出。敝人当然不解，盘前竟如此令人呕心沥血！于是，房内纸隔扇和玻璃门急忙被打开。建长寺对面的山上
吹来一股股寒冷的夜风，在寺院中的禅房四角飕飕地回荡，仿佛要将这里的一切都冻结凝固似的。


  走廊里，限用时间已所剩无几的木谷七段，闷闷不乐地躺倒着，头上不停地用毛巾冷敷，并不时地叫喊：“对方考虑的时候，我也想去看看！”于是，一时拦挡不住，他便强打硬撑地坐到棋盘前，不过只听他说了句“不行！”，便又踉踉跄跄地回到走廊躺下。当时，对局场上人们四处乱窜，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然而抬头望去，昏暗的走廊对面的山上，早已是风平月明，株株苍杉在漆黑的夜色中已然纹丝不动地静下来了。

  禅房里，明亮的灯光下，表情严厉的吴七段正在长考，仿佛刚才的骚乱他全都置若罔闻。不！也许噪音根本就未曾入耳。在30分钟之内，他正襟危坐，纹丝不动。突然，他抬起头面向天井，双目向极高处眺望，但心神却仍然贯注于盘面。刚才的骚乱发生以来，吴氏始终一言不发。自黑棋第157手打下后，惊慌失措的人们，水呀、药呀的喊个不停。然而噪音对他毫无干扰，吴氏就这样默默思考着度过了30分钟。真是寸心不乱！


  “吴先生，怎么样，休息一会儿好吗？”日本棋院的八幡干事伺机搭话问道。当然，八幡先生的用意很明显，若是吴氏此时将下一手打下，那么限用时间仅剩9分钟的木谷氏将陷入苦境，可以这样说，若是吴氏一石落下，然后再用30分钟、或1个小时来休息的话，就等于赐给时间窘迫的木谷氏以额外的缓兵之暇，此事便显得不公平了。正因为如此，八幡先生才考虑趁现在吴氏未投之际先休息一下。


  吴氏慢吞吞地看了看左腕上的表，答道：“快点儿下吧，可以早些结束。”说完，吴七段终于决然脱离思索，扬起脸向走廊那边问道：“木谷先生，怎么样？休息一下好吗？我这一手马上就要下啦。”


  话音落下后，禅房内鸦雀无声，沉默中又过了几分钟。后来，脸色不佳的木谷七段，用湿手巾将头缠住，步履蹒跚地从走廊处走出来。于此同时，吴七段第158手打下，将这个大劫彻底地收拾了。


  “休息吗？”木谷七段问。

  “休息吧。”吴七段额首应道。

  于是，休战20分钟。


  吴七段在侧室里继续饮茶休息。木谷七段仍要冷敷头部，便低着脑袋，摇晃着走向大彻堂，在黑暗中消失。随后，高桥四段悄悄地给我看了四个字：“胜负不明……”
（引自《吴清源擂争十盘棋全集）第一卷）


  嗣后，这篇观战记事害得我大难临头，有苦难言。其实，木谷实倒下之时我根本就没有察觉是因为出鼻血。我觉得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棋势非常微细，而且黑棋始终陷于苦战之中，后来因我出现失着而局面骤然间好转，于是他大大松了口气，紧接着便引起了贫血而倒下。我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木谷实在对局时，只要是疲劳过度，就常常引起贫血。以前他在和桥本的对局中，木谷实就曾因贫血倒下，因而不得不休息30分钟。据桥本说，当时那盘棋已进入收官阶段，木谷实就是利用了那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边躺着一边在头脑中的棋盘上计算如何收官，而且他自称：充分计算的结果是自己一目胜。


  分析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应该说我这里不但没有余暇去分心照应木谷实，实在是早已自顾不暇了。由于我的失着，本来自信为优势的局面，顷刻之间转变为胜负不明。我自身血压剧升，鲜血几乎快从天灵盖上喷出了。由于我只顾绞尽脑汁地思考，所以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与其说是没有印象，其实根本未映入眼帘。可以说，在这么重大的对局中，遇到黑白棋石拥挤成一团、临近终盘尚且优劣不明的局面时，作为棋士，谁都会冒粉身碎骨之险，毫不弛心旁骛地投入战斗。因此，此时此刻岂能一心二用，焉有替对方的竞技状态而担扰的余暇。总之，血战的双方从始至终在盘上将自己的棋石与对方的棋石紧紧咬住，只要盘面上这种僵持的棋石不消失，恐怕谁也不会去介意对局者处于何等状态。再者，观战记者中“木谷七段闷闷不乐地躺倒着”一句，委实是大肆夸张的描写。实际上应说明木谷实是躺在长椅子上的。而这篇报导无疑给广大读者造成了“木谷实痛苦难堪”的不良印象。


  休息后再战，进入收大官子，在第184手我再次出现失着。黑棋终于转为优势，如此打下去的话，局势发展将是黑棋多二、三目。可惜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第 193手木谷实也出现了失着，我再次抓住胜机，挑起劫争，终于实现了逆转，白棋获二目胜。这就是我近百局的擂争十盘棋中的第一局，是一场从始至终苦战不休的胜负大较量。


  昭和十四年，正是“满洲事件”后，不宣而战的日中战争早已陷入了更加扩大的深渊，日本国内也处于“国粹思想”笼罩全社会的时期。宣传机构都大肆宣扬日本民族在亚洲的“优越性”。于此相反，他们将中国人蔑称为“支那人”甚至辱骂为“狗窟子”。霎时间“支那人愚蠢”等恶语中伤如阴云弥漫，嘲笑中国人的报导、文章等，不但是报纸，就连少年杂志也连篇累赎。


  在如，此蔑视中国人的风浪中，如前所述的观战记事登载见报，顿时引起了读者巨大的反响。“当木谷七段鼻血流出、异常痛苦之时，你却佯作不知，只顾继续下棋，这简直太残忍了。你为什么不马上休息一下？你为什么不能说几句照顾的话？你简直是个不懂‘武士侠义’、惨无人道的赌棍！”顿时，新闻社那里对我如此非难的阵阵咒骂犹如一群黄蜂纷飞沓至。


  若允许我说两句的话，我认为那些对我非难的人只能说是对围棋的“白刃格斗”一窍不通。我与木谷在棋盘上演出的是一幕决斗悲剧，木谷实要决一死战，我也只得冒死相拼，而且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是否休息，只能由公证人八幡干事来决定，我毫无权力。职业棋士们到底与众不同，不但棋士中间无一人说我残忍，木谷实本人也因读者那般骚动而感到十分为难。

  但事件还是越发严重，竟然发展到连恐吓信都投进家中。我将那些恐吓信拿到濑越先生那里，本来就事事爱操心的先生看到后，更加为我担扰。后来，先生立即去找安永先生商量，安永先生答道：“吴先生若是胜了这十盘棋，恐怕有丧命的危险。”于是对这个十盘棋是否应该中止，濑越先生一时进退维谷，大伤脑筋。最后，先生毅然决定对局继续进行，并热情激励我说：“即使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身为棋手，死于盘上，也应心甘情愿、在所不辞。振作起来继续打下去吧！”


  这次事件中，还发生过有人向我家扔石头的不愉快事情。由于濑越先生既是招我来日本的，又是劝我继续对局的人，他既负有保护我的安全之使命，还必须承担让我冒险之责任。无疑，那阵子先生左右为难，朝夕喊苦。


  不过，可能由于我生来就遇事满不在乎，对此事件并非那样耿耿于怀，我若因此而过多伤感，在那么艰苦的对局中就绝不会取胜。我认为：我能超脱民族与国境的界限，能保持镇静、临危不乱地奋战到底，这全都归结于我的信仰。


  战后听说大宅壮一氏曾以这次对局为例，写了一篇以“中国人是残酷的民族”为主旨的文章载于杂志。看过那篇论文的华侨同胞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指责在大陆上到处烧杀掠夺的日本军，他们才应该称为惨无人道！对我来讲，我不但无法承认自己狠毒不仁，而且更不能容忍任何人随便指责全体中国人。这只能给我留下非常不愉快的回忆。

  镰仓七盘棋期间，除了第一局以外，还有许多值得回顾的往事。昭和十五年（1940）六月，在圆觉寺下的第四局，是继我二胜一败之后，可以左右这次十盘棋结果的重大对局。那一局我执黑棋，因走棋过分而作茧自缚，陷入苦战。收大官子时，我在必争点上打出了一手逆收官棋，苦站到底终于多了一目。因此，镆三胜一败，终于拿下了这确保我有利的重要的一局。


