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德国退休专家来中国当雷锋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雷锋的这句话，或许对当今许多人来说已显得陌生。可是，在德国却仍活跃着这样一群“洋雷锋”，他们放弃清闲的老年生活，志愿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无偿工作，帮助那里的人们解决技术难题。最近，《环球时报》记者走访了总部位于波恩的德国退休专家服务组织（SES）。

　　派遣专家到中国约3500人次

　　“退休专家服务组织自1983年成立以来，中国已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援助对象。”见到我这个中国记者，退休专家服务组织负责人克莱恩博士兴奋地说，该组织是一个公益性质的基金会，登记的退休专家就有7000多名。迄今为止， SES已经向全球近150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专家约1.4万人次。20多年来，派遣专家到中国约3500人次。SES有5名专家还获得了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奖―――“友谊奖”。

　　他说，这些老专家去中国服务的行业十分广泛，从机械、电子、化学、食品等传统工业到信息技术，从医疗卫生到企业和行政管理，从农业到手工业。工作地点以企业为主，还包括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农业部门等。“SES的专家虽然都是退休专家，但他们依然充满活力。而且，这些专家比那些刚刚从学校走出的年轻人更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因为他们具备了多年的实干经验。”

　　当天，记者刚好碰到一位来波恩“求贤”的浙江企业家。他告诉记者，聘请这里的老专家投入不多。由于有德国联邦经济和技术部以及企业界给予的资助，因此从该组织聘请德国退休专家不用付报酬，只需为专家提供旅费，负责专家的住宿、膳食和每天约10欧元的零花钱就可以了。专家是志愿者，在华工作期间不取报酬。SES的专家带来的大多为实用技术，可以马上应用到在中国的工作中。

　　而正在申请去中国服务的原奔驰公司工程师科劳迪亚博士表示，自己平时除了上教堂、下棋、打理花园外，没什么事情。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接触到SES。“我希望把积累的汽车环保技术带到中国去，这不仅能让我自己感到满足，也能给那里的人们带来帮助。”

　　全心全意帮助中国

　　据记者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引进的第一位“洋厂长”威尔纳·格里希先生就是由SES选派的。在德国米尔豪森市，记者见到了格里希先生的儿子伯恩德·格里希。小格里希对记者说，父亲是一名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1984年，年届65岁的格里希被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在小格里希印象中，父亲爱武汉的企业，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当时他虽年逾花甲，任职期间每天仍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回德国休假期间，他还自己驾车为中国企业办事，行程达5000多公里。他还利用离职前的业余时间，撰写了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组织方案，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评价。格里希也成为武汉市第一位荣誉市民，并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资格。2003年父亲在德国逝世，最让格里希全家感动的是，两年后，武汉市在闹市中心的广场中央，立起了一座2．78米高的铜像―――上面刻写着 “威尔纳·格里希”。他们为此在铜像前流下热泪。

　　之后20多年，“格里希”效应在老专家组织发扬光大。曾被中国政府授予“友谊奖”的林学家冯汉，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深深热爱中国海南。在海南工作期间，冯汉在五指山地区引进了可持续发展全方位综合保护森林资源的理念，创建了乡土树种苗圃，人工种植了150多亩乡土树种。他在五指山周边村庄发起了“参与土地利用规划”，使近5000村民受益。冯汉还利用援助经费，建起了一个环保图书馆，并给中学赠送了电脑，开设了环境教育课等。此外，冯汉夫妇先后资助了14位黎族苗族学生。回到德国后，冯汉夫妇又资助了6位黎族苗族学生。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73岁的啤酒专家海恩，从1993年3月访问中国后，10年间先后为中国17家啤酒厂担任过技术顾问。铸造专家约科拉穆先生连续 6年受聘于山东一家大型企业。他对传统铸造生产线进行改造，解决生产技术难题20余项，使机械铸件废品率平均下降了3.8%，每年可增加收入120余万元。而畜牧兽医专家俞巴赫博士，定期前往中国农村讲学，并建起了工作站，向农民传授牛羊等家畜的高产繁育及品种改良技术，仅仅一年就培训农民1200多人次。

　　“让自己不落后于时代”

　　问起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曾在甘肃企业工作的矛雷尔说，他的中国同事都很积极勤奋，企业的管理流程和工作效率也不错，但一个突出的不足是：“对劳动安全和环保重视不够，安全生产意识比较薄弱。”曾经在浙江新昌一家汽车涂料厂工作了半年的严森告诉记者，“中国的管理人员大多数对专业领域不够精通，而专业人员又不能直接参与决策。这类情况需要改变。”

　　德国专家到中国工作，一般每次时间不超过半年，在中国工作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经济收益。但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多数老专家看来，重要的是能够老有所为，同时认识不同的国度和文化。矛雷尔说的很有代表性，中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无可挑剔。当然，还有可口的中餐。他还有些怀念中国的气氛：“中国城市充满活力。每天都能看到新的事物，很有意思，街道上总是很热闹，就连居民区里也不像德国那么安静。在德国，一到晚上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显得比较沉闷。”

　　给严森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同事的热情和坦率，“他们对我非常坦诚，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可以说把我纳入了他们的生活圈子，邀请我到家中做客，还让我参加经理会议。这种开放的态度让我十分感动。”而曾获得“齐鲁友谊奖”的果树专家高利斯和博伊，曾把欧洲葡萄的头、美洲葡萄的茎、非洲葡萄的根，通过嫁接组合成了特优的葡萄新品种，使当地农民致富。乡亲们为感谢两位德国专家还特立石碑，夸他们是“中德友好使者”。这让专家们非常感动。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不在家安享晚年，七次来华的心脏病专家阿莲娜博士的回答很让记者“吃惊”。她说，退休后她通过援助中国这样的活动，让自己不落后于时代，保持大脑的积极工作状态，另一方面，还可以运用自己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向有需要的地方提供帮助。

　　中德谱写“双赢”事业

　　在采访中，记者还不止一次地问起同一个问题：“如果条件允许，是否愿意再去中国”。他们的答案几乎都是“当然”。很多人还表示，下回去的话要续签更长的合同，并把自己的老板也一同带到中国。

　　老专家对中国的热情，也影响了他们的家人。汉堡大学学生斯蒙娜告诉记者，她的父亲现在就在广西进行水利研究。家里现在全是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她和哥哥现在都在学习中文，准备以后到中国去工作。

　　“目前，退休专家服务组织派往中国的专家是最多的，占到总数的近五分之一。”克莱恩博士说，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近两年来这一数字有所下降。令人担心的是，一些不明事理的政客借各种理由干扰这项工作。

　　克莱恩博士指出，实际上老专家支持中国，对德国的好处也很多，比如可以介绍德国制造的产品等等。这是一项“双赢”的事业。他表示，除了传统的工业技术领域外，未来老专家的对华工作的重点将转向农业、环保和医疗卫生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