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受害者心理”

五湖散人

在形形色色的疑虑和挑战面前，中国的心态是否成熟，应对是否得当，将决定中国以何种方式来影响国际秩序的重构，也是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能否得到世界认同的关键。


  《南风窗》记者  赵灵敏



近日，资深杂技经纪人朋友宓先生打电话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在2月4日结束的第 28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上，参赛的一个中国杂技团因不满只获得银奖而在颁奖仪式结束后，集体将奖牌和证书放在台上后扬长而去。此事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观众席上嘘声一片，来颁奖的法国总统文化顾问意味深长地说：中国变了，拿银奖都不高兴了，但愿2008年奥运会时不会这样。杂技节的组委会则表示，明年是否邀请中国参赛要再考虑。


有评委告诉宓先生，你们的节目很漂亮，但只是一个民间性质的节目，我们是希望有所创新。作为有30多年经验的杂技经纪人，宓先生认为公正是相对的，评委有不同的偏好完全正常，任何比赛都是如此。但该杂技团的团长至今骂骂咧咧，认为俄罗斯得金奖的那个节目根本不行，抱怨比赛结果和他期待的不一样，并声称“我们泱泱大国不受欺负”。宓先生对此莫名其妙：“谁欺负你了？”


回忆起当年带团出去比赛的情形，宓先生感慨万千：队员们个个战战兢兢，生怕走错路，在地铁里都双手抱着柱子，见到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要拍下来。但现在不同了，队员们显然见多识广，动不动就说：巴黎有什么了不起，还没有北京、上海的高楼多；这什么条件呀，还没有我们团里的灯光多。还有人公开声称“我们在国内拿钱买奖”，并试图把这种作风带到国际比赛中去。


这些轻狂的心态让宓先生非常忧虑，他认为这些年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但文化和精神领域没有成比例地发展。很多人有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轻狂心态，对别国不屑一顾，认为别人的都不行就我好。对“龙的传人、黄皮肤、黑头发”的过分强调，虽然和“日耳曼是最伟大的民族”不可同日而语，却也让外部世界滋生了对中国崛起的一丝担忧。


这并不是简单的“盛名之下，谤亦随之”。今日中国人的国际自信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其间的毁与誉，荣与辱，历历在目。中国处在一个敏感的成长期，世界以复杂的心态和目光注视着我们。不管各种担心和疑虑是友善的，别有用心的，还是刻意营造的，都需要中国以健康理性的心态加以纾缓和化解。然而，令人遗憾地是，中国似乎还未做好大国成功崛起所应具备的“心理准备”，存在着一些影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不成熟心态。


屈辱性记忆走向了极端


最新的案例是对俄罗斯的商业排华以及德国对华负面报道行为所产生的反应。通篇望去，大家都是义愤填膺，似乎中国人在外国受了多大委屈，多大侮辱，而应对方式也应该是以眼还眼，对德国和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让他们尝尝没有中国货的滋味。联系前一段时间抵制日货和消灭韩国的言论，国人急躁、崇洋、狭隘民族主义等情绪和急于赢得更多成就的心理，已不可避免地成为正在成长中的国民心态的一个部分。


应该看到，今日中国的国民心态，构筑在“屈辱的近代史”的总体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唯我独“中”、唯我独“大”的情结。当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告知徐光启中国并不在世界中心时，徐光启由衷感到万分惊讶。应对西方人称中国为“远东”，中国人回敬西方为“泰西”。但近代以来中国命途多舛，列强入侵使中国遭受百年屈辱，国人对此刻骨铭心，深信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多灾多难，在现代化道路上一再受挫，全拜西方列强侵略和外国阴谋所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是“受害者”这样一种心理定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处在封闭和与国际社会相隔离的状态，这种“悲情意识”和“受害者”心理状态并没有被消除。


面对屈辱，强者奋勇前行，而弱者则暴跳如雷。强者不怕别人指指点点，弱者因为自卑而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心态脆弱的人，一旦别人的意见和看法跟自己不合，就会认为别人跟自己过不去。一个心态脆弱的民族也如此，一旦老外跟自己有点纠葛，就会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今天高叫抵制日货，明天声言教训新加坡，甚者扬言跟美国开战。许多人已习惯从狼凶残嗜血的本性中寻求暴戾的“勇气”，来安抚自己脆弱的心灵。