  舍命争夺的第六局，于昭和十五年十月再次在圆觉寺举行。对局场选在寺内归源院中茶室式的小书院，那里四周翠绿如屏，景致十分雅静。


  第六局之前，我顺从广大棋迷的要求，将“吴泉”这个名字再次恢复为“吴清源”。户籍上我依旧称吴泉，吴清源如同笔名一样。木谷实失落了第五局之后，将爱惜多年的长发一剪子断去，变成和尚头。在仅剩一城（再输掉一局就要被迫降低一格即改变交手棋份——译者）之际，以表示他将重整旗鼓、破釜沉舟之决心。我从来都是光头，我俩在禅房对局时，简直如同两个禅僧一样，双双不禁掩口而笑。总之，第六局我也幸运地获胜，五胜一败，终于将木谷实击退到“改交手棋份为先相先”的位置上去了。


  第七局，于昭和十五年末开始到昭和十六年的正月初为止，在鹤冈八幡宫对局。当时，针对我向上连扳两手，木谷实来了个向上连扳三手的应着。记录员见此大惊，不小心将桌上的红墨水瓶弄翻，溅洒到塌榻米上，霎时间绽开了朵朵红花。记录员荻原佐知子初段本是喜多文子先生的家传弟子，作为“名记录员”向来评价很高。可惜，昭和二十年三月在东京下叮遇到大空袭时丧失了年轻的性命。


  这一局，进入收大官子时仍然短兵相接，胜负不明。由于我在第六局已将木谷实击退了一步，心情多少松弛了一些。加上此局第三天晚餐时，饭香菜美，胃口大开，忘却了对局时应节食之事，结果像平素一样大吃大嚼了一顿。再次开局后，满腹发胀，招来作祟之祸，不久便在第170手打了个失着，一团大棋被吃掉，好端端的棋让我失落了。


  到镰仓十盘棋的第六局，我以五胜一负多胜一筹；第七局之后的战绩为一胜三败，败多胜少暂且落后。回想与其他人的十盘棋，我也常常是多胜一筹后，大意失荆州，优势之棋多被失落。我亦觉得，只要是第一局，我从来都发誓死斗。这说明我对胜负的执著之心向来是虎头蛇尾、日趋淡薄的。不容置疑，要想在胜负之争中连胜不败、独霸擂台，就需要对取胜抱有一种强烈的倔强心。而我，一旦对取胜变得清心寡味，那么对局时不知为何对手也变得不露破绽；相反，若对胜负之争充满信心，那么顿时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将对手迷惑以致诱其误出失着。


  总之，围棋是两人共同创造的一种艺术。同时应当毫不含糊地指出，围棋完全是为了取胜才引起相互残杀。围棋是不折不扣的胜负世界，除了要求常胜不败之外别无他求。说到底，不获胜就无人承认它的巨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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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坊战

    如前所述，昭和十三年，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引退棋决定与木谷实相争。在秀哉名人即将引退之际，他曾提出将“本因坊”这一“家传名位”传让给日本棋院。棋院当然求之不得地接受了这一名位的传让，重新举办了全日本选手权战，决定优胜者可以获“本因坊”这一名衔。这就是本因坊战的由来。

    本因坊战现在由每日新闻社（过去的东京每日新闻与大阪每日新闻）投入巨金并与日本棋院缔结契约而举行，规定每期本因坊在位期限为两年，每隔两年在本因坊和挑战者之间举行新的本因坊决战。现在，名目繁多的桂冠名衔设立，为争夺那些称号的棋战已达到鼎盛时期。然而回顾一下漫长的围棋史，那时期设立的本因坊战则是各名衔战的先驱者。

    本因坊战从提案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曾一度在棋士中间引起巨大的分歧。无论怎样说，当时正处于根据段位而制定交手棋份的严格时代。若和比自己段位低的人以分先来对局，对当时的棋士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之事。另外，认为贴目是与真正的围棋精神相悸、绝不能得到承认的意见，也以“长老棋士”为中心，人多势众。后来的一段时间内，认为如此争执不如干脆不设本因坊战为好的意见又占了上风。

    从昭和十二年元旦开始酝酿的本因坊战，曾经几度险些破产。然而，由于有关者的热心敦促，难产的本因坊战终于在众人努力下而实现了。昭和十四年，第一期本因坊战拉开了序幕。

    第一期本因坊战预选赛经过了两年时间，刚好在我和木谷实的镰仓十盘棋的同时举行。现将当年的本因坊战从预选赛开始到最后决赛为止的复杂程序说明一下：第一阶段，从四段阵营中的低段者开始展开预选赛，然后出线者与高段者，包括七段的全体参加，从中选出八名挑战者候补。第二阶段，在这八名候补挑战战者中反复进行四次淘汰赛，每次淘汰赛的优胜者积五分，以下人的积分依次递减；根据四次淘汰赛总积分的高低按顺序排出成绩表。最后阶段，”在总分第一位与第二位之间进行六盘胜负的决战，从而决出第一期本因坊。

    我在四次淘汰赛中的成绩是：一回优胜，一回为二等，还有两回是初战即溃。其实八人之中我的胜率本来较高，可惜由于积分的关系只好退居第三位，因此不能在挑战者决战中出场。第一位是关山利一六段，第二位是加藤信七段，在这二者之间进行了“本因坊决定六局胜负”。但由于决战结果是三胜三败，打了个平手，因而第一期本因坊便由预选赛中总积分为第一位的关山六段获得。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 九月，关山六段晋升七段，同时改称号为“本因坊关山利仙”。

    第二期本因坊战的预选赛，在第一期本因坊决出的昭和十六年便已拉开了战幕。可惜由于十盘棋、结婚、宗教上的问题等事情堆积如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而战绩不佳。结果是桥本宇太郎获优胜。他和关山本因坊的挑战局于昭和十六年五月开始。第一局桥本胜；七月打了第二局，然而因中途六十六手时关山本因坊昏倒在地，旧病复发，其后的对局无法继续下去。因此，本因坊决定在卫冕战中弃权，将本因坊称号奉还给日本棋院。后来，见到关山本因坊不能对局，他的大弟子、年轻棋士尾原武雄趁机挺身而出，向棋院请求：“让我代替师傅来打吧！”当然，此事被棋院一口拒绝了。总之，替师出征的尾原先生，他青年时代血气方刚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后来，鉴于关山七段已将本因坊称号奉还，第二期本因坊便由桥本宇太郎就任。他改称号为“本因坊桥本昭宇”。

    第三期本因坊战的方式有些改变，到了最终预选淘汰赛时，分成了八人一组，共四组来进行；各组的优胜者再组成四人循环战，优胜者获得向桥本本因坊挑战权。

    最终预选淘汰赛的举行于昭和十九年，正值太平洋战争战局紧张，日本国土上空敌机频繁骚扰。在这次淘汰赛上我连胜出线，再于十一月分组赛中胜了濑越先生，获得了四人参加的“挑战者循环赛”的出场资格。

    可是，当时的形势是战场上频频告急、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大家为了免遭空袭，都打算立即离开东京。日本棋院那里能安心于棋赛的棋士日趋减少，整个棋院呈现出一片麻痹状态。虽然每日奔向棋院打听，但何时、何处对局等事情无人掌握。整个棋院都是见势不妙，走为上策。特别是桥本宇太郎等人，本来就是临时进京到棋院参加比赛的，为了随时能返回大阪宝家，每次来棋院，都捆打好小包裹，一副整装待发的模样。

    那时我因无法填饱肚子，落了个慢性营养失调。说起配给来，大米根本不足，苹果也只是一星期分半个。副食只有做完豆腐后剩下的豆腐渣。靠配给根本不能维持体力。

    于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濑越先生介绍的农家采购，就这样异常艰苦地保持着体力。采购地点的农家位于东京都郊外的国立，原是一个租借农场，归先生某弟子经营的会社所有，生产各种农作物。我本来就瘦弱，更无体力，即使去采购，肩背手提总共不过能拿二十公斤左右。而且，如此重担压身早已是竭尽全九而搬运量仅仅是另从的一半。另个还必须将米藏在手提包的底层，上面盖上蔬菜，通过车站检票口时，必须避免被人发现是偷运大米。扛到家后，还有重要的工作等侍，即把米倒入一升装的瓶子里，用木棒捣成精米。

    总之，在这种根本不能安安稳稳下棋的环境下，我拖着营养轻微失调的身子，被寻食采购的生活逼迫，从昭和十六年秋开始至“十九年春为止的棋士升段大赛中，战绩不佳，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连败局面，简直是溃不成军。

    如上所述，我在第三期本因坊战分组预选赛决胜局胜了濑越先生。那时我已结了婚，搬出濑越先生的别墅，住进新居。濑越先生也面对时局，留下别墅墅，卖掉旧的正宅，并做好了一有不测风云便即刻离开东京、撤回广岛的准备。

