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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晨的曾经
外滩，上海华晨集团大厦24楼会议室，董事长仰融隔桌与我们对坐。也许是背光的缘故，他的表情有些朦胧，让人隐隐觉得一种天马行空的随意与执著。
他身后的落地长窗颇像一面电视墙，光亮而清晰。历史与未来在这里对接――浦东陆家嘴的东方明珠、国际会议中心、金贸大厦成为镶在窗上的风景；俯身下望，外滩两座最高的古老建筑物――建于上世纪初的和平饭店与中国银行蓝绿色屋顶尽在脚下；黄浦江逶蜒而
过，百舸争流，不舍日夜。
也许是华晨的路数太另类，从华晨浮出水面的那一刻起，惊讶与疑惑复杂地交织在许多人的心头。这个不知何时长成的庞然大物，有普通人看来扑朔迷离的金融故事，有九曲十八难的产业艰辛，更有隔三岔五让人应接不暇的重磅消息：仅仅一年间，中华车下线；收购中西药业；涉足广东发展银行；入主民生担保公司；与宝马合作······
“知变则胜，守常必败。”华晨董事长仰融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他的座右铭。他说，熟读《孙子兵法》参悟出的这番道理，十年股海商场征战中，屡试不爽。十年来，这八个字演变成企业的成功、企业的文化、企业的效益。
尽管华晨从来不张扬，但是有心人对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略作统计，光是华晨旗下的海内外上市公司市值就有200亿元。
2001年11月，宝马董事长米尔贝格博士在北京宣布，宝马集团已经选定华晨作为伙伴，合资生产宝马轿车的项目建议书已呈交国家计委审批，国务院高层领导对宝马的选择表示了尊重。此举使国人颇感意外，若不是入世在即，以华晨非主流汽车厂商的身份能在与一批“国家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几乎不可想象。
仰融并没有流露出获得宝马项目的丝毫得意，他说，我们已经和四家国际大集团合作，宝马是第五家……
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宝马的一位副总裁在中国考察越野车项目时来到华晨旗下的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正在安装中的中华轿车先进的生产线让他大感兴趣，他提出了在中华达到10万辆设计产量前，共线生产宝马的设想。
从抓住一个信息，变成实实在在的项目，考察、谈判，在众多重量级的竞争对手的争夺中显示实力，表现优势，最后使宝马选择合作伙伴非华晨莫属。总策划当是仰融。
打动宝马的地方，用米尔贝格博士的话说，就是和华晨相通的经营理念和对市场的灵活反应。对此，仰融不无调侃地说，我们与宝马的共同理念，说透了，就是“花自己的钱心疼。”宝马是个家族企业，每一分钱都花得小心谨慎；华晨拿的是股东的钱，更是不敢大手大脚。宝马和其它企业合资，上百亿元投资，两三年基建恐怕是躲不掉的。如果华晨和宝马的合资审批顺利，我们将开辟中国汽车合资企业的一个经典先例――先生产汽车，后建厂――和中华轿车共线生产宝马，累计达到3万辆时，再用赚来的钱另外择地再建新厂。
仰融是精明的，他把握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变化，深知竞争早晚有一天会到来；仰融也会“冒傻气”，有一种偏向虎山行的冒险精神。
尽管华晨和宝马在技术细节层面的谈判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仰融的思绪已经跳到另一个也许大上十倍的项目上。山雨欲来风满楼。应对“入世”，仰融作了一个常规思维下几乎不能尝试的冒险――担当起根治中国汽车产业“心脏病”的重任――建立一个一期工程年产50万台，二期100万台的发动机工厂。在这个工厂将生产世界领先水平的增压直喷发动机。
内行会说这是“痴人说梦”：引进谁家的技术？几十亿元的资金哪里来？那么多发动机你卖给谁？
仰融笑笑说，还不到解密的时候。不过可以透露，几天前与技术和设备的供应商已经签约，厂址已经选定，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产品系列将满足从国内新一代家轿到豪华轿车的需求。德国大众把长春生产的发动机卖给上海的合资伙伴，价格比国际采购贵一倍的事在我们这里再也不会发生了。
这就是仰融，当汽车行业的老大们还在说“仰融不懂汽车”时，仰融却在设想多少年来倾全行业之力也未必能作成的事。
仰融的汽车情结始于何处？
