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大家抬起头，挺起胸，骄傲地说自己的方言吧 胡果威

阿修罗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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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ｎｅａｓｅ　ｎｅａｖｅ　ｙｏｕｒｌａｍｅ　ａｎｄ　ｌｕｍｂｅｒ

方言歧视和方言自卑

　　　　　　　　　　　　　　　　作者·胡果威·

　　中国是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即使在多数民族的汉人中也有多种方言，最主要的当然是以京腔为主的北方方言，即现在的普通话，海外华人称之为国语或官话。其他的主要方言还有以上海和苏州方言为主的吴越方言，从北方方言派生出来的西南（云贵川）方言，广东和香港的粤语，福建和台湾的闽南方言，湖南的湘方言和江西的赣方言。此外还有客家话、福州话、潮州话、温州话等次方言。

　　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文革时到吉林插队，在北大荒凡十三年，大学毕业后到昆明工作一年。八十年代初出国留学，现在美国当律师，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到香港、台湾等地出差。我从小就油嘴滑舌，喜欢摹仿各种方言，成人之后又走南闯北，浪迹天涯，学会了许多方言。

　　我喜欢东北方言中的歇后语和俏皮话，和吉林大学的老同学一起“嚼沫子”、“瞎掰唬”绝对是一乐。上海人在一起吃“小菜”、“咪老酒”、“吹牛皮”，听起来个个都是“门槛精得来”。苏州人用吴侬软语“寻相骂”则更是悦耳，嗲声嗲气的一句“杀千刀的”，比宁波人“讲闲话”好听得多。广东人则“食饭”必“饮汤先”，穿衣为“衫”，走路为“行”，真够古雅的。到四川的小吃店先吆喝一声“幺妹儿”，几个“龟儿子”坐下“摆龙门阵”，来几碗“酸辣小面”和“抄手”，当然都是要“红味的”，价钱特“相应”，“好巴实哦”。千禧年到台北出差十几次，正好赶上竞选总统，我闽南话懂得不多，印象最深的是助选的人群一起高呼“冻蒜！冻蒜！”（当选）。

　　中国的方言如此丰富多彩，然而竟有方言歧视，尤以上海人为最严重。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祖籍镇江。我父母在抗战时从镇江逃难到重庆，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到上海。我母亲方言能力极差，在上海住了五十七年，居然连一句上海话都不会说。上海人特别歧视苏北人，据说是因为原来有许多扬州人在上海从事“三把刀”的职业，即切菜刀、剃头刀和修脚刀。虽然镇江在长江以南，但是上海人听起来镇江话和扬州话一样，所以我们的上海邻居就骂我们是“江北猪猡”。对一个小孩子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我当时非常气愤，也很自卑，生怕同学到家里来听见母亲讲话。现在回想起来，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海人并不歧视我们，而那些骂“江北猪猡”最起劲的，恰恰是不学无术的小市民。

　　文革时到吉林插队落户，后来在长春工作、上大学，发现东北人也有方言歧视。小时候在上海被邻居骂“江北猪猡”，到东北又被人蔑称为“小上海”，实在让我哭笑不得。当然上海人也得负部分责任，老乡到一起，不管谁在场，开口就是上海话，旁边的东北人听不懂，难免要猜疑。时间长了，我开始注意，有别人在场，尽量少讲上海话。说来也惭愧，离开上海几十年，人家对我最高的表扬就是“你倒是不像上海人”。

　　在上海和东北都被歧视，觉得里外都不是人。我从小跟父母在家讲镇江话，所以只有镇江话才是我真正的“母语”（ｍｏｔｈｅｒ　ｔｏｎｇｕｅ），而上海话只能算是我的“出生地语”（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ｎｇｕｅ）。记得一九八四年从美国带了一个旅游团回国，下榻在金山宾馆，觉得乡音无比亲切、悦耳，遂与前台及楼面上的服务员用镇江话交谈，她们无一不捧腹大笑。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帅哥，“少小无根老大寻，乡音古朴两鬓黑”。她们告诉我：“你说的话跟我家爹爹（爷爷）一样的”。是啊，父母抗战时就离开镇江了，所以我说的镇江话都还是抗战前的镇江话的词汇。我从小填籍贯都是江苏镇江，虽然我从来没在镇江居住过，每次到镇江我还是有一种真正的回到自己家的感觉。

　　如果说我的镇江话是爷爷辈的，那我的上海话就是老子辈的。我一九六九年离开上海，迄今已三十余载，每次回家探亲都听到一些新的词汇。如“掏浆糊”就是一个万金油动词，敷衍了事是“掏浆糊”，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也是“掏浆糊”，比英语里的“ｄｏ”还厉害。计程车叫“叉头”，大约是因为英语“Ｔａｘｉ”中有“Ｘ”之故。记得有一次与“叉头”司机聊天，他一听就知道我是老上海。何以也？因为我说钱是“铜钿”。“那么就是钞票咯。”“先生，”那位司机笑了，“现在也不讲钞票了，现在铜钿叫‘分’，赚铜钿叫‘扒分’。”在一切向钱看的年代里，用“扒分”来形容上海人赚钱时的“吃相”，实在是太形象了。