    记得与濑越先生对局是在东京都中目黑的桥本文治氏的家里进行的。当时我们二人都是身裹国防服、足缠绑腿的姿态。对局中遇有两次空袭警报，每次都立即中断对局，飞身钻进防空壕。炸弹正好在离对局场桥本氏宅院不远的目黑雅叙园附近爆炸。这一局，是我在战争结束之前最后的对局。

    第三期本因坊战就是在这种险恶环境下进行，我虽然获得了挑战者决走循环赛的出场权，但那以后的对局在哪里打？不，就连打不打都闹不清楚。我推测日本棋院恐怕已将棋战无限延期或是中止了，于是，不得不就此断念。

    实际上本因坊预选赛好歹还是继续到了最后。岩本熏七段成为挑战者。第三期本因坊挑战局在桥本本因坊与岩本七段之间争夺。第一局是昭和二十年（1945）七月二十四日始在广岛市内进行，公证人由濑越先生担当。第二局也预定在同一场地，从八月四日始到六日止进行。由于来自官方的严重警告说：万分危险，不许对局！所以，只得仓皇将对局场移到郊外的十日叮。正当对局的第三天即八月六日，已然临近终局之刻，广岛市被原子弹投中，顷刻间市内大火熊熊，一切都焚为灰烬。根据桥本宇太郎的回顾：离市内十公里的对局场也遭到强烈的冲击波袭击，纸隔扇和拉门被掀倒吹跑，玻璃窗也粉碎得无影无踪。倘若真是按计划在广岛市内对局的话，现在我们三人哪能活到今天，肯定埋到广岛的焦土之中“火葬”了。总之，岩本、桥本两氏与濑越先生真可谓大难不死、虎口余生之福将。可是，据说獭越先生的三儿子在“勤劳动员”中被炸伤，在同学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家，然而十天之后便咽了气，死时仅是个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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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会后援会

    昭和十三年，以原来的大本教信徒为中心，开始协商建立红会日本支部一事。当我离家去富士见疗养所住院期间，为商谈此事，三位有关者曾寻访过我家。其中有一位是小田秀人先生。他毕业于京都大学，在学校作教师，由于对心灵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于是辞职成为研究心灵学的专家。

    据说他在学生时代非常喜好围棋，常常出入学生棋界的“道场”——京都非常有名的“吉田塾”。据小田先生讲，他们以大岛丰先生为核心，正筹备结成红会日本支部，特为协商此事来访。

    大岛丰先生从前曾在大本教的总长出口王仁三郎先生那里做过秘书，后来因相处不和而离开了大本教。嗣后，他也创立了善邻协会这样一个为东亚人办的学校，并亲自担任理事长，工作十分活跃。那时时他还招收了许多蒙古青年来作留学生。

    大岛先生早在大本教时就成为红会信徒。大本教被无理镇压后，使大陆的红会与日本的红会信徒之间的交流陷入绝境，大岛先生曾想方设法欲使红会摆脱困境。他为了招收蒙古学生常常往返于日本和大陆之间，所以他曾专程拜访“红会北京总院”，并提出商讨有关结成红会日本支部之事。唇来，据说总院告诉他：“在日本有位红会的修方——吴清源，请与他会面后相商。”

    我于翌年富士见疗养所出院后，毫不拖延地与大岛先生和小田先生进一步商讨了建立红会日本支部之事。当然，要建支部必须在具备有修行场所——道院的基础上才能组建成健全的支部。可是，我因棋士生活所迫，大岛先生又忙于善邻协会的事务，因此难以分身来全力筹建。最后决走：“筹建负责人”由小田先生担任，大岛先生就任理事，我的职称为参事。

    成立红会日本支部，当然要得到日本政府的许可才行。但当时日本正在中国大陆肆意“进出”、穷兵默武。大陆上日本神社到处林立，日本“神道”已经强行推广到中国人身上，当我们申请“设立许可”之时，政府方面答复说：“红会对中国人、对日本人全部不分彼此地承办救济事业，其宗旨无任何政治色彩，是一个完善的组织。对此，予以理解。但是，正值政府在大陆推广日本神道之时，不允许任何宗教从中国输入。”有此“理由”，批复许可之事万难有望了。

    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只好对设立红会日本支部一事打消了念头。于是，代之而结成了“红会日本后援会”。决定由“满洲国长官”远藤柳作先生任理事长。其实，宗教的后援会实属荒诞，迄今未闻。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时的办法。

    红会日本后援会一组成，我们就尽力与大陆的本部进行密切的联络。可是由于战争越来越扩大，日中关系日趋险恶。日本方面越发疯狂地侵略中国，就连红会发祥地——济南道院也被当作了日本军的营房。而且，竟然还有人打着红会后援会的幌子在大陆上为非作歹。后来，从大陆寄来的邮件全要经过拆检，就连我们想拜求大陆本部的坛训（神谕）也非常不自由了。这种情况下，红会后援会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唯一一次较大的活动是：昭和十四年（1939）天津遭水灾时，根据我的提案募捐了四万日元。由常务理事松井为代表，将那笔捐款携至大陆去救济。那时我个人主要的工作是将道院出版的有关红会教义的书作少许翻译。

    到了昭和十五年，红会后援会无法开展有实际内容的活动，纯属有其名无其实。如此下去毫无意义。于是我提议解散。经理事会商定，终于决定各奔东西。

    解散后，为使红会不至于灭绝，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供奉、祭祀御本尊“至圣先天老祖”的场所。另外，“筹建负责人”小田先生也会失业，因此不得不为他考虑一个安身之计。后来决定在赤坂丹后叮，当时的红后援会事务所附 近的“篁道大教”那里祭祀御本尊。

    篁道大教是以峰村教平先生为教主的宗教团体。从他们拜求“御神示”（神谕）时于白纸上呈现等方法来看，与红会的宗教形式非常相似。另外，篁道大教的地点位于红会后援会事务所的附近，信徒之间早有许多交流。

    教主峰村教平先生原是位实业家，由于在各种实业中出师不利曾一度破产。后来，义弟三夫慧眼识真人，见峰村教平富有灵感，让他侍奉神灵，兴盛篁道大教。

    峰村教平先生曾考虑单纯从事宗教，但难有理想的收入，因此提倡“教业一致”。教即宗教；业即实业，非指修心养性之业。若在实业与宗教一体化的基础上去传教，不但信徒会增加，而且财力也会日益富裕起来。后来，三夫先生又拜求到“长野的黑姬山附近出铁矿砂”这样一纸神渝，于是大喜，向四方求援借款，在那里备置了一套矿砂采掘设施，并建起了冶炼炉。

    小田先生也随着御本尊迁移到篁道大教去了。为使矿砂采掘实业获成功，在那里他全力以赴地工作。小田先生到处奔走，今天去军需省请求提供资金，明天跑到银行去申请贷款。比起信仰来，身后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实业热风”推动着他日夜奔忙。

    当红会后援会解散、与大陆红会总院的交流被断绝后，我也以篁道大教作为红会的代替，频繁地往返于篁道大教，并与峰村教平先生及三夫先生结识为友。当我进入篁道大教不到一年之际，篁道大教便将其神道的名称改为“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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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婚事

    昭和十五年（1940），随着日中战争日趋激化，中国驻日大使馆早已被迫关闭，以华侨为中心的旅日华人纷纷返回了大陆。我们一家也面临着必须回国的紧要关头。


    全家一回国，只剩我孑然一身，亟需有个人来照应我的生活。到那时为止，能够对信仰红zi.gif (65 字节)会给予理解的年轻女性，我总觉得还未幸遇一人，有关结婚的事也未曾作过切身认真的考虑。此时形势逼人，我不得不十万火急地成家立业。


    我将终身大事首先拜托给喜多文子先生，请她作媒，为我择一良妻。喜多文子先生的信仰之心非常诚笃，她原是佛教信徒，从佛教的禅宗开始，时宗、净土真宗……最后是日莲宗，她信仰过的宗教宗旨共改变过八次。那时，她又退出佛门而信仰了神道。

    提起喜多文子先生改信神道的起因，非常有趣。先生手下有众多的业余围棋弟子，为了普及围棋，曾在新桥的艺妓中间教授淇艺。为此，每逢星期二在棋院的二楼，先生特地为艺妓们举办教习，向伊藤友惠等女弟子们“名手传绝技，妙语授珠现”。在她的热心指导下，艺妓们棋力大增，终于有位名叫小缔的艺妓获得了初段。当小缔的“初段披露”庆祝会于新桥的一家饭店隆重举行时，我也应邀出席了。不久，小缔告辞了艺妓生涯，与神道有关人士结了婚。嗣后，小缔的郎君热心劝诱喜多文子先生脱离佛门，改宗为神道。