1990年，仰融邂逅沈阳金杯的董事长赵希友，一位了不起的改革先锋。那时中国的汽车厂长没有几个知道什么是股票，他却大搞股份制，还把股票卖到中南海。那时华晨在证券市场赚了一些钱，以每股1元的价格，买下沈阳金杯卖了几年还没有卖掉的4600万股。仰融的盘算就是要把沈阳金杯上市。那时候是记帐式股票，装在几十个箱纸箱里，飞机运回上海，放在市委东湖宾馆七号楼地库。还专门有武警在那儿看守。
股票4600万，上市如果按十倍算的话，就是4.6亿，上不了市，就是一堆废纸。
当时沈阳金杯有一个好项目――引进许可证生产丰田第4代海狮面包车，就是缺乏启动资金。仰融看好这个全新产品的成长性，又借款投资1200万美元与沈阳金杯成立了金杯客车公司。
华晨从进入汽车行业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另类”，从传统的观念看，常常做出一些离经叛道之举。
90年代中期，中国汽车龙头老大一汽生产的“小解放”风头正劲，一年赢利2.6亿元。1996年，羽翼未丰的华晨开发出金杯海狮的新车型，准备和“小解放”在市场上一决高下。先礼后兵，仰融对一汽耿老板提出，能否尝试一种买断许可证方式？我每年生产6000台海狮新型车，每辆测算下来要赔1万元。如果给我5000万元，我就把这个型号卖给你，你还有2.1亿元利润可赚。一汽断然拒绝了仰融的建议，双方在市场上兵戎相见。结果“小解放”当年从赢利到亏损，两年后，从市场上消失。而金杯海狮产量逐年攀升到6.5万辆，占了轻型面包车市场的大半壁江山。
如此看来，仰融不为传统汽车企业所待见，也在情理之中了。
入世后，“国家队”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何不接受华晨作为“陪练”的事实，全球化竞争，哪里还有“铁杆庄稼”？生死比起面子，孰轻孰重？进一步说，今天陪练未必不会成为明天国家队的主力呢。
根据以往的经验，任何华晨的消息，即便难以置信，即便无从考证，却不可忽略。这家公司成长的历史，写满了变化。有时变化之快，不仅外人眼花缭乱，就连公司内部管理层，也会感到跟进不暇。
内地、香港、美国，欧洲，说不清一年仰融要飞多少班次；沈阳、北京、上海、成都，专机时刻准备起飞。
仰融的思路是跳跃的，与他交谈，很少两次重复同一话题。金融：斥巨资成为广东发展银行的大股东；同时，成立民生信用担保公司。生物医药：推进基因工程等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正与美国某大学合作，利用该校的广谱抗原抗体库，开发基因芯片。航天科技：与航天科技部门开发新型飞行器。
“仰总是个战略家，他脑子里总有各种各样的新想法不断往外涌。每一次改变，都是对上一次模式的完善与扬弃。最近这一年，关于华晨下一步的发展思路，已经几经反复，直到最近才落定。华晨要主做汽车，其他行业要瘦身。”与气势轩然的仰融不同，35岁的华晨总经理苏强有一种机敏与沉着结合得恰好处的儒雅。
“这不仅基于是我们对汽车行业的判断，更主要是因为华晨的团队、手段、视野、经验都源于汽车，汽车是华晨最成功最得心应手的领域。”苏强说，“静心想来，近年来华晨许多思绪的涌出，在外人看，都有一点大跃进的味道。”
华晨介入汽车十年，有九年保持绝对低调。当1999年，华晨旗下的金杯面包车产量占到同类车市场的60%，利润在国内汽车厂家中仅次于上海大众居第二位时，众多汽车专业媒体仍然只知金杯，而不知华晨的存在。
让华晨浮出水面的是目前正在审批中的中华轿车。
1999年初冬，接到电话，邀请我们去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研究院看一辆样车。听说清华汽车工程研究院是一个叫做华晨的企业投入一亿元与清华大学合办的，董事长坚持不用华晨冠名。他说，大学是个神圣的殿堂，而企业的命运却充满起伏，要作实事，不图虚名。
今天还记得看到这辆“中华”轿车时的感受：目瞪口呆。
雍荣、圆润，比起当代世界成功的车型，这辆样车的造型也不逊色。如果常常关注国际车坛的新时尚，会发现它的造型曲线、组合前灯、窄而上挑的侧窗有一种明显的超前。当中国生产的最先进轿车是国外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的在用车型的背景下，这款轿车格外富有冲击力。
这也是第一次见到华晨的董事长仰融。他很低调，但是在人群中你会一眼注意到他。尽管人们往往把读过经济学博士的他划在金融家一类，但是他有着杰出汽车人的根本品质――一种为圆中国老百姓的轿车梦的执著――“帕萨特和雅格的水平，桑塔纳2000的价格。”最让仰融自豪的是中华轿车与老百姓的贴近。“进口车价格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让老百姓也买得起。”
自主开发，是中国高层针对汽车工业反复引进国外现有车型的被动状况提出的，而在“中华”之前，中国轿车企业却无一成功先例。
