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静：枫红血祭青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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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7月24日讯】我年少的阅读是从连环画开始的。那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中外名著解禁，井喷般涌现了伤痕文学。我先是在《连环画报》上看到《伤痕》、《枫》、《爬满青藤的木屋》、《人到中年》、《伊利亚特》、《三打白骨精》、《红楼梦》、《永远的尹雪艳》、《法尼娜·法尼尼》等图文并茂的故事，然后去找原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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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连环画中，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并一度被禁的是《枫》。那一对红卫兵恋人在文革武斗中双双殒命的故事，令我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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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天安门一挥手，千万红卫兵欢呼雀跃、热泪奔涌、如痴如醉，文革狂飙席卷全国，碾压黑五类，揪斗走资派，破四旧焚文物毁古迹，举国上下都处于癫狂状态。一夕之间挖出无数牛鬼蛇神，检举揭批，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夫妻反目，父子对立，至亲好友分道扬镳，政治扭曲撕裂了一切。大江南北，不同派系的矛盾纷争越演越烈，武斗升级。被蛊惑利用的青少年也信誓旦旦地为保卫伟大领袖、为捍卫自以为是的真理而战，李红钢和卢丹枫分属“造反总兵团”和“井冈山”这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他们在血战的硝烟中重逢，都坚定地劝对方投降，不愿杀心上人，也不愿做俘虏和叛徒，丹枫跳楼身亡，李红钢后来也因此被判死刑枪决。

分不清是友谊还是爱情的朦胧情愫，两个连手都没拉过的半大孩子，讲的都是“投身伟大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 的政宣口号，实在愚蠢可笑，但又的确是热烈真诚的，这也是当时颇为普遍的革命化谈话方式，绝对的政治正确。儿女情是落后、挨批遭耻笑的小资情调，比起宏大的理想、钢铁般的意志，根本排不上位。丹枫写给红钢的夹着两片枫叶的纸条，也少不了毛语录：“但是在你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之前，我们是没有任何个人幸福可言的！你应当反戈一击，尽快觉悟。否则，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你会在战场上死在我的枪口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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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枫》合成图

荒谬的年代，残酷的青春！行必拿红宝书，言必提伟大领袖，目标是解放全人类，狠斗私字一闪念。没有自己的思考判断，更没有常识和理性，滥杀无辜也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嗜血的红色暴政是铲除异己的绞肉机，容不得半点杂色，要的是根正苗红、赤胆忠心！红太阳、红语录、红像章、红袖章、红领巾、红旗、红海洋、红五类、红色江山、红色接班人、汩汩流淌的鲜血……如挥不去的魔咒、无孔不入的病毒将所有的人拖向暴虐毁灭，自相残杀的双方都是曾经的同学朋友……所以被邪灵附体、杀红了眼的人们，都疯了！！

写的画的都是亲历实感

《枫》能激起人们强烈共鸣并长久储存脑海，在于真实的力量。比起那些刻意回避历史真相、隔靴挠痒的作品，要真得多，反思得更深入。

《枫》是著名作家郑义1979年的处女作，他80年代中期表现农民艰辛的小说《远村》和《老井》也广为人知，“六四”后遭通缉流亡海外，陆续写出《红色纪念碑》、《神树》、《中国生态之毁灭》等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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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 \2 G6 z2 n) {左边站在倒挂对联前的是郑光召（郑义）。（网络图片）

原名郑光召的郑义是北京清华附中的学生，该校的高干子弟于66年5月底成立了最早的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甚嚣尘上，不可一世的红二代们不仅批斗老师、还殴打郑义等“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母亲也在打死千余人的“红八月”被赶出京城回四川老家。大串联时，郑义印象最深的是67年7月四川宜宾的武斗，尸体堆积如山，空气中弥漫着尸臭。一具具伤口爬满蛆虫的尸体，出殡的场面一辈子都忘不了。丹枫狂热的理想主义和幻灭的挣扎痛苦，是那个时代的群像。郑义讲，在写作过程中，丹枫从一批人渐变为他的小学同学，在对立派的一个挚友。《枫》写的就是“自己生命中感受最深的题材”。