　　随着年龄、学历和阅历的增长，自己的“档次”提高，自信心足了，原来的方言自卑自然也就逐渐消除。回国探亲时陪母亲上街，非常骄傲地与母亲说母语。店员听见我们母子二人的“江北话”，那种不屑一顾的轻蔑难免形于色。想看一样东西，店员先问“侬买勿？”“先看了才能买呀，”我用江北话答道。“格个物事贵来兮格，勿好随便看格。侬钞票先拿出来，我就把侬看。”我无奈之下只好把口袋中的人民币、外汇兑换券和美元统统放在柜台上，顺便用字正腔圆的上海话问她一句，“请问侬还有几只？”对了，顺便提一下，上海方言中的量词大多数用“只”，苹果论“只”，颜色和式样论“只” 。

　　方言歧视和自卑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家的一个亲戚是清末的举人，被一位巨贾延聘到苏州去“处馆”。因为先生是镇江人，东家特意从扬州请了一位丫头来照顾先生的饮食起居。先生在外生活枯燥无味，于是就把那位丫头收房为侍妾，即我们现代人谓之“二奶”者也，只不过当时的二奶可以公开而已。那位丫头有语言天赋，不久居然也说得一口流利的苏州腔的上海话。先生是遗老，接受新生事物殊为不易，在苏州多年，只学会了听而不会说，用广东话来形容就是“识听无识讲”。后来先生携二奶回镇江探亲，到我家作客。那位二奶与我祖父母交谈时用扬州话，而与清末举人的先生则用带苏州腔的上海话，先生只能用镇江话对答，其尴尬窘迫自不必说。究其故，二奶的社会地位本来就很低微，又是扬州人，自卑是难免的。离家后见了市面长了见识，于是说几句吴侬软语，表示自己是从大地方来的，以满足一种莫名奇妙的虚荣。

　　我大学毕业后到昆明教书，碰到一对干部子女结成的夫妻。他们虽然都是土生土长的“银（云）南”人，双方的父母也都不说普通话，却硬要互相蹩一口普通话来表示他们高人一等。偏偏那位男的语言能力特别差，说一口标准的“马普”，即昆明城里人挖苦乡下人，说是郊区马街镇的农学说普通话的官腔。我听得都累，他们居然还乐此不彼。用云南话来形容我的感觉，那“恩（硬）是三天都不想米汤喝”。

　　另有一位亲戚是南京人，三十来岁才到美国，几年之后她居然一口咬定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南京是六朝古都，有紫金山和长江，虎踞龙盘，风水极佳，颇有“金陵王气”，是南京人有什么可以自卑的呢？南京和镇江一样也在江南，可是对上海的那些以自以为是的小市民而言，南京话也是“江北话”。南京话的特点是“呢（Ｎ）”、“勒（Ｌ）”不分，甚至颠倒。我的那位既爱虚荣而又自卑的亲戚愣是说：“出乃（来）好几连（年），兰（南）京话都忘呢（了）。”她在电话留言机里的录音更是绝唱：“Ｐｎｅａｓｅ　ｎｅａｖｅ　ｙｏｕｒｌａｍｅ　ａｎｄ　ｌｕｍｂｅｒ”，请牛（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变成了“瘸子”和“木材”。一个人居然自卑到了否认抵赖自己会说母语的程度，可是连呢、勒都没搞清楚，还是“怒（露）馅”了。我想她离否认自己会说中国话只是一步之遥。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确实也碰到过不少有语言自卑的中国人，多数是第二代在美国出生的“ＡＢ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ｏ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也有个别的第一代移民。他们不吃中国饭，不讲中文，不屑与中国人为伍，是美国人所说的黄皮白心的香蕉。当然在美国的语言歧视和语言自卑涉及更多的问题，如种族、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等若干差异，其中每一个问题都都够写几本专著了，此处恕不讨论。

　　我并无方言歧视，因为我本身就是方言歧视的受害者。我也无意挖苦方言自卑者，更不会取笑人家学习推广普通话的努力。我喜欢每一种方言，一有机会就想鹦鹉学舌，因为每一种方言都有一些其它方言无法表达的意思，其中之妙，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不同方言背景的人到一起，当然应该讲普通话。如果在生我育我的故乡，或是在异地异国遇到同乡，乡音还是最亲切的，母语自更不必言。即使有人因你的方言对你歧视，也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因为只有无知的人才会以方言取人。大家抬起头，挺起胸，骄傲地说自己的方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