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母亲节---斯坦福大学校名背后的故事

bovon

初访斯坦福时，我注意到一些建筑物及印刷品上列出的学校全名是“小里蓝·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还以为是建校者本人的全名。待听说这是个小男孩的名字，这所学校是纪念一个孩子的，我才开始对隐藏在校名背后的故事感到好奇，找到有关的书籍资料来看，方才明白这所著名学府的成立竟是源起于一桩家庭悲剧。

里蓝·斯坦福于一八二四年出生在纽约州奥本尼城的一个经营小农庄和小客栈的家庭；年纪轻轻带着他的新娘远赴西部打天下，三十八岁那年便当选为加州州长，不可不说是白手起家、英年得志。然而，他更有志于开创大企业，一八六一年他成立了“加州中央太平洋铁道公司”，八年后完成连接美国东西横贯铁路的工程，也使他成为巨富。而四十四岁那年小里蓝的出世，大概是他生命中最完美的篇章了。

作为斯坦福家门所有产业、声名和财富的唯一继承人，小里蓝自小就接受了比他同年龄的孩子更完整而严格的教育，同时当然也享受到许多孩子难以想象的优裕生活：比如骑着他的小马或脚踏车奔驰在帕洛阿图数千英亩的庄园牧场里；拥有一套四百英尺长的铁道和火车模型；经常漫游欧洲名城观赏古迹、搜购艺术珍品……直到一八八四年三月，他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城一病不起。

小里蓝病了三个星期后在一个清晨离开人世。他的父亲在极度的身心交瘁中睡着了，恍惚中见到儿子出现在面前对他说了一番话。后来他只记得其中几句，大意是要父亲“不必对生命绝望，而应为人们做些事”。里蓝醒过来对他妻子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加州的孩子们将会是我俩的孩子。”这句话后来成为斯坦福建校的历史性名言。

里蓝和珍怀着巨大的悲痛从欧洲乘船返美，在东岸登陆后却并不直接回家，而是先去访问东部几所名校——康乃尔、耶鲁、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在与哈佛大学校长长谈之后，他俩心目中已有了大学的雏形。回到不再有孩子音容笑貌的帕洛阿图家中，夫妻俩便开始为这所与亡儿同名的学校付出财产、土地与心血。一年多以后，斯坦福大学基金会正式成立。

这时，里蓝迈入他政治生涯的另一高峰——当选为国会参议员。这同时也是他对世界的一个告白：证明他未被最沉重的丧子之痛击倒。参议员的职位需要里蓝长年驻留华盛顿，于是建校的大部分责任落在珍的肩上，她延聘了当时名声最卓著的建筑师、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者F.I.Olmsted来绘制学校蓝图。斯大校园中央那罗马风格的四方形红砖建筑群便是百年前这位大师的手笔，康乃尔大学校长曾赞美那是“全国最美丽的大学建筑”；这美丽的校园和谐地铺展在帕洛阿图葱翠的牧场草原和小山丘上，遥遥呼应壮丽的旧金山海湾。

珍是个性格坚毅的女子，写她传记的人称她具有“铁的意志”。从照片中看她容貌毫不出色，表情总是冷静肃穆——只有一帧例外：当六岁的儿子爱娇地斜靠她肩上时，做母亲的神色温柔愉悦；那是我见过的她唯一带有笑容的照片。受过良好教育的珍也是一位观念开明的女性（美国妇女参政权倡导者苏珊·安东尼与她是好友），把斯坦福大学建为一所兼容并蓄、不限制性别种族宗教的开放的学府，一般都认为是珍的主张；而这在一百年前的美国是非常前进的。斯大的箴言是十六世纪德国自由斗士玛赫顿的诗句：“自由之风吹拂”（DieLuft der Freiheil Weht）。

一八八七年五月十四日——小里蓝的生日，如果他还在世，正是刚满十九岁——举行奠基典礼，珍站在里蓝身边，注视校址第一块基石奠定，泪流满颊，但自始至终她把头抬得高高的。校舍建筑进度比预期的缓慢，直到一八九一年十月一日才正式开学，当时注册学生人数为四百六十五名。开学大典有两千人参加，礼台上坐着斯坦福夫妇、首任校长乔登博士和贵宾们；后上方则悬挂着小里蓝的油画像，是从他生前最后一帧照片描摹下来的。照片中以手支颐的小里蓝是个瘦高俊秀的十五岁少年，而礼台上肖像油画却把他画得略显年长成熟，像是要使他看来更接近若还在世的年龄——早该是大学毕业的年龄了。当天，珍准备了一篇演讲稿，却临时改变主意没有致词，据说是她担心自己会控制不了情绪而激动失态。