1979年8月，《连环画报》刊登了陈宜明、刘宇廉、李斌联手创作的《枫》，三人均为黑龙江兵团的知青画家，画都是他们那一代人亲历的共同命运。登峰造极的领袖崇拜，盲目躁动的青少年，藤帽、钢盔、冲锋枪、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丹枫的音容笑貌和青春气息，所描绘的一切细节都来自生活。武斗中惨死的年轻生命，与大标语、画像形成残酷的对照，有着画龙点睛的反讽寓意。其真挚情感、写实手法和贯穿于其中的思考，给人强烈的视觉震撼，触动了自相残杀的惨痛民族记忆。曾当过通讯员、穿梭于酒泉两派枪林弹雨中的卜荣华感叹，场景画得实在太真实了！

毛的红卫兵

早期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如：西纠、联动等，为保父辈免受冲击、维护特权利益，不惜滥杀乱打黑五类祭旗，私设公堂，大搞红色恐怖。随着毛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刘邓等当权派，他们的父母纷纷倒台，高喊血统论的红色贵族沦为“黑帮子女” 或“狗崽子”，取而代之的是以平民为主的造反派红卫兵。

文革的武斗始于1966年12月的上海，随后的“一月风暴”，得到毛的赞赏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各地造反派（包括红卫兵）纷纷效仿夺省（市）委的权。从最开始的棍棒，到自制步枪、手榴弹甚至土炮、装甲车等。地方驻军的介入镇压使死伤更为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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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在跳“忠”字舞。（网路图片）

红卫兵一代，是中共建政17年来高强度灌输洗脑下成长的青少年。他们从小唱着“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被告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其实，除了高干子弟，他们大多数是饭都吃不大饱、营养不良的苦孩子。强烈极端的爱憎占据了他们的身心，阶级斗争这根弦蹦得紧紧的，牢记“阶级仇民族恨”，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不仅砸烂其狗头，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对毛的狂热崇拜在文革中达到顶峰。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学毛著，背语录，只要是毛要做的，肝脑涂地，在所不惜。有的学生甚至为抢救被洪水冲走的“毛画像”而死。

为稳坐红色江山，不断地荼毒驯化青少年，培训奴性和狼性。斗私批修，消灭自我个性，千口一腔，万众脑残。既要做专制机器的螺丝钉，又要甘当炮灰牺牲品。如“把一切献给党”、“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等等，保尔·柯察金、刘胡兰、董存瑞、江姐、黄继光、雷锋……教科书和文艺作品中夸张拔高、掺水分的英雄人物，所谓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虚妄空洞的理想主义，又是怎样深刻地影响着他们青春躁动的心。他们渴望献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渴望成为英雄。（有些傻冒男孩甚至为没活在战争年代而烦恼。）

在那火红癫狂的岁月，几乎很少有人冷静思考局势的复杂，铺天盖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长期封闭洗脑，中共的欺骗愚民术连成人都丧失了正常思辨能力，更何况乳臭未干的孩子？！一切都被时代的狂风大潮裹挟而去。被党文化操控的青少年习惯于响应号召、紧跟前进，只要是以领袖和革命的名义，他们也会像先烈那样抛头颅、洒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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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 E0 }7 f3 Y当年随处可见的标语（网路图片）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完蛋就完蛋。嘿，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是根据林彪语录谱曲的、当年最流行的武斗《完蛋歌》。唱完高诵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再高呼口号：“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 在全国大规模武斗中，二十岁上下、血气方刚的造反派红卫兵们唱诵著这两段语录，冲锋陷阵。

最虔诚投入也最惨烈的多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无畏，藐视危险、不计后果地蛮干猛冲，模仿电影宁死也不让战旗倒下，不惜作无谓的牺牲。前仆后继，奋勇向前。