    恕我离题，每逢元旦，按惯例我都陪伴濑越先生去明治神宫参拜，并顺路去望月先生家拜年。然后再与濑越先生分手，独自一人去喜多文子先生家拜年，历来十分快乐。尤其是每次前往喜多先生家问候都见到四位家传弟子云集一处。她们都是女流棋士或未出茅庐的新秀。大弟子是获原佐知子，最后一位弟子是本田寿子（现在的杉内九段的夫人——杉内寿子八段）。我曾多次在先生家里和这些弟子们一起吃丰盛的年饭，每次在那里度过的时光都很愉快。书归正传，喜多文子先生由于改宗神道的缘故，与莫道大教的峰村教平先生结识为友。于是她便委托我们共同的熟人——峰材先生来作月老，为我物色一称心的配偶。不久，峰村先生将中原健一先生的长女和子小姐介给给我。中原先生是峰村先生的远亲，在峰材先生着手经办各项实业时曾经提供过部分资金。


    我早已将终身大事全权托付给喜多文子先生了，因此，喜多文子先生毫不迟疑地当即同意峰村先生的介绍，立即着手进行缔结婚约之事，昭和十六年入夏之前，我们定下婚约，随后我便将注所从濑越先生的别墅迁到位于中野的中原先生家入赘。看到身边有了照拂我的人，母亲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开始为回国做准备，择吉离开日本。昭和十六年八月，母亲和妹妹将我与正在上实践女子学校的小妹留下，踏上了归国的路程。我赶到大贩港送行时，望着母亲与妹妹登上去天津的船，一直望到离港的船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为止，心酸落泪的我真是难舍难分。其实，即使是回到祖国，在那战火弥漫、世道混乱的社会里，恐怕仍然难以度日，此番送行，我的心情格外沉重。


    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二月七日，我与和子的婚礼在明治纪念馆举行。十分荣幸，黄野长知先生夫妇与喜多六平太先生夫妇来作我们的婚礼介绍人。由于正值非常时期，炭火不足，在寒冷的会场上我俩一边打着哆嚏一边举行了庄严的婚礼。当时到会者中有濑越先生夫妇、并目一郎先生、桥本宇太郎先生、木谷实先生、远藤柳作先生、小田秀人先生、峰村教平先生、峰村三夫先生，以及其他各位贵宾光临，我至今深感不胜荣幸。结婚时，我二十八岁，和子二十岁。


    婚后，我们俩口子由于和峰村先生有非常之缘，因而更加频繁地出入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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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擂争十盘棋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六月，我与木谷实七段的镰仓十盘棋结束后，读卖新闻社又开始筹划下一次的擂争十盘棋。结果，寻遍棋坛，在秀哉名人逝世后能作为我的对手、可令天下棋迷注目的，除了当时在野的棋界“最长老”、棋正社的总帅——雁金准一八段以外，别无他人。由于当时的日本棋院里八段棋士空无一人，按理能与雁金先生以分先抗争的对手并不存在。然而，因雁金先生本人曾开过尊口：“我想与吴清源以分先对弈一次”。读卖新闻这才将我摆在“日本棋院代表”的位置上，希望我与雁金八段以分先对弈的十盘棋能够付诸实施。当然，读卖新闻社的本意是打算给昔日与本因坊秀哉争夺“名人”而下野了的雁金八段以一良机，使他东山再起，望他获胜后名正言顺地享受围棋界“最长老”的优厚待遇。


雁金先生与秀哉名人决裂后结成了棋正社，日本棋院与棋正社向来就势不两立，尤其在段位等问题上有过很大的磨擦。为此，日本棋院不可能轻率地应诺与棋正社进行擂争十盘棋。于是，雁金先生为了促成此次的擂争十盘棋，便离开棋正社，重新结成了琼韵社。果然是位德高望重的棋坛宿将，帅旗一动，棋正社里景仰他的棋士们，除了高部道平八段留下外，纷纷随去加入了琼韵社。


鉴于雁金八段离开了棋正社，日本棋院再无理由拒绝我与他的对奕。这样，一番周折后，我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终于决定下来。


在限用时间上，雁金先生希望采用长时间，我则希望越短越好。经读卖新闻社的调停，最后决定各为十六小时。对局场选择了位于镰仓腰越的“读卖海道场”。并且，读卖新闻社为了此次对局，在正屋附近可眺望大海的“松木立”的中央又新建了一座非常雅致的茶室式对局室。这次擂争十盘棋我若败北，将有损于日本棋院的名誉，
因此，空气显得异常紧张。由于雁金先生非日本棋院所属，迄那时为止难得与他对弈，也从未研究过他的棋谱。只有我为四段的时候，有一次在读卖新闻社举办的擂台战中排在第十位与雁金先生遭遇，那时我黑先胜了两目。当时是在数寄屋桥的旅馆对局，是我来日本后第一次在旅馆的“宿店封闭”式对局。


早在相当于日本棋院的长老，濑越先生入段之前，雁金先生就已经是身居六段的高段强手了，据说他曾深受本因坊秀荣名人的宠爱。据秀荣名人称赞他的计算精深时说：
“雁金能看破千手无一遗漏，真是难以对付！”雁金先生不但神机妙算，而且还是治孤名手，与我捷足先登为特点的棋风相比，打起来截然不同。他坚实无比，一般在中盘开始就像坦克驰骋一样，所向披靡，以“力战之雄”著称。


昭和十六年八月五日，我们开始在“读卖海道场”宿馆三日，下完了第一局。雁金先生执黑先投，也许因为与正式对局的疆场阔别多年的缘故，老将军并未将其功力全部发挥出来。我趁机先声夺人，执白获得了中盘胜。


第二局是十月一日我黑先开局。这盘棋我被雁金先生的素来之功力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尤其是那强韧的粘着力，在我与其他棋士的对局中从未遇到过。从第一天开始
就是一场激烈绞杀，名副其实地成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直杀到第三天仍然毫无结果，我从中盘开始一直是寸土必争、苦战恶斗，咬紧牙关顶住了雁金先生的猛攻。然而局势仍然是在白棋略占优势的印象中进入了第三天。那最后一天的夜里，我们两人都筋疲力尽，尤其是雁金先生不顾高龄簏战，据盘侧人讲，老将军早已气喘吁吁了。当时黑棋仍然继续在苦战，于胜负不明的形势下绞杀不停。也许因为气力已到绝尽之界了，在第208手，雁金先生不慎误出失着。可惜如此浴血奋战之后，一盘好棋囚这一失着使老先生前功尽弃，胜负局面一下子倾向对黑棋有利，我终于获六目胜。我想，这盘棋如果雁金先生不出现失着的话，很可能执白获胜，并且必然成为白之名局而流芳百世、今后人赞颂。


第三局在临近年末的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下完。此局我执白棋，雁金先生的黑棋打入白的大模样中，显示出不愧为治孤名手的真正面目，将我的大模样践踏无余。
最后我以四目败北。

第四局于昭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下完。此局之前，即二月七日我举行了婚礼，是我婚后的第一战。我执黑先投，若是赢下这一局，我将处于优势地位；相反，败了，则等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切再从零开始。因此这一局关系重大。幸运的是此局我抢先占了大场，到第三天的下午取得优势，然后步步为营、加倍慎重地打下去，终于多了三目。第四局获胜后，我三胜一败。


第五局开始前，即昭和十七年三月初，我与小田秀人先生一起，因宗教上的事情去中国大陆和朝鲜大约旅行了两个月。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访问大陆的红会。如若一切都
顺利，“玺宇”也希望能像昔日的大本教那样，与大陆红会开展宗教上的交流。这原是秉承教主峰村教平先生的意思，鉴于当时的形势，打算拜访北京红会总院，请道院尽快向日本派遣布道团。


当时的北京设有日本政府“兴亚院”的一个常驻机关。“兴亚院”属官居大臣的青木一男先生统辖。我们一到北京，首先拜访了“兴亚院”的驻京机关，与负责调查监督大陆上宗教动向事务的志智嘉九郎先生会晤。志智先生与桥本宇太郎交谊深厚，战后曾在日本关西棋院担当理事。他愉快地接待了我们，并对有关红会的事情一一询问。我们也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翌日，我们同志智先生一起访问了红会北京总院，拜见了“世界红会最长老——许兰洲先生，并向他请求派遣布道团。于是，立即举以扶乱、拜求坛训。结果得到的神文启示是：“参拜了天津红会之后，有关派遣布道团之事，在济南道院问明。”


当日无话，昼短夜长。一声鸡叫迎来了北京又一个美丽的黎明。这一天，我来到幼时常去以棋会友的“来今雨轩”，出席一个别致的欢迎宴会，一番受之有愧的款待，令人终身难忘。


我们从北京总院出发，经过天津道院巡礼，然后长途跋涉到了“满洲”与朝鲜。五十天之后到达济南道院。在那里拜求坛训，得到的神谕是，“因时势艰难，目前派遣布道团不甚适宜。”总之，鉴于日中关系越发恶化，宗教上的交流也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对雁金淮一先生的第五局从五月二日拉开战幕。那是我从大陆返回后的第三天。虽说我疲惫未消，仓促上阵，一度曾担心能否在三天的激战中坚持下来。不过，十分幸运，我下出了五局中难得见到的得意之棋，终于一鼓作气地取得了执白中盘胜。