学校成立之后并非一帆风顺。当时正值全国性的不景气，没有收入的新学校（斯大在建校初期是免费的）一直承受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一八九三年六月，老里蓝在睡眠中溘然长逝，留给孤零零的珍一所脆弱飘摇的大学和一批被州政府扣留检验的资产。许多人劝珍将学校关掉变卖校产，更多的人预估她根本熬不过这个难关。然而，珍的“铁的意志”在此时显现出来：她咬牙硬撑，节缩学校的人事开支，甚至不惜动用丈夫的人寿保险金和她自己的私人积蓄悉数投入学校，才扭转了要被迫关门的命运。

正以为可以喘一口气的当儿，联邦政府忽然宣布要扣押校产，因为“中央太平洋铁道公司”与政府之间有一笔巨额贷款没有弄清楚。之后的两年间，珍为学校的命运再度焦头烂额，奔走于加州与华盛顿之间，为学校的前途向各方人士包括克利夫兰总统请命。最后总算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小里蓝忌日的前几天，最高法院判决校方胜诉、政府无权扣押校产。当晚举校狂欢庆祝。后来铁道公司的资产问题也解决了，珍便将自己名下的股份脱手所得的一千余万美元悉数投入学校基金。乔登校长在回忆这段长达六年的艰苦历程时说过：“学校当时真是命悬一线——那一线便是一位好女子的爱心。”其实也许可以说是一个母亲的爱心吧。对于珍来说，这所学校是她的儿子在这世间给人们存留的唯一记忆，也是她与亡夫共同拥有的一分最宝贵的记忆象征。

珍七十五岁那年，也是她的丈夫去世后十年，学校一切都上了轨道，蒸蒸日上；珍对学校的前途有了充分信心，便宣布放弃她作为建校者的权益，不再掌管校务而只过问学术方面的事宜。她给校董事会的赠言是：“勿泥古不化，应勇于创新。”这时她方才有了使命完成的轻松之感，大部分时光都用在游览散心休养。在世界各地她旅屐所到之处几乎都有校友热忱接待，使她十分安慰。一九○五年，珍以七十七岁高龄病逝于夏威夷旅馆。

珍的葬礼就在斯大的纪念教堂举行——那是珍为纪念她的丈夫而建的教堂，以精美镶嵌壁画闻名。她也早已在学校植物园里建好了一家人的陵墓，在儿子逝去二十一年、丈夫逝去十二年之后，这位“好女子”——一个母亲、妻子，终于与她的亲人长眠在一处了。斯家的陵墓掩映在校园一处幽静的参天浓荫中，是一间希腊式大理石建筑，前后备有两匹大理石雕的人首狮身司芬克司镇守。墓门上方只简单地刻了三个名字：里蓝·斯坦福、珍·L·斯坦福、小里蓝·斯坦福。

这一家当然没有后人，珍也始终不收养孩子，不指定继承人。他们的资产便是学校的基金，由基金会全权负责。建校之初，他俩便在校章上斩钉截铁申明：“斯坦福校址的土地永不出售。”所以一百年来在这寸土寸金的帕洛阿图地区，斯大校园的土地只有出租，始终没有缩小过。这六千多英亩的美丽绿原温柔地绵延起伏，像一个母亲的胸膛，滋养着她的“加州的孩子们”。

来到斯坦福之后，我经常在校园游逛，最爱停住的几处地方是纪念教堂前的方场、罗丹雕像花园（这是全美最大的罗丹作品收藏所），以及林木深处斯家三口的墓园。如此美好的地方，竟是因为一个生命中永不能弥补的缺憾而产生的。人世间的一切种种，往往便是如此难以逆料、无可奈何、不可捉摸——却又往往是如此感人。

[ Last edited by bovon on 2004-5-7 at 2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