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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2000年11月15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的关于魏京生的报道（摘译）
　　子夜，美国95号州际高速公路，一辆小车以超过100英里（160公里）的时速向南急驶。驾车的是以“保外就医”为名定居美国的中国前政治犯魏京生。车是借来的。魏京生不停地看看后视镜，对同车的其他人说，“我不得不越快越好，否则，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跟踪我。”
　　已经五十岁的魏京生每晚睡眠不过5小时，但烟是一根接一根、一盒接一盒地抽，不管品牌。
　　魏京生衹用两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即从纽约开到华盛顿，一般人需要4小时。因为在他看来，追击他的人可能潜伏在任何路口，而这些追击者可能是曾将他关进监狱18年的中国政府；可能是中国流亡海外的民运领袖柴玲、王希哲、王炳章、王军涛、王若望等（魏京生称他们为“疯狗”，都是中国共产党特工）；也可能是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原先为他提供住房的哥伦比亚大学，已在赶他离开校园（魏京生认为“这是出于政治原因”）；可能是克林顿政府，尽管白宫曾在1997年欢迎他出狱。但魏京生说：“美国现在希望我还是死了好”。
　　魏京生断定，最近，他出了一系列交通事故，罪魁就是这些人。
　　魏京生的车风驰电掣，路边的交通标志一闪而过，上面的文字他多半看不懂。
　　1997年，魏京生出狱后来到美国时，台湾陆委会及美国国会的个别议员曾寄希望于他对北京当局的控诉，有助于加强国际舆论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声浪。然而，时隔不久，他的狂妄和无知便使几乎所有在他来到美国后见过面的人士，都与他如同陌路。
　　“中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推荐给魏京生当助手（据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David Welker说：“人们觉得，魏京生已与整个世界对立”。
　　魏京生在中国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作为北京动物园的电工及“文革”极端组织“联动”的基层成员，其见识的浅薄和言谈举止的粗鲁，可想而知。何况他自1979年以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世隔绝的监狱中度过的。有鑑于此，现居美国的中国着名异议人士严家其、王若望、刘宾雁等曾一再劝告他抓紧时间补习初中文化课程，并多看些书籍，增长知识，以免对公众发言时贻笑大方。然而他觉得这些忠告实际隐含对他的“羞辱”，心生恶念欲图报複。
　　当有人问魏京生解决中国政治专制体制的办法时，他不假思索地说：“美国根本不应该与中国打交道，应当断绝与中国的所有贸易关系”。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接受採访时说：“我们曾告诉魏京生，‘这已不是争论的问题’。但他对我们所说充耳不闻。魏京生已不太为人们重视，因为他的观点已与政策问题不相干”。
　　从那以后，桀骜不驯的魏京生与朋友们的关系一个一个地闹僵，政治联盟也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他毫不掩饰地抱怨，除了几名领取台湾情治机构津贴行事的人士尚能与他“合作”外，海外民运的着名人物几乎都将他逐之门外。更令民运愤怒的是，魏京生出于强烈的妒忌心竟当众诽谤，与他不和的“中国民主党的创建者”徐文立、王有才。有相似经历的另一名中国前政治犯王希哲，更为此向纽约法院以诽谤罪，起诉了魏京生。
　　在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给魏的公寓里，地上散满了书籍（大多是用他看不懂的语言出版的，放在房间里仅作为装饰），烟灰缸中的烟蒂、烟灰越堆越高。魏京生在那里一遍遍向来访的记者解释，为什麽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都是他的敌人。魏京生说，“对我最大的批评是为什麽我不听从别人的意见。当我是对的时，我为什麽要听他们的？所有卓有成就的人都有这种特性。”
　　魏京生说：“我当克林顿是我的敌人，克林顿也把我当他的敌人。当然，他不便直接说，但他指使别人叫我闭嘴。在中国，他们简简单单地将你关进监狱；在美国，他们总有其他办法控制你”。当美国报刊拒绝发表他的文章、政治人物不愿与他见面时，魏京生相信，他们都是听命于克林顿――一个支持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人。或者就是共产党间谍。
　　美国国务院官员对此评论说：克林顿政府并没有把魏京生当敌人。至于魏京生说，美国政府希望他还是死了好，国务院官员说：“他当然有权随他说，但设计交通事故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事办法”。
　　光着脚，穿着T-恤的魏京生，从裤袋里掏出一个形同马桶的打火机，出示给记者说：“中国製造”。接着他便打开话匣子，重複那些至少已被他说过好几百遍的话：“人们问我是否恨邓小平？我说，‘不，恨他干吗呀？我恨的是那些被中国政府折磨却还替中国政府作帮忙的人”。在场的人都明白他所指的是王丹、王军涛、刘青、胡平等人，因为他们都支持白宫的决定：实现美中贸易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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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去爱自己的敌人，上帝这么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