其实，那阵子我热衷于信仰，比起对局来，曾觉得信仰应胜于万事。此念虽重，但实际上自昭和十三年从富士见疗养所出院以来，不顾大病初愈，无论是对局还是有关宗教的事情，我都风雨兼程地奔忙，目不暇接地应付。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地拼搏，竟然能维持住身体不再犯病，真是万幸。我想：正因我自恃年轻，既在对局场上全力以赴，又在信仰中竭尽虔诚，因此才获得如此的成功呵！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到第五局止，我四胜一败，把老将军逼退到“仅剩一城”之地。若是第六局也拿下，净胜局上将超过雁金先生四局而多胜一筹。鉴于此形势，有关人士考虑到雁金先生的名声与健康，决定将第六局以后的对局全部中止。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结束时，日本卷入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国内到处都笼罩着一层战争色彩。围棋界亦不例外，昭和十六年，结成了所谓“棋道报国会”，棋士们被迫奔赴各地去慰问伤兵及“勤劳动员”的人。昭和十八年的夏天，我也到釜石制铁所慰问过。当时慰问团长是岛村利广六段，我们大家一律头戴战斗帽、腿上缠绑腿。去釜石的路上尽是隧洞，我们被蒸汽机车喷出的浓烟一熏，个个如同钻进烟囱里的老鼠一样。更麻烦的是头发、胡子全都粘满烟灰，黑光油亮，无论用脸盆洗几遍都清除不净，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慰问的主要工作是请伤病号作对手下棋，倒也并非难事。

棋士中也有许多人被迫应征入伍，不久都奔赴前线。据说在军队中，有几位棋士因棋术高超，多少还过得舒服些。其中最典型的是岛村先生。因他所属部队的最高长官是个大棋迷，将他留作勤务兵，专让他充当长官的围棋对手。多亏有此福分，方才免去了上前线送死的厄运，终于大难不死而归。


与岛村先生相反之例是我的把兄弟井上一郎先生。他很早就被征兵，刚一入伍时，长官同他：“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都可以说！”并上一郎直率地回答：“希望能尽量分配到舒眼点儿的地方去。”顿时，长官大发雷霆：“好一个放肆的家伙！”二活不说就将他分配到离满蒙边境很近的诺木罔去了。谁都知道，后来诺木罔遭到苏联红军主力部队猛烈的攻击，日军全军覆没，一溃千里。幸亏井上先生当时患了疾病，作为伤病号被提前送回日本方得以幸存。昭和十九年，同门棋士有幸在赤垣聚会，只是井上与桥本等在会场角落里窃窃私语地谈了半天。虽然当时不知他们谈话内容是什么，但事后一想，并上肯定偷偷诉说了他在诺木罔吃苦的事情。总之，有关诺木罔事件，政府发布了言论箝制令，一切真相都禁止公开泄露。井上一郎由于在军队时患过病，战后不久，不幸与世长辞。

接着叙述擂争十盘棋。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结束后，于昭和十八年（1943）秋，我与木谷实共同晋升为八段。读卖新闻社继雁金先生之后，又开始物色我的新对手。然而，八段阵中已然
无人敢来抵挡。于是，当时势如破竹地升为六段的藤泽库之助，异军突起而被选中。那时节，藤泽库之助六段被赞扬为“黑先无敌”。他棋风简朴坚实，若执黑先投，从不给白棋以可乘之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凡对藤泽六段执白相争者，在尚未施展招数的情况下就会被他甩出擂台。那时我在棋士升段大赛中曾遇到过执黑的藤泽六段，但两战皆败，从未胜过一局。


此次擂争十盘棋，鉴于藤泽库之助当时为六段，我则高居八段，有二段之差，因而对局为藤泽的定先（即始终执黑）。当时，我觉得与藤泽执白对局实在艰难，再加上对雁金先生的十盘棋劳顿未消，以及因其他事情尚且心身疲惫，无心恋战。况且藤泽即将晋升七段，希望他升为七段后与他以“先相先”（三盘中两盘执黑）对局，可是由于敌不过有关方面的强力劝说，最后只得应许。


此次擂争十盘棋对局规定藤泽库之助为定先，而且还约定：即便中途藤泽晋升为七段，只要我未被击败，直至十盘下完为止都应始终不变地以定先对局。其实，我若被击退一步，对局立即会改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而藤泽又确实是即将升为七段。这样一来，即使我真的被击退一步而改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只不过还是保持了那原有的一段之差罢了。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对手虽是虎狼之将，但我进退无忧，比起与雁金先生对局时的气氛来，当然大为轻松和乐观。


昭和十六年（1942）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芝草旅馆的“环翠”间里，第一局开始。面对夸耀为“黑先无敌”的藤泽库之助六段，每一局我都必须执白奋战。限用时间各为十小时，二日终局制。


这一局，十分遗憾，我未能击垮黑棋的铜墙铁壁。第二局，首次突破了藤泽的钢铁防线，扳回一局。第三局，黑棋获胜。第四局，我的白棋高奏凯歌。就这样，你赢一局，我夺一城。我俩相持不下，一时强弱难断。


从我对雁金先生的十盘棋以来，报纸都被统一管制，版面不断缩小。到了我对藤泽之时，晚刊被废止，晨刊也只是薄纸一片，前后不过两页。围棋专栏缩小得异常可怜，视力稍弱者不得不端着放大镜去找我们的对局谱。尽管如此、读卖新闻社仍然全力以赴地登载。


第四局结束不久，藤泽库之助便升为七段。不过，按照初约，交手棋份仍然以“定先”继续进行。第五局，我获胜。第六局，藤泽力扳一局。第七局，我势不可挡地又破一城。就这样，各自一进一退，继续拉锯式地反复争夺。


此次擂争十盘棋之前，鉴于交手棋份始终是藤泽“定先”，因而按大家的估计，可能是黑棋以绝对压倒的优势而获胜。在此意义上讲，第七局结束时，我四胜三败，白棋真可谓浴血奋战、力挽狂澜。


第七局打完后，昭和十九年春，征用命令书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第二天，我无可奈何，只得打点行装前去报到。没想到，一检查身体，诊断结论为：体质极差、不能耐劳、免除征用。我终于了喘口气，飞奔回家。


听说藤泽之助七段那里也有“赤纸”（入伍通知书）送到。藤泽氏既年轻又壮健，按道理会征兵的。然而，还是他逃难有术，去报到的当天就被允许回家了。

第八局到第十局，是在万众痛感日本惨败的昭和十九年五月至八月之间打完。那阵子，我被逼得整日觅食，毫无安心下棋之余暇，终于在饥苦之中吃了个“三连败”。


总而言之，我对藤泽库之助七段的擂争十盘棋以四胜六败告终。然而无论怎样说，从我力否众人之测，取得了接近于平局的成绩来看，可以不客气地称为斗志顽强、骁勇善战了吧！当然，此次擂争于特别时期；到了战后，我对藤泽先生又继续进行了两次擂争十盘棋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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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空袭

如前所述，昭和十六年，随着日中战争逐步扩大，一切来自大陆的书信检查得更加严厉，就连北京红会总院寄来的坛训（以扶乱求得的神谕）也难以收到了。不久，日本红会的一切活动终于陷入瘫痪。

当红会从日本消失后，也许由于我对她的信仰尚且肤浅之故，不久，与红会宗教形态相似的“玺宇”将我吸引。再者，鉴于小田秀人先生已在玺宇任职，我妻子又与教主峰村先生有远亲之缘，我和妻子便顺水推舟地成为玺宇的信徒。

昭和十六年深秋之际，有位家住浦田、名叫长冈良子的妇女不断出入玺宇。她原是佛教信徒，信仰过弘法大师。不过，由于她异常富有灵感，常常以法力为众人治病，颇有声望，身边也拥有许多崇拜者。那些信徒都称她为“蒲田贵妇”。

  “蒲田贵妇”的财产中持有矿山一座，那座矿山本是青森县一位信徒捐献给她的。为了筹措采掘资金和寻找投资行，她曾到玺宇登问求援。

不久，由于峰村三夫先生为了矿山事业到处奔波，于是，“蒲田贵妇”一显才华，代替三夫先生为众人通俗易懂地解说“御神示”（神之启示），并担负起“信仰指导”的重任。由于她异常富有宗教的特殊魅力，不知不觉，她在玺宇信徒中间的声望高出了峰村教平亢生，一跃而成为玺宇中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记得大约在昭和十八年，“蒲田贵妇”出版了《诚之人》的小册子，主要在她的崇拜者与玺宇的信徒中间散发。书中的主要内容大都是佛教之说，并写道她自己梦中被 “天照大神”召见，因而秉承神谕，特来普救众生。但是，那本书被警察发现，“蒲田贵妇”不久就被鹤见警署拘捕入狱。当时我也闹不清为何被捕，于是我们立即拜访了当年的内务大臣大达先生，向他陈情询问原由。大达内务大臣立即向鹤见警署打电话调查了事情的真相。这样才得知，罪状为“不敬罪”。