不信造轿车就得照搬国外现成车型，为圆一个由中国人自主开发的轿车梦，1997年6月，在金杯海狮生产大获成功的华晨开始启动“中华轿车”开发工程。仰融概括华晨自主开发轿车的理念为“中华在我心中，世界为我所用”。
华晨在都灵与意大利设计公司签订设计合同。由其创建人――设计大师乔治亚诺主持中华轿车的设计，设计费6200万美元。乔治亚诺曾经为宝马、凌志、菲亚特、现代等公司设计过众多成功车型，为华晨开发的车型包括轿车和同一底盘的多功能厢式车。
1997年，仰融到意大利巡游三个月，他与乔治亚诺谈文化：常常是手持一杯红酒，一聊就是一天：中国人在乎有头有尾，善始善终，中国人坐汽车看重“坐轿”的感觉，大大方方，造型写意，车身长度为吉祥数字4888······乔治亚诺对仰融的意图心领神会，他精心打造的中华车几乎让每一个目睹者眼前一亮。
雷诺公司副总裁杜迈在沈阳亲自驾驶中华车之后感叹不已，他由衷地对仰融说，世界的革命从巴黎开始，中国轿车的革命因你而起。
仰融的确为中华轿车而自信。他说，中华在中国属中高档轿车，造型好，零部件全球采购，发动机先进，定价两万美元，价格与国际水平接轨，2002年中华车推向市场，抢下5到10万辆的市场份额不在话下。
自主知识产权现在被越说越悬，其实捅破窗户纸，道理很简单：不在乎是谁设计的，而在乎归谁所有。华晨是开发的唯一出资人，因而拥有“中华轿车”的全部知识产权。
仅仅一年后：2000年12月16日，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当看到两辆中华轿车穿过地球和国旗组成的背景驶上转台，尤其是仪式后在一个飞机场试开了其中的一辆车。我们对这辆没有“血统”的轿车充满了好感。
走进金客高大的新厂房，看到清一色世界汽车业一流设备：库卡公司的焊接线、杜尔公司的涂装线、德申克公司的总装线。内行人发现美国通用、德国大众在上海的新厂也是采用同样设备，打听价格，华晨的钱花得更精。眼下，中华轿车以每天十辆的节奏在生产线上试产。
2001年末，一直在苦苦求索的“准轿车”们：英格尔、吉利、悦达终于上了国家汽车产品公告，而更为受人关注的中华轿车的立项和公告还在报送有关部门审批，虽说以其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投资规模迈得过任何技术门槛，获得“准生证”应该不成问题。但是谁能打保票呢？
于是华晨需要补上一课――沟通。这一年多，华晨的总经理苏强很大精力用于和各主管部门沟通，他不断地在解释华晨的汽车理念，华晨为什么要造汽车，华晨怎样造汽车。对于华晨“先斩后奏”的批评――先开发中华轿车，然后报批立项，他诚恳地认错。但是他向我们解释，其它项目大都是拿国外一个既有车型报批，而华晨上轿车，起源于理念。把一个理念报给有关部门，从来没有先例。苏强说，他切实感受到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WTO。
中国汽车产业名为散乱，其实是高度行业垄断。可以想见，突然冒出个另类企业要做汽车，还号称自主知识产权，所有的疑虑和不屑都是有理由的。仰融是我行我素，不在乎，不解释的那种人，但是他似乎很在意别人说他不懂汽车。他说，我做汽车也有十几年了，即便是从头学起，硕士、博士也该毕业了吧？
也许不久以后，中华轿车将得到国家许可。“只要国家承认我们，其他的议论我们都不会在意。今后华晨只关心三件事：销售收益、现金流、股东回报。”
外国人对仰融的认识似乎早了半步。1995年，华晨接管沈阳金客以后，仰融曾去拜见日本丰田汽车的掌门人丰田章一郎。他对有些傲慢的丰田章一郎说，丰田是织布机起家，宝马是三轮车起家，而我起手是丰田海狮第四代。我是汽车行业起步最高的公司。当时的丰田章一郎意识到，此人不可小视。
今天，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世界五大汽车产业资本都已开始与华晨的合作。雷诺、通用、丰田、三菱都已经是华晨的合资或合作伙伴；宝马与华晨生产宝马车的合资项目建议书已呈报国家计委，至此，华晨在中国的汽车业留下了一串巨大的惊叹号。此时此刻，再质疑华晨会不会造汽车，显然有点像把脑袋插在沙堆里的鸵鸟了。
仰融说，从1997年决定投资中华车那一天起，他就没有把审批当作一个障碍，他当时预见，中国入世不可阻挡，而待到入世之后，审批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如今，在华晨投资汽车达到41亿元人民币的时候，仰融对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不要你出钱，只要你知道我是爱国的，只要你支持我，我就知足了。
从今年起，仰融和管理层开始了华晨历史上又一次意味深长的谋篇布局。不久前，国家主管汽车产业的一位领导曾经在行地发问：中华车的下一代产品何时开发？仰融坦然答曰：中华车的第二代、第三代都有了，中华的下一代敢于跟国际上同等级的名车竞争。