颇为讽刺又可悲的是，武斗的两派都以誓死捍卫毛主席为自居自诩，视对方为反党反毛反革命。双方都喊著同样的口号或高唱着同样的“语录歌”，互相搏斗拼杀，赴死流血。昔日同窗好友、同事邻居，含辛茹苦的百姓，有妻儿父母的普通人，须臾间你死我活，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是亲友悲痛的泪水和声声叹息。

花残魂殇

1967年5月6日，在四川成都132厂，军方支持的“产业军”向赤手空拳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开枪，造成当场死亡数十人，伤2000多人的“大血案”。在死难者中，最小的是11岁的李文君。有四位16岁的花季少女：程其逸、曾鲁芬、何正玉、赵宗纯。第一批枪声响起时，26中的程其逸在宣传车上遇难。何正玉、赵宗纯都在抢救掩护医生时中弹身亡。曾进京串联的何正玉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接见了我们，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成都23中的曾鲁芬将自己名字改为“曾向东”，表示对毛泽东的忠诚之心。那天她冲锋在前，高喊著“毛主席万岁”，倒在血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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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红卫兵小报上死难者的遗照，曾鲁芬（曾向东）还是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模样。而照片上的何正玉则是个柔静内向的女孩。（网路图片）

不爱红装爱武装，穿草绿军装、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形象，是那个年代女孩子的审美时尚和浪漫情怀。实际情况却是意想不到的野蛮残忍，在武斗中，形影相随的是死亡，一旦被俘，女性的处境更为不堪。常出现亲朋好友被打死，抓住俘虏报仇雪恨的惨剧，在对广西“四二二”的血腥杀戮中，就有不少女红卫兵被强奸轮奸。

重庆29中“8•15”派红卫兵张鲁多年后撰写了《红卫兵武斗忏悔录》，其中记叙了抓到对立派“反到底”女将的情景。这是个俊秀的18岁姑娘，没有横眉立目的激愤状，她沉默片刻，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在9月底的水塔争夺战中，眼见和自己最好的那个男生当场被一串子弹打得肠子流了一地，倒在她怀里气绝身亡，她便将一切都看淡了，决心退出一切人世纷争，把枪丢在地上，转身就走。殊不知，这样一来竟搞得本派把她当成临阵脱逃，要抓了回去开设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对立派的又把她当成女杀手也要抓了回去公审，为他们的死难者抵命。她打算到乡下亲戚家避避风头，还是被他们抓住。如今明知不论落在哪家手里都是受尽屈辱、难逃一死，不如就请各位哥哥们高抬贵手，一枪或一刀帮忙结果了她，自己到底是个女娃儿……

虽没遭扒下衣裤毒打刑讯，但作为敌对派女性还是饱尝了最基本的凌辱。她被生拉硬拽地剪了阴阳头、墨汁抹了一脸。哀告、呻吟也不能让这些青年萌生恻隐之心，便只有无声的恸哭，泪水在新上脸的墨迹上洗刷出一道又一道雪白……浓密的长发被大把揪扯著剪掉，歪歪扭扭地露出大半青色的头皮，另一小半乱糟糟堆在耳鬓后颈，像狗啃了一样，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这简直是另一版本的丹枫故事。

翻云覆雨手

实质上，文革是毛泽东为打倒政敌派系，发动亿万民众上演的提线木偶群戏。

1966年8月18日，毛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就对给他戴红袖章的宋彬彬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从此打开了潘朵拉的魔盒，掀起了蔓延全国的暴力风潮。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73岁生日时举酒杯道：“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在皇城根下，以蒯大富为首的平民红卫兵是毛和中央文革扶植起来的。清华蒯大富因反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工作组压制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学生关押批斗，蒯大富以凌厉的辩才和顽强的绝食抗争轰动全校。毛为其平反，21岁的蒯大富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毛整刘的铁拳利器。不论是蒯大富指挥5000人上街张贴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还是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的万人批斗，都是周恩来同意，张春桥、江青中央文革那几个人授意的，奉毛的圣旨在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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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在北京万人集会上演讲。（网路图片）