而1990年代以来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则有更为特殊和具体的原因。1990年代初西方的制裁和封锁，“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军机相撞事件，这些都很自然地同中国在近代史上的屈辱联系起来，刺激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反美的示威游行、中国可以说“不”等言论一一出现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力量壮大的同时，文化也开始面向世界，从“孔子学院”的全球铺展，到影视书刊的出口；再加上国内少数官员和企业家“不明智的膨胀”和“暴发户嘴脸”，影视界对昔日帝国威力的无限扩大和张扬，都给外国人以“陷入帝国回忆”、“梦想新兴帝国”的口实。韩国的《朝鲜日报》就曾撰文批评中国媒体随处能听到“长安热情”或“大唐气象”，“让邻国人感到有些不安”。李光耀也以中国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并以对日本的示威演变成暴力事件等为例，说明中国可能培育出错估国力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可能过早断定中国已跻身强国之列。


而从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到2001年加入WTO，并赢得2008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等一系列事件都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心理。在屈辱和自豪之间的反复摩擦，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不可避免地重新点燃了。因此，中国在观察外部世界和与之交往时，常常以怀疑的眼光来揣摩和观察西方的所谓真正“动机”。特别是当中国建设出现挫折和障碍时，这一心态就显得更为突出。能源危机，纺织品贸易，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常常是同西方国家有意阻挠中国经济增长的“阴谋”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许多人怀疑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真诚：真正的民族主义应该具有价值层面的信仰与绝对的忠诚，而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其实十分稀缺，从古到今为了某种价值而忠诚信守者一向不多；在于己无害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表达或渲泄一下民族情绪，一旦出现某种风险的时候，许多人会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蝉；而当有某种好处如出国留学、国外定居、外企任职时，则趋之若鹜、去无反顾。因此，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是很不可靠和多变的，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力量。


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可信，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损害却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美国《外交》杂志去年刊登一篇题为《中国的自信外交》的文章，论述中国要“树立大国意识”的问题，说中国需要克服长期形成的“受害者心理”，因为，“沉浸在受害意识中的大国的出现让世界毛骨悚然”。


应该说，我们建构“大国心态”的基础、起点和前提，在于正确认识历史角色的转换——这是一种从弱者到强者、从国际舞台上的“造反派”到世界秩序的建设者的历史性跨越。也许政府的对外政策已经很具建设性和适时调整了，但国民心态却始终漂浮无根。其中最大的悖论在于，在政府不置可否的态度之下，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好，“大唐气象”梦的情绪也好，其实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都无法成为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


浮华抚慰不了受伤的心灵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写道：“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否则，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


物质现代化容易实现，有钱就可以了，但人的现代化却很难实现。用钱是买不来现代人格的。


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出国旅游，给外国人带去的最大的感受是花钱大手大脚、乱扔垃圾、公众场合大声喧哗等不良习惯，有些国家特意在餐厅划出了一块‘中国人区域’、在公共场合用中文写着‘请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中国人请便后冲洗’……我不知道，那些出国旅游的人看见这样的警示牌作何感想，而我，只觉得丢脸。为什么人家不用韩文、日文或者其他文字书写，而偏偏只用中文写呢？”这是宓先生的感叹。


“办公环境很好，20层的大楼，屋顶花园，职工食堂，休息室，朴素大方又不失华丽的装饰让人感到这里的现代气息，但是，在这个现代环境中工作的人们却仍然照着一切的老规矩和老惯例在办事，某种程度上，这里的政治文化和潜规则与几百年前并无不同。”这是记者的一个公务员朋友的困惑。


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在价值上的迷茫和多元，90代则是价值的虚无和日趋的庸俗和功利，政治淡漠，犬儒主义大行其道。很多人的心里已不存在任何神圣，什么都不信，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它是非原则。进入新世纪，几乎全部的较轻程度的道德评判词语都从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道德沦丧、罪大恶极、腐败、堕落、人民的罪人等极端性的词语，传统的道德体系遭到彻底破坏。做一个有高贵思想的、诚实而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难。有责任感，承担公共、社会或道义责任，成了异常痛苦的事情；没有责任感、责任感淡漠或丧失，则被视为一件快乐的事，还被冠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美名。


历经2000多年专制主义的摧残，国人的性格中颇多不健康成分，尤其是缺乏同情心、理解心及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热情，过多考虑私人利益。梁启超说过：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他对国人的私德评价也不高，曾制作一“历代民德升降表”，显示国人的私德从春秋至20世纪初总体上趋于下降。孙中山和陈独秀亦直斥国人为“一盘散沙”。鲁迅对国民自私、愚昧、冷漠的劣根性更是痛心疾首。


在《鹿鼎记》人物韦小宝身上，集中了时下国人最重要的病态特点。他靠拍马投机，以一股彻底的无赖精神便轻松地横行江湖，杀入上流社会且一定可以逢凶化吉，永远有好运气在前头等着他。这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征：凡有一丁点人生追求的都不会有好下场，能够发达，能得到女人垂青的不是无赖、浪子，就是糊涂虫。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现实。