和国际大的汽车产业资本合资，一度成为中国汽车企业“自救”的唯一出路。“另类”华晨偏偏独辟蹊径，仰融说，华晨是一手抓自主，一手抓合作。我不搞自主开发，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不会得到人家的尊敬。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不搞中华轿车，雷诺不会说中国汽车的革命从这里开始，宝马也不会坚决选择华晨作合资伙伴。
仰融说，由于自主，我们可以把合作伙伴的长处学过来，结合中国的国情作改进，产品还不打架。宝马的豪华车，中华的中高档，雷诺的家轿，丰田的面包车、通用的越野车、三菱的发动机，我们还有河北的中兴皮卡、贵州航天的轻型货车。
在十五末期，华晨将投入滚动利润和自筹资金250亿元，整合为不受制于国外厂商，年产汽车50万辆的中国汽车大集团。
与弥漫在汽车业的惶恐不同，仰融似乎一直在期盼WTO，他肯定地说，入世后中国汽车业不会太坏。“到2006年，敢在中国滩头上跟外国汽车巨头叫板的，有我华晨。”
虽然仰融在追求‘君子用则行，不用则藏“的低调，但他总是踌躇满志，面对国际汽车巨头，永远挺直脊梁。
时下中国人对财富故事有着极大的兴趣，仰融的神秘，华晨的迷宫，也难免被人们探究。
象很多人一样，我们也关心华晨的来路，想搞明白华晨的“第一桶金“。还很疑惑，有些在当时条件下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却被华晨做成了？那个千难万险，绝处逢生的故事，不是运气可以解释清的。
“华晨出身不好，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事不得不迷。华晨经历的一些事，不管别人怎样迷惑，到今天我可能也没有权利说清楚。人家往往问到，1992年你怎么想会到美国去上市的，谁支持你的？中国上市公司到今天，为什么华晨是唯一一家受到最高领导人接见的？我只能说，我是爱国的，我要为国家和民族做事情。”
所谓“出身”，不是文革中的“红五类”、“黑五类”。在仰融作为一个企业家公开的履历里，的确有一段空白。我们就姑且理解为那时他在一个保密的科研机构工作。可是也有人把这个“出身不好”理解成“黑五类”，乐得落井下石。
“来路不明”，“金融投机家”，“侵吞国有资产”，泼黑水的人自有话语权。
有一句话仰融不止说过一遍：“我是真金不怕火炼”，可以断定，再潇洒达观的人内心也有挥之不去的压力。这些年，无数企业领袖、经济英雄的灰飞湮灭，练就了中国人民怀疑的目光，再耀眼的成功，都必须打上八折。
1992年，仰融进入汽车业，精彩的第一笔，就是华晨中国汽车控股公司CBA在纽约上市。也许这个案例过于超前，过于神奇，以致直到今天还成为许多官员、经济学家对仰融“拿不准”，最后敬而远之的缘由。
企业家确实要有对国情走势敏锐的判断，1992年的元月份，邓小平在上海度假。皇甫平文章的刊出，仰融立即想到由此可能引发新的改革开放的浪潮。他对赵希友说，咱们到海外去上市。
仰融总是拣最难做的事做，而且一定要做成。海外资本市场最规范最严格的就是纽约股票市场。
几个中国人到了纽约，在华尔街找了几家著名的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美林证券……讨论上市的可行性，把整个华尔街折腾起来。但是正式启动这个工程的是小平的南巡讲话。国内也有传闻：秋天召开中共十四大，小平同志要退休了。他推动整个改革浪潮之后交班给新一代领导人。为此仰融给最高层写了一个研究报告，论证一个中国公司到纽约股票交易所是可行的，以此来说明中国在邓小平后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这个题目非常之大。但是获得批准。
鉴于当时中国没有公司法，在中国注册的公司在国际上无法获得保护，同年6月，仰融以在金客中持有的股权在百慕大群岛注册了一家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Holdings Limited)简称CBA。华晨100%持股。其后，华晨以换股的方式获得了金客51%的股权。
7月，为了使海外上市更有卖点，华晨发挥金融特长，推动金客的合资伙伴金杯汽车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后者成了当时沪市上市企业中最大的异地股。华晨在沈阳金杯的4600万股也随之套现。