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回忆录中讲，1967年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的总指挥是毛泽东，张春桥、姚文元充当了组织者、领导者的重要角色。毛以上海为试点、作典型，加以总结指导，并且推广到全国去。毛很青睐王洪文领导的上海造反派，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

文革得到民众的回应、参与和投入，是因为毛利用了老百姓多年来对官僚体制的积怨和不满。民众以为伟大领袖英明，坏的是那些当官的。（不知道体制之恶、毛才是始作俑者。）三年大饥荒中，四川饿死人最多，约占全省人口的七分之一，文革期间很多愤怒都源自那段痛苦的历史。郑义回忆，宜宾武斗的两派工农民众都控诉大饥荒每天只吃“三两七钱五”的粮，只不过一派认为罪魁祸首是市委书记，另一派认定是省委书记。

被推上神坛的毛一言九鼎，个人权威无与伦比，他充分利用民众对他的愚忠和崇拜，也巧妙利用了青少年的叛逆心理和青春狂热。有伟大领袖撑腰，人们纷纷加入造反大军，多年灌输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充斥着脑海，那张充饥的大饼画得格外巨大，长期被压抑扭曲的群体能量变相而惊骇地释放出来，成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铁扫帚”。

毛泽东煽动民众造反夺权，又命令军队“支左”（即支持左派）、镇压“右派”。都是高喊著忠于毛路线的群众组织，并没有一个识别界定左右的标准，军队陷入地方政治斗争的漩涡。大都力挺矛头冲着黑五类、维护领导的保守派，抛弃那些矛头指向当权者、“出身不大好”的草根造反派。

仅1967年的“二月镇反”就导致数千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数十万人被捕，数百万人遭通缉、批斗、殴打、游街。新疆石河子、内蒙呼和浩特、青海西宁等地都发生军队屠杀造反派的血案，震惊朝野。青海“2.23”事件中，那些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报社员工，手挽手背诵毛语录、一排排倒下的罹难者，怎么也想不到“人民军队”会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

1967年夏，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指示和江青“文攻武卫”的讲话传达全国，“两报一刊”大肆鼓噪“揪军内一小撮”。军方向自行认定的“左派”提供军火，被打压的一方不甘坐以待毙，纷纷抢夺军队的武器库，各地武斗屠杀愈演愈烈。毛笑赞，形势大好，天塌不下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等到局势失控告急，将帅们抵制，怕兵变的毛一句“还我长城”，丢卒保车，把手下笔杆子打入黑牢，挽回军队效忠。朝令夕改，反复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既从酷军头手里解放了“冤民”，又从红小将的呐喊中解救“怨吏”，在两边都展示著“红太阳大救星”的姿态。挑动群众斗群众、嫁祸于人充当替罪羊，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巨头相互利用牵制，又彼此暗战较劲。伤亡最惨烈的武斗背后都有省市委、军队甚至中央的鬼影幢幢，拉一派打另一派，铲除异己。高层权斗，底层遭殃，互杀的两派成为政治斗争的棋子与炮灰，死的都是老百姓的孩子。

蒯大富的井冈山团派与414派武斗，1968年7月27日，三万名工人、解放军以人海之势占领清华大学。作为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系，蒯大富有可靠的联系管道，蹊跷的是却再三了解缘由无果，遂决定武力抵抗。

第二天，毛召集五大学生领袖训话，蒯大富扑到毛的怀里哭诉，主席救我！肯定是黑手干的，好几万工人包围清华，又抓又打。老毛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一翻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