据说，当今之世，能挨近“天照大神”者，唯独“现人神”天皇陛下一人。一介草民痴梦妄称秉承天照大神之神示，并肆意将此到处宣扬之举动，纯属潜越，是对天皇不敬。

据说“蒲田贵妇”被拘捕前临危不惧，毫不慌张，对她的信徒们妥善地下达了焚毁不利书籍及有关留守期间的对策等指示，然后镇静自如地挺身而去，拘留期间曾去探视她的人回来说：蒲田贵妇在班房里，还不时地给同室的其他囚犯抓虱子，丝毫没有难堪之色，态度格外沉着坚定。”

其实，玺宇将天照大神作为“御本尊”而供奉之事，警察早就秘密调查过了但是由于峰村教平先生的影响里不大，因而警察对此置若罔闻。然而“蒲田贵夫”则另当别论。她的信徒怡然分布在广阔的地区，尤其在以金泽为中心的北陆地区人多势众，就连北海道的函管也有她的信徒。“蒲田贵妇”经广泛经营海产品批发的买卖。百忙之中仍然频繁进京，从事各种宗教活动，她对信仰允满了献身的精神，为了信仰，就连手中把持着的一座位于青森县的矿山也都捐献出来了，到后来，她经营的商业因无人操持，终于彻底破产。

到了昭和十九年，人人都耳闻目睹地了解到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陷入苦战。我们这些寻常百姓也早已是寅吃卯粮，并且还经常置身于空袭的危险环境之中。正在上实践女子学校的小妹已经无法正常地学习，一想到凶多吉少，前途难测，我甚是不安，不得不设法送她回国。当时我委托熟人，让小妹紧急搭乘了飞往上海的军用飞机，将她送回了大陆。这样，全家都安然无恙地返回祖国，日本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到昭和二十年（1945），空袭更加频繁。在乡村有亲戚朋友的人都纷纷撤离东京，去外地疏散。那时我们夫妻二人总是与玺宇的信徒们一起行动，并未打算离开东京。那阵子由于峰材三夫先生为了铁矿的事业日夜奔忙，玺宇之中常不见他的身影，我们夫妻便代替他在玺宇的本部住下，于留守中继续维持。

那一年的三月，东京的下叮惨遭大空袭，被焚为一片焦土。当时，喜多文子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获原佐知子初段于浅草一带不幸被烧死了。

玺宇的教主峰村教平先生那时由于“背负因缘”（患病的宗教用语）而卧床不起。再说峰村三夫先生，为了生产铁矿而与小田先生夜以继日地奋斗。可是不久，眼看着那项实业也要落空，催逼债款的事情即将发生，他们徒劳无益，已陷入破产的困境之中。加以峰村教平先生一听到空袭惊慌失措。对比之下，“蒲田贵妇”先前被捕之时尚且镇静妥善地下达指示，因此，当时的信徒们全都疏远教平先生，跟随“蒲田贵妇”而去。从此，她的信誉与威望更加高涨。

四月二十三日的大空袭中，我们居住的地区也遭到轰炸。当时我们将染病在身的峰村教平先生抬到自行拖车上，拉着他躲开熊熊烈火，向新宿御苑逃去。

在火舌的吞噬之下，人们四处逃窜。我们头裹防空中，尽量避免迷路，终于逃到了新宿御苑。抬头一看，御苑早戒备森严，不许避难的人群进入。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改变方向，又逃到明治神宫外苑一带。这时才松了口气，暗自庆幸避开了死神的追逐。
当空袭结束、火势也收敛了的时候，我们一边返回一边想：这一切都化为灰烬，没指望了。可是走近家一看，我们那条街仍然完整无缺！原来，由于消防队努力扑救，火势在距离一百多米的邻街那里被扼制住了。真是好险啊！

谁知好景不长，没多久，于五月二十五日再次遭到大空袭。这次我们那条街直接遭到了袭击。轰炸一结束，我们立即从防空壕逃出来，眼前呈现出一片火海的景象。只听一位信徒说：“最好是逆风逃！冲过火墙就是一个月前烧焦了的邻街，只要到了那里就可得救！”于是，我们重新戴上防空巾，将身子从头到脚用水淋湿，然后传着水瓶每人喝上一口水，将峰村教平先生抬上拖车，拉着车冲进火墙中去了。由于我体弱无力，不能扛运大件行李，只能抱着盛满水的大水瓶而逃命。

大火熊熊地燃烧着座座房屋，阵阵旋风由平地卷起，在头顶上狂啸。前后左右都是烧焦的木片不停地飞溅，滚烫的薄铁皮从屋顶上飞舞着滚落。当时，火墙里火团、火花、火星随风飘散，像是降了一场红雪一般。我们只顾低头俯身前进，终于冲破火墙，到达了上个月就烧成废墟的旧街。回头一望，我们那条街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烈焰将夜空映得红彤彤的。

在旧街集合后，我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蒲田贵妇” 为核心向四谷的兵营去逃难；另一路以峰村教平先生为中心逃到四谷的永心寺。到那里以后的二、三天中，我们受到了赈济。当时，我们全都不名分文、狼狈不堪。 “蒲田贵妇”与峰村教平先生商量了一下如何解决十几位信徒的安身之计。

商量的结果是：峰村三夫先生与染病的教平先生及若干信徒一起到峰村先生的别墅山中湖畔去疏散。其余的十几位信徒随“蒲田贵妇”一起行动。我们夫妻也与众一样两袖清风，只好跟随“蒲田贵妇”去流浪。

离开四谷的兵营后，我们一行暂时先到东京世田谷区的鸭木落脚，在一位信徒的家里安顿了一下。当时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对玺宇的信仰之心更加虔诚，在“蒲田贵妇”的倡导下，靠着朝夕祈祷，残喘度日。 那时玺宇的祈祷词是“天銮照妙、天銮显现”，众信徒将此句反复唱念。在声声高起的祈祷合唱之中，我们似乎感到体内涌出了一股奇妙的力量...。

六月二十九日，横滨也遭到大空袭，顿时夷为一片废墟。从东京的鹤木到横滨咫尺。那天，我们刚刚吃早饭时，就看到闪光的B29轰炸机群编队飞向横滨。眨眼间，横滨的中心地带便升起了滚滚的浓烟，B29机群轮番轰炸了多次，然后迅速编队返回。这时，只见横滨全市早已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了。

大空袭的第二天，居住在横滨的一些信徒也投奔到我们一行之中。信徒人数增加后，“蒲田贵妇”便正式宣布自己为玺宇的教祖，并将自己的名字改称为“玺光”。玺光教祖见后来信徒又逐渐增加，觉得自己的宗教身份也应随之高贵起来。不久，便自称是神之化身——“玺光尊”，从此她便改称为“玺光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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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流浪

　
     由横滨逃难来的信徒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总人数增加到十几人。除了我们和"玺光尊"共同起居以外，每天还有许多信徒前来参拜，"玺宇馆"平日也有三、四十位信徒出入。尤其是许多住在横滨周围的农民，每次来参拜时都真心实意地贡献"御供物"（供品），因此，我们并未因粮食紧缺而发愁。

     但是，我们在鹈木的信徒家中这种食客式的生活绝非长久之计。于是决定尽快地另选一处新居。后来，暂且决定租用私房，首先选择了我妻于的旧交--世田谷区尾山合日置先生的寓所，不过，对于非属信徒的日置先生来讲，突然接受玺光尊一行住人家门，确实是件麻烦事，他一时犹豫不决。后来，碍着我妻子的情面，再加上玺光尊一行每天从早到晚在门前打坐，弄得他无可奈何，只好同意租房。

    租房成功后，玺光尊又实现了她"先借厢房，再占堂屋 --喧宾夺主"的计划。这座本来就只有三、四间的狭小住宅，由于玺光尊赖在正房内不走，日置先生无处栖身，犹如被逐之客，只好跑到附近的朋友家去借宿。

    这段时期内，秉承玺光尊之意，为了实现与大陆红会的交流，曾决定让我与两位干部同去"满州"。同行的干部之一是胜木先生，他从"蒲田时代"开始便成为玺光尊的心腹，曾称为玺光尊之弟。