为在海外上市的公司安排一个“社团法人”的股权持有者，1992年5月，由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华晨、中国金融学院、华银信托发起，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成立。基金会注册资金210万元，其中10万元为人行教育司拨款，200万元来自华晨。此举出自仰融的精心策划。
CBA的一切文件材料规范、清晰，经美国ACC审查完毕，9月18日获得上市批准。上市之前，华晨以“捐赠”方式把CBA的控股权转给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
10月9日，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代码CBA)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第一家在海外成功上市的中国企业。CBA也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在纽约上市的第一只股票。CBA的控股股东为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持股55.7%。CBA发行500万股普通股，每股的招股价16美元，首日上市劲升二成半，成为当时纽约交易所最活跃的股票。
同时，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致函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称：CBA所玉股权及股票收益均归国资局所有。资金1530万美元由国资局支付，委托该会代表国资局投资于CBA。基金会无须承担风险，也不享有收益。国资局另给基金会300万美元设立各种金融教育奖金。函中所称国资局支付的款项就是华晨对基金会的“捐赠”。也就是说，基金会是华晨捐款的名义持有者，华晨把CBA的股权即对于金客的投资无偿交给了国家，这笔钱已经属于国有资产。
3天后，中共14大召开。CBA不但成为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注脚，也是日后众多大型国企在海外上市的一次经典范例。
CBA董事长仰融的身世随之引起种种猜测，后经国外专业调查公司查证，籍贯安徽的仰融与中国政要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
11月28日，上市所获资金的支票交接仪式在北京举行。CBA成功上市股市共获8000万美元，扣掉成交费、律师费，净得7200万美元。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会见了仰融和协助CBA上市的三大著名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美林、索罗门及会计事务所安达信的代表。合影后，仰融留下，把股票样本交给这位领导人。他问：股权算谁的？血气方刚的仰融回答；全部是国家的。
倒是沈阳金杯在沪上市，为华晨的4600万股变了现，成为“第一桶金”。
仰融是最早认识到资本主权的人。他以金融角色进入汽车这个传统产业，通过收购一个个现有汽车企业，转变机制，强化管理；又通过国内外两个金融市场，整合资源，点石成金；短短十年，从一个被动投资的金融家成长为一个汽车业界的实业家，快速奠定了一个全新的中国汽车产业模式。并且在企业经营、产业战略发展上依旧带有深刻的金融家痕迹。
汽车工业是一个大投入，大产出的产业，巨额投资是汽车工业的血脉。丰田一年开发一个产品，三年工业化生产一个产品，平均一个上市的车型要投入20多亿美元。中国汽车工业最稀缺的资源是钱。仰融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给汽车产业接通金融管道的人。而且他为旗下的汽车产业打造了一个“造血平台”，资金源源不断流进来。
汽车工业的“大哥大”们艰苦地在主管部门争项目，跑投资时，从来没遇见华晨的人；技改资金、税费减免，更没有华晨的份儿。但是仰融搞汽车似乎有用不完的钱。
苏强说，钱从哪里来？无非是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通行做法。一是来自原始资本积累；二是资本市场筹集，比如股市上融资；光是三次从海外证券市场为金客募集的资金就有7200万美元和13.5亿港元。三是利润积累。
赵希友说，有人说华晨搞汽车是玩观念，为的是到股市圈钱，最后会抽了资金走人。还有人暗示仰融在“侵吞国家资产”。其实无论华晨在金客的投资，还是后来海外上市吸收的资金，百分之百投到了金客，扎扎实实作企业。两个大股东一开始就约定，不分利润，继续滚存作为投入，一分钱也没有往外拿。