蒯大富不明白为何不打个招呼，他若知道工宣队是毛派来的，定会全力配合，怎会造成伤亡的大错呢？毛的心腹谢静宜也在发表的回忆录中证实，当时严密封锁消息，做得滴水不漏，是在中南海御林军8341部队军官带领下的秘密行动。

这本来就是设的局、下的套，流血冲突引起公愤，完美地实现毛的“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 的战略部署。刘邓派系的人已被打倒，武斗又失尽民心。被毛玩弄在掌股中的红卫兵失去了利用价值，从宠儿变弃儿，全都赶到边远地区下乡务农，1968年底，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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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文革时集体杀人的情景。（网路图片）

对于文武双全、胆敢抗旨绝地反击的广西“四二二”更是翻脸无情、赶尽杀绝，炮制“反共救国团”冤案陷害，周恩来“批注”、毛泽东御批“照办”的《七三布告》直接宣判了两广造反派政治死刑。1968年7月至8月，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动用几个师的军队围剿，炮轰南宁闹市区长达23天。以泄洪为名水淹南宁，将躲在地下人防工程里的数千人活活淹死。大规模地杀俘虏和“黑五类”，强奸妇女，剖腹挖肝、吃人肉，惨绝人寰。近十万人死于韦国清为首的官方主导的广西各地大屠杀，堪称全国之冠。

成立于1966年11月的 “全红总”是为工人争取权益的全国性工会组织，希望改革劳动工资制度、改革临时工制度，为处境悲惨的临时合同工、外包工带来实惠。1967年2月中共勒令取缔一切全国性组织，气势汹汹地质问：是不是要夺中央的权？夺国务院的权？想杀头吗？“全红总”主要负责人被判20年重刑。上海部分造反工人提出改善待遇（补发工资、提高津贴、提前转正）等要求，一度得到满足，后来挨批，刹住了这股干扰毛周战略部署的“反革命经济主义风”。

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老百姓的福祉，都是骗人的鬼话，专制绞肉机吞噬成千上万的平民血肉，维护的是一党天下、特权集团的利益。

从奉旨造反到卸磨杀驴，从座上宾到阶下囚，响应毛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骨干们，从此沦为整肃的对象。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主要清算的是造反派。1982年同“四人帮”一起受审的还有百余名造反派领袖，蒯大富被判17年。邓小平清理“三种人”运动波及全国，打击报复的也主要是当年冲击官僚的造反派们。

毛像依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官方竖起美化了的周恩来牌坊，弥补党在民众心中一路下滑的颓势，广西屠城魔头韦国清不但被包庇下来，还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一手制造内蒙古“内人党”冤案的罪魁祸首滕海清，晚年仍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北京高干子女为主的老红卫兵（西纠、联动）制造的红色恐怖，犯下的累累血债，则不予追究。元老陈云表示，“自己的子弟是将来可靠的接班人”。如今红二代在政商两界呼风唤雨，个个富可敌国，继续上演着红朝血统论的连续剧……

1984年官方统计，文革中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被毁。实际上，死于军队屠杀和后来官方整肃的民众要多得多，占很大比重。

“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这是最早觉醒的红卫兵领袖朱成昭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利用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搞政治斗争，其险恶与卑鄙并不亚于强奸幼女！” 广西 “四二二”的文胆钱文俊一针见血，“文革罪行之所以发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宿命。马克思邪教之传播，使人类呈现极大规模的兽性取代人性，文革只是其中一个展示平台，登峰造极的平台。”

能搞成举国癫狂的愚民运动，与其说是清醒的人太少了，不如说是中共用谎言加暴力施行愚民洗脑的结果。从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到迫害法轮功，八千万冤魂的血海泪河，丧尽天良的人祸。文革中破坏性最大，教训最为惨痛的红卫兵历史，是共产党百年历史真相的一部分，不容遗忘，值得反思。了解共产党百年历史真相，能使人清醒起来，不再受共产党的愚弄欺骗，以致继续做它的牺牲品。抛弃中共，才有未来，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