    " 满州"之行决定后，立即着手联系飞往"满州"的飞机。我独自一人前往位于市谷的陆军参谋本部，向接待我的主要军官请求让我们三人搭乘飞往"满州"的军用飞机。明白我的来意后，那位军官退入后室，向上级长官报告。不一会儿，他出来答复说："可以让你们搭乘。"随即将出发日期与搭乘的飞机都确定下来。我当时非常激动，觉得总算又可以见到十分想念的故乡了。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尾山台的玺宇馆。想不到后来我们未能实现飞往"满州"的计划。只因有家难归的日置先生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与朋友商量，将玺光尊每日拜求已被查禁的"天照大神神谕"之事，向玉川警署控告了。当我们即将出发之前，玺光尊和胜木先生被警察拘捕。飞往"满州"的计划当即成为泡影。

    后来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即同意让我们搭乘的那架军用飞机，按计划起飞后未能降落到"满州"，途中便坠落于日本海，机上人员全部葬身鱼腹。这使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带我去相面的事，据算卦先生讲："这孩子到三十岁时将有溺水丧命之厄运。"我想，这次事件或许意味着我已从"水难之相"幸免了。这使我对"命运之神"的大恩大德深深感激、终生不忘。

    玺光尊和胜木先生被拘留十天之后获释。我们不得不离开日置先生的住宅，再次寻找安身之处。

    不久，我们又发现一处可安稳栖身的地方--位于世田谷区松原叮的金木先生的宅第。金木先生论辈是金木子爵的女儿，当时年事已高，但仍然是个富有灵感的人。几年前她是玺宇的信徒，为了峰村先生的实业曾援助过二十万日元的巨额资金。

     根据玺光尊的指示，我承当了与金木先生交涉借用住宅的使命。由于金木先生当时已疏散到位于山中湖的别墅，那座旧宅第便暂时借给了德川先生居住。那时，从尾山台乘车去位于松原叮的金木氏旧宅，途中经自由丘换车，即使是一路顺风也须花费近两个小时。我于太阳快落山时出发，到达松原叮已是晚上8时左右。我开门见山地向德川先生请求暂借金木氏旧宅之事，当即得到他的同意。于是，我马不停蹄地返回玺宇馆，同玺光尊再次奔向松原叮。当我和玺光尊到达金木先生旧宅时已是午夜12时左右了。

    记得那天晚上，我与德川先生及玺光尊三人一起，在蚊帐中聊了个通宵。翌日，信徒们也尾随而来。

     此后的几年里，我同奎光尊一行走南闯北，到处借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期间有关住房安排等事全都落到我的头上。回想最初寻找住房时，我还多少有些面子，一说即成。然而，由于玺光尊每遇一次事件发生，其信用都有一定程度的跌落。到头来，倒霉的却是我--为寻新居，厚着脸皮到处作揖，犹如重担压身，棘手得很。
我们总算在松原叮金木先生的宅第得以安顿。但这个注所仍然是寄人篱下、敷衍一时之处。不久经金木先生的介绍，我们又迁移到松原叮重松先生的寓所，并在那里一直熬到战争结束。

    玺光尊原是佛教信徒，后来半路出家改信神道，或许由于此缘故，在她的说教中混杂着佛教的"未法思想"（指释迎牟尼死后一千五百年到一万年佛教衰落时期--译者），而且有江户时代以复古主义为核心的旧思想。因此，从她对红 会的"否定排他性"这一宗旨持不恭敬态度来看，玺光尊的思想与倡导"道慈"的精神水火不能相容。她的内心深处，与虔诚信仰红 会教义的我相比较，从来没有"心灵上一致"的地方。所谓没有"心灵上一致"，即指我与玺光尊没有相同的"神灵附体"。具体地说，在反复多次的进入"接灵" 状态时，附于玺光尊身上的"神灵"与我从未有过一致。记得最初，玺光尊和我都为能有相同的神魂显灵而努力尝试过，然而，结果是事与愿违，一无所获。为此，我与信徒同伴们的思想截然不同，并且难得玺光尊的青睐。在外界人们的想象中，我似乎是她的亲随之一。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我竭尽全力的结果只是得到一阵冷遇而已。玺光尊也许早就想清除异党，把我赶走为快。不过，她又觉得我还有"使用价值"，才暂时将我收留在她的党羽之中。相反，由于我妻子天真纯洁，与玺光尊的"显灵"常常相仿，所以被视为亲随而倍受重用。她总是在玺光尊身边左右不离、从不叫苦地忙碌。

     战争刚刚结束时，人们都陷入六神无主的混乱状态之中，而玺光尊却在玺宇馆中堂堂正正地挂起了太阳旗，向众人大力宣讲"日本思想"，并且大力倡导充满信念的实际行动。当时，对其杰出的举动，我曾十分钦佩。虽然明知我在她的眼里并不中意，但我还是真心实意地相信了她的说教。战后不久，在我负责联系借用重松先生的住宅之时，还接受了玺光尊的一个指示：设法将金木先生从深居简出的山中湖别墅带出来。原来，玺光尊早就希望让金木先生加入她的信徒行列。

     当时，我对玺光尊比较尊重，视她的指示为"神之命令"。于是，我领取了往返的交通费后，身背背囊，只身跨上电车而去。，正值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电车毫不准时，一旦停车后，谁也不知道何时再开动。我乘着拥挤、颠簸的电车到达御殿场时，己是日落黄昏。山中湖的旭丘我不但从未去过，就连金木先生别墅的问牌号都不知道。下了电车后，我逢人问路，在夜幕徐徐降临之际，朝着旭丘无精打采地迈着沉重的脚步。登山路时，周围越来越黑；不一会儿，连脚下的路也难以辨清。漆黑的山林之中，伸手不见五指，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磨蹭，活像个幽灵在徘徊。后来，我开始有些胆怯了，不知如何是好，前后思量之际，正好一辆卡车由此经过。看到这救命的一线希望，我激动得拼命向卡车招手呼唤：，卡车在我面前嘎然而止。一问去向，说是去旭丘。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司机见我手中无灯无火，只身冒险走山路，实在觉得可怜，二话没说就让我上了车。

    这样，好不容易才到了旭丘。不过，旭丘太大了，从卡车下来后，将周围环视了半天也闹不清哪儿是金木先生的别墅。这时己是夜间9时许，大多数的人家已熄灯入睡了。我走到还亮着灯的人家去敲门询问，也记不清敲到第几家时，总算打听到金木先生的别墅。据金木先生说，若是平常他早就关灯去睡了。碰巧那天他外出晚归，因而迟迟未睡。虽说我几度幸运，终于找到了金木先生，可等我开口讲明此行的目的--请他去玺光尊那里，没想到金木先生一口回绝说："虽说大家公认玺光尊是富有灵感的人，但最近她有恶灵附体。也许是妄自尊大之灵附体了吧！"金木先生还说他无法再相信玺光尊了。

    由于金木先生意念十分坚定，任凭你纠缠不休地劝说也难以使他回心转意。于是我只得失望地退到别的房间休息。

     进了房间，我茫然屹立，灯光下，我孤独的黑影倒映在墙上。想到此次我未能完成"神之命令"，心情沮丧，真想跳进山中湖一死了之。这也许是我始终不渝的"思神"之心和战后混乱之中前途无望的无力感，才促使我怀此绝望的心情，死，我并不认为可怕，也不觉得不可思议。我想，倘若去死，干脆按照幼年算卦先生预言的那样溺水而死。我甚至感到：此时此刻，不正是应该去死的时候吗？

    正当我考虑是否写遗书的时候，也许金木先生凭其灵感，察觉到我的心思，于是推门进来说："到了十月十五日，我去玺宇馆，你安心地睡吧！"一听此话，我如释重负，同时也觉得浑身瘫软无力，一头栽倒在床上，呼呼地睡了起来。

    可是等到十月十五日那天，金木先生还是未来。

     秋天到了，我们因无法继续待在重松先生家里，只好"迁居"到位于小金井的大井先生的家去借宿。这位拥有占地三千坪的宽大宅第的房东出身干名门世家，他的夫人秀子曾是玺宇的理解者。当我们一行擎着"天玺照妙"的旗幡拥入大井先生的宅第后，玺光尊照例是喧宾夺主，占领了有壁龛的正房。于是，大井夫妻只得被排挤到茶室里去住。

     迄那时为止，每当玺光尊"名为借、实为占"地住进私宅后，见房东不愿甘当信徒，也不乐意将私宅奉献给玺宇，便总不死心。为此和房东不断地发生口角，结果我们的下场只能是被逐之客。大井先生的宅第也不例外，逼得我们只好迁居，一走了之。

    我们从大井先生家迁出后，又搬进西荻洼关根叮的小梧先生的寓所。那座住宅占地六百坪，有二十多间房，全部用柏木建成，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宅第。房东小梧先生本是个大地主，因他住在别的宅院里，所以我们一行终于找到了宽敞的住房，并求得一时的安稳，真是福分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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玺宇的生活