华晨搞汽车也到银行借钱作流动资金，但是存借平衡，信用优良。一位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考察了金客的财务状况后大吃一惊说，如果企业都像华晨一样，中国的金融业就没有风险了。
仰融很自豪十年间华晨的“三个没有”：没有一笔银行贷款逾期；没有一笔诉讼官司；公司管理层没有人涉嫌经济犯罪。有如此“业绩”的大企业，国内恐怕绝无仅有。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经商为主流社会所不齿，堪称骄傲的民族英雄中没有一个是傲视世界的财富英雄。仰融以一介百姓，要做倾国家之力想作而始终没有做成的事。为企业发展的一个步骤，动辄调动十亿资金，除了华晨，中国汽车业还没有人有此大手笔。
华晨举手投足都伴随数以亿计的投入：中华轿车尚未正式投产，第二代、第三代的开发已在筹划之中；正在启动的新发动机项目动态投入要50亿元，远大于过去一切汽车项目。如此巨款不会从天而降，有一点是肯定的，同以往一样，不会有国家一分钱投资。仰融又给我们留下一个悬念。
以往，在资本市场仰融是利用金融杠杆融资的行家里手。比如撬动10亿元收购一家20亿元的公司，再到银行拿40亿元贷款。
在金融领域里仰融是如此长袖善舞，往往被旁观者看得怦然心动。10年前，一个年轻人的正在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指导下读研究生，到上交所实习时住在上海一间招待所，吃饭时每每听见一个人神侃资本市场，见地透辟精深，渐渐入迷，竟写信给导师，先放下硕士论文不写，随那人而去。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让金客起死回生，如今担任市值数十亿的上海华晨集团总裁的苏强，那位颇具感召力的人自然是仰融。
仰融通常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有人奇怪他的精力从何而来，他说，“从彼岸来”，他说自己内心有一种神的力量。神召下的敬业，来不得半点懈怠。
十三年前仰融受过一次伤，胳膊、腿全断了，脑袋打开，三进手术室，却奇迹般地没有落残。从那时起，他对于生命，既珍惜，又渺视。
仰融对生命的尊严心怀敬畏。他说：“科学家搞发明，99次失败不算什么，1次成功，就能一举成名；企业家则不同，99次成功，1次失败，就会遗臭万年。过去十年，我一直在小心翼翼走路，今后，我还会如履薄冰。”
在世界华商大会的一次晚宴上，有记者看到，许多企业家没有坐定十分钟，拿一杯红酒忙不迭地到处敬酒，换名片。而仰融始终散淡地坐着，没有挪过地方。
最近一则引人注目的消息说，在《福布斯》评出的大陆富豪中，仰融排名第三。仰融说，他没有那么多钱。也幸亏没那么多钱，否则有些“迷”就更说不清楚了。
但是据说仰融对目前华晨的现状也不满意。多年来夹缝中生存，证明华晨没有出处的管理模式是行之有效的。但全球化下，游击战的打法不一定适应遭遇战。为此，华晨已经在寻找可行的方案。仰融称之为“体制发动机”。他深知，当既往许多外在的限制条件不复存在，最大的限制，可能正是华晨自己。
人才，是华晨从金融进入汽车产业后最稀缺的财富。华晨的汽车理念，仰融的人格魅力吸引了许多国内外高级汽车人才加盟华晨。刘炎生，曾经在一汽、二汽、上海大众有过红旗、东风、桑塔纳规划管理经历的老专家，放弃到加拿大定居的优越生活，担任了中华轿车项目的副总经理。谈起体会，他说，从来没有干得这么舒心。他在调整生产线的规划布局时，发现冲压线还需要添置一些关键设备。找到仰融，仰融问他需要多少钱？他计算下来，需要两个亿。如此巨款，在他工作过的国企里审批个一两年也是正常的。没想到，仅仅三天，2亿港元到帐了。是在香港证券市场“闪电配售”筹集来的。刘老先生无限感慨：“真是天外有天。”
如何保障专家和职工的利益，是仰融常常思考的事。最近，一个管理层持股的公司正在筹划中，仰融把管理层称为“班组长”：我们的班组长里为什么不会产生1000个百万身价，100个千万富翁？
近日，记者得到消息，多变的华晨又要变了，这一变会是“根本性的结构变化”：2002年初，华晨会有震惊中国汽车业甚至中国企业界的重大举措。
通常是气宇轩昂的仰融对记者说，四十多岁的他已经考虑要在2010年退休，他要在自己健康的时候退休，并且要留下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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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19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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