还有清末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许多中国人的心里，胡是一个可歌可叹的乱世英雄。虽然当初挪用“公款”，但是为了救人，也是他的眼光所在；胡雪岩“手段灵活”、喜欢利用各种关系，但胡雪岩并不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而是互赠恩惠，共存共荣。至于胡雪岩屡次转手自己喜欢的女人，那是一个男人对宏图伟业的追求，其考虑尽在情理之中。况且胡雪岩风流有节，并未离弃糟糠发妻。


对以上这两种“混得好”的人物的崇拜和模仿，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被遗弃。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基本形态仍是攀比世故，而非攀比天真和创意；大家普遍相信垄断带来的利润、权钱带来的关系、公职带来的额外好处，而非相信白纸黑字的规则。而人们对享乐和物欲的追求，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个海外华人这样描述他在拉斯维加斯的所见所闻：“到了新年，一大队包机就把中国大陆的赌徒们从亚洲运到拉斯维加斯。这时你会觉得中国大陆人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一家餐馆的经理说，2万美元一顿的年饭，在这里司空见惯。2000多美元一磅的鲍鱼，1000多美元一磅的燕窝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进口。再豪华的宾馆饭店，也得围着中国大陆人转。”


当然，春节到拉斯维加斯赌博的不是普通的中国人，而是中国的新贵。不过，一个社会中“先富起来的人”干些什么，多少能反映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看看比尔·盖茨、巴菲特在干什么，再看看那些在拉斯维加斯一醉方休的“精英”、“行则前呼后拥，出则车水马龙，动辄挥霍公款”的部分官员，高下立现。


罗马的奢华和放纵葬送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这已是近2000年前的事了。今天，把这样的国民精神放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看，那就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私德或修养的问题。很难想象，一个假冒伪劣产品充斥的国家，一个新贵以在外人面前一掷千金为荣的国家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而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居然领导了，那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


从平和稳定的大国心态做起


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渐渐摆脱了弱者和受害者的形象，开始有机会成为影响深远的参与者和构建者。我们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已经成功融入世界，中国是爱好和平，并深信世界也会这样看待中国，但事实并不尽然。


西方舆论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崛起改变了这个国家以及世界的面貌，但同时，他们也以某种偏见描画中国用廉价产品占领世界市场、分享资源和能源的“经济动物”形象。中国更多的是一种投资概念和股市概念，西方的中国态度里缺乏情感和尊敬。对于类似的疑虑和批评，挡是没有出路的。一挡了之的做法，实际上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正如国家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的那样，“我国要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必须靠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强，靠人民生活富裕幸福，还要靠国民素质、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


调查表明，即使在美国的威信不断下降之际，中国也未能在其他西方国家取得重大收获。美国皮尤中心在16个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虽然“大多数国家都有相当一批人支持有一个军事对手来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宰地位”，但反对由中国扮演这个角色的人很多，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占71％，在德国占82％。在这个问题，中国应该有更为巧妙的宣传策略和更广阔的视野。


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关系虽然相对良好，但也有相当的隐忧。中非贸易仍然以传统方式进行：非洲出口石油和原材料，从中国进口制成品；同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也把国内的一些习惯做法带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没有负起其所应当负的社会责任。中国公司和工厂的低工资已引起不少海外企业所在地人的不满。我们总相信中国和第三世界是朋友，但朋友只是一个感情范畴的关系，不涉及利害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过，也不会有朋友的关系。所谓的国家之间的友谊，只是政治家之间的心知肚明、言不由衷的话语，切不可信以为真。


在形形色色的疑虑和挑战面前，中国的心态是否成熟，应对是否得当，将决定中国以何种方式来影响国际秩序的重构，也是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能否得到世界认同的关键。更重要的是，这还关乎中国未来的历史地位。500年来，能从制度上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有3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荷兰创立了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英国最早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内阁制、君主立宪制、两党制、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美国则已经留下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等一系列遗产。中国要避免历史上那些昙花一现的大国的命运，就必须能给世界带来广为承认、意义深远的进步。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历史性的机遇在于，在世界范围价值观剧烈震荡的时代，能否建立起一种既不同于美式的民主自由，也不同于威权专制的文明形态？在人类的精神家园日益迷失的今天，能否示范一种既能避免物欲弥散、又能激发人类进取心的崭新生活方式。要成就这样的伟大功业，平和稳定的大国心态，只是一个必不可少却又微不足道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