    昭和二十一年，日本国战败，社会异常混乱，战前的"价值观念"早已被全盘否定，大家都交织地怀着"告别战争的安全感"与"生活前景难测的不安感"。在这两种情感的支配下，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日本进入了民众失去精神寄托、犹豫傍涅的时代。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战败后有了允许自由信教的政策。于是，各种"新兴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以奎光尊为教祖的玺宇也属其中的一个。


    战后的"新兴宗教"之中，有许多是因推行宗教大众化而成功的。可是，玺宇在该教是否应该大众化的问题上完全拒绝与世俗妥协，彻底地禁锢在玺光尊的独裁体制之中。现在回想起来，玺光尊若有意开门传教，大有成功之机会。


    我们在关根叮栖身之时，家住青森县八户的一位信徒--宫重先生曾携带一百万日元的巨款来到东京。当时我们在关根叮租用的民宅乃房东小误先生所有，他曾声明：可以八十万元出售！宫重先生听说后，为了将此房产买进来作为玺宇的根据地，筹集了这笔巨款。宫重先生在八户是个大户人家，祖上几辈都经营造酒。他很早就深怀笃信之心，曾信仰过佛教。后来经玺宇信徒的介绍，得识玺光尊，听过她的说教后便成为信徒。


    关恨叮的宅第十分宽大，若作为玺宇当时的根据地是再好不过的。玺光尊的心腹胜木先生以及干部清水先生对此也深感兴趣，于是便去劝说玺光尊将那座住宅买下来。可是玺光尊刚恒自用，毫无买房之意。任凭你磨破嘴皮，她依旧奉守故技，扬言要行让小误成为信徒，再设法使他将房产奉献出来。到后来，上劝玺光尊的人中，就连胜木先生也落了个挨打的下场，买房的指望终于破灭了。


    记得战后成为甲州财阀的若尾鸿太郎先生自从打听到我的事情之后，曾几度来玺宇寻访。那时他说过：他发现新兴宗教团体因获得众多信徒的捐献，各种实业蓬勃发展，利益也逐渐上升。


    若尾先生还曾与玺光尊洽谈，并夸下海口：若是与他携手共济，委任他来组织、管理教团事务，他可以让日本人口的一半都成为信徒。但玺光尊固执己见，倘若信徒不能全面服从她，她绝不放心。因此，她不但不采纳，反倒劝说若尾先生也来作她的信徒，并希望他也脱离世俗、共度清苦的"信仰生活"。当然此言如同废话，白费日舌。
今日回想起来，玺光尊没有向世俗妥协，作为宗教团体 未获成功，这反倒是件好事。何出此言呢？因为如果玺光尊成功了，我自己的"信仰精髓"恐怕也会遭到她的蹂躏与摧残。


    玺宇内的严肃生活与清规戒津的修道院别无两样。也 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私生活完全被禁止，既不许闲聊，也不许间津俗事。与信徒以外的人交往当然更在禁令之中。正因为如此，我和妻子同居一个屋檐下，然而连夫妻间的悄悄话都从未交谈过。由于报纸、收音机等一无所有，长期与世隔绝。世上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任何情报都无法传入。


    另外，私人物品也不许自由携带。有个规定叫"毒品检 查"，每个人的随身物件经常遭受盘查。毫无疑问，携带金钱的事更是大逆不道的。有一次，一位信徒接受盘查时，"裤腰带里藏有毒品，给我脱下来！"一声叱呵，吓得他战战兢兢地赶快求饶说："腰带一解，裤子就会脱落下来，饶了我吧！"……


    玺宇的信徒大多是社会上半呆半傻、正直善良的人，不 论怎样受人指使，都一心为了讨得玺光尊的欢心而效尽犬马之力。一次"查毒"，在一位信徒身上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但玺光尊仍不死心，下令继续搜查，于是，众信徒竟然连水池都不放过，一齐跳进池中拼命地查找所谓的"毒品"。


    我等信徒的生活，每天从早到晚都要修行和祈祷。除了集体唱念"天玺照妙、天玺显现"的神名以外，还要念观音经》、《般若心经》等。另外，为使信徒增加，每天还要出门去现身说法。那时，我们每天早上5时即起，一直忙碌到近午夜11时才能摸到床边。


    根据玺光尊的说教，玺宇信徒在"劳动、心魂、说法，三个方面，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改造世俗之精神"。信徒们在睡眠不足的时候聚精会神地唱念神名，因而进入"半神灵附体"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劳动时，就连自己也不相信为什么变得那么能干。如做缝纫活儿，不但比平常快速灵巧,而且越来越能精确地缝制。有这种亲身体验的信徒无不万分感激，信仰之心也更加虔诚。


    玺光尊对外来参拜的稀客历来倾心相待，可是对常来的信徒却非常苛刻。信徒到玺宇来时一般都带些贡品，当时必须是擎举过头地向玺光尊献上。贡品中的农产品必须是最上等的，而且必须仔细洗净后带来。若有丝毫不中意的地方，便会被呵叱为"有毒"，不予接受。当然，被呵叱为有毒时，信徒本人必须立即在奎光尊面前彻底仟悔一番才行。


    回想在峰村先生为玺宇教主的时候，玺光尊不过是称为"蒲田有德之妇"、一时受人仰慕而已，谁知她竟然妄自尊大起来。原以为她的目的是成为"某某神"便罢，没想到她却说什么："现在的天皇已失去了神的本质变为凡人。而我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也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后来，她索性自命为"世界的天皇"。尽管玺光尊对她的身份日渐高贵这件事自诩为"除去面纱露真姿"。然而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想当天皇，一枕黄粱"的"怪灵"附体。


    就这样，随着玺光尊的"步步高升"，她对信徒们的要求也越发尖刻。不久，觉得"伴君如伴虎"、不得不脱离她的信徒也日益增多。信徒一减少，她便大发雷霆，叱责留在玺宇馆中未走的人们负有"共同责任"，还怪罪我们是"信心和努力不足"。


    当时我的任务之一是向熟人讲解玺宇的宗旨，劝说他们入教。我曾将"野田酱油"的前一代社长茂木房五郎先生引见给玺光尊。据说茂木家世代信仰日莲宗，到了房五郎先生那一代，由于他身体贫弱，为了锻炼身体与意志，曾去四国岛巡礼了八十八个寺院。战前，茂木房五郎与我同期作为西园寺公毅先生的信徒，经常携手出入先生位于拢野川的宅第。他还是我及木谷实棋抨前的旧交。


    经我的牵线，茂木房五郎先生前来面见玺光尊。玺光尊热情地劝他入教，并且还说："我要是当上了日本天皇，就让你当总理大臣！"一闻此话，弄得茂木先生两目发呆，回到家里还似作梦一般。从此以后，任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去相劝，他也不敢到玺宇馆来露面了。


    为了宣传玺宇，我的足迹踏遍了四面八方，但都未能像玺光尊所期待的那样取得成果。每次传教空手而归，少不了被责骂为"只因你敬神之念不足！"实际上，唯我独尊的那种"排他性"与我的基本观点完全相悸。因此，虽然我为了宣传玺宇而到处奔走，但实在难以开口声称"銮光尊是天皇，是唯一的神。


    只有当我从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家回来时，才未遭叱责，因为我几度去打扰，每次登门都请他捐献"神之供品"，每次都能拿回来五瓶酱油和三瓶甜酒。正值商品奇缺的年月，所以只有那时玺光尊才不叱责我。总之，在她的眼里不管是谁，传教时，只要没有将"玺光尊比任何人都伟大"的意思解释清楚，对方未被她的说教打动心弦，也不来进献 贡品，就不能使她十分满意。


    信徒中谁若是不中她的意或是因病难以使用，玺光尊便毫不留情地将他从玺宇馆驱逐出去。被逐的信徒非常可怜，腹中空空，两袖清风，流落街头，整日为乞讨翌日的食粮而发愁。尤其是看到心地善良的信徒被逐出玺宇，我心中最难忍受，但也爱莫能助。


    被逐的信徒如果将新信徒带来，或揣上一笔钱财而归，能为教团作出贡献，便允许回归。总之，驱逐成为"兴办教团"的手段之一，其他的新兴宗教中似乎也有类似的做法。


    我也曾几次被驱逐。但由于我的熟人多，即使被赶出门去也毫无困窘之感，甚至反倒觉着轻松愉快得多。每次被逐，我就到各个信徒的家里辗转盘桓，特别是多次在前多 先生家里充当食客。因家住金泽的前多先生同是玺宇信徒，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心逗留的"世外桃源"，为此，"吴先生可真不错！即使被驱逐也有投奔的地方，毫不发愁。"其他的信徒经常以这样羡慕的口吻议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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