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同住情谊，一生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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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
　　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之间，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有过一段美好的朋友之缘和患难之交。1931年，胡也频遇难，沈从文通过胡适参与营救未遂，随之，沈从文以丈夫的名义，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常德丁玲的家乡。在那里住三天后，他们又一同返回上海。由于帮助营救胡也频和护送丁玲回常德，沈从文失去了在武汉大学的教职。
　　1933年5月14日，与丁玲同居的冯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旋即供出了丁玲的地址。同日，丁玲在上海寓所和潘梓年一道被秘密逮捕，不久，同冯达一起被转移到南京囚禁。沈从文通过胡适营救，丁玲于1936年被释放。
　　这段历史，在1949年以后，因胡适的缘故，被回避，或歪曲。直到1979年以后，丁玲复出，因读沈从文《记丁玲》一书(沈从文写此书时，丁被国民党警方囚禁，直到1979年以后她才看到)，对沈产生强烈的不满，并说出伤害沈从文感情之言，尤其是丁玲说沈从文胆小怕事(“他向来胆小，怕受连累”)之语(指沈在胡也频被害、丁玲被捕之时)，颇伤沈、丁几十年的情谊，导致两位老友在晚年近于绝交。
　　当事人语
沈从文：
　　她廿年来受的委屈，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方明白主要罪过是我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一个人(编者注：指冯达，曾与丁玲同居，叛变革命后随国民党到台湾)的“怀疑”，对于她也“举得不够高”。(1983年给徐迟的信)
丁玲：
　　严文井回忆，1980年他看到丁玲的文章后，有一次去看丁玲，就对她说：“人家那么可怜，你何必再捎上一笔呢？”丁玲听后马上激动地说：“你可不知道，他写我们三个人睡一个被窝！”陈漱渝则根据他认真阅读丁玲在书上所作的批语，认为丁玲对《记丁玲》的不满主要有三点原因：一、书中把丁玲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出于单纯的肉欲，并用隐晦的笔触在丁玲的私生活上蒙上了一层桃色。比如说丁玲渴求的是“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受“肉体与情魔”一类影片影响，神往于英俊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然而胡也频却相貌平常，苦学生模样，“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二、书中把胡也频写成是既无文学才能又无革命理智的人，对于胡也频的转变，沈从文认为“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是受了革命宣传的欺骗与迷惑。对烈士的这种歪曲，丁玲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三、书中对左联及整个左翼文艺运动进行了否定、攻击和嘲笑。丁玲对沈从文的这种态度最为反感，觉得这些文字除了表现出沈从文“对政治的无知、懦弱，市侩心理而外，没有别的。”
　　旁观者语
凌宇：(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沈从文研究专家)
　　仔细读《记丁玲》，书中并没有写三人“同居共眠”的文字。沈从文谈到他们三个人的生活时，历来采取“同住”的说法。在写《记胡也频》时，沈从文就这样写过：“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同住在那个公寓的楼上。”
　　“同住”并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同住”二字引起的一些海内外人士的疑问，大约是受了有关传闻的影响，企图从当事人那里寻找佐证的一种联想。丁玲在“同住”二字上产生的未曾明言的惊讶，似乎同她直到80年代才读到《记丁玲》一书时的整体心境有关。其实，早在1931年，她就看过有着同样提法的《记胡也频》。由于时间过去了50年，她大约是早已忘却了。
李辉：(《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作者)
　　从丁玲对沈从文的批评来看，沈从文的问题在于以市侩目光看待她和胡也频所热爱的左翼文艺事业。这就是说，沈从文真实描写了他们的革命工作，只是所持观点她不能赞同。除此之外，沈从文并没有写能够构成她的政治“罪名”的任何事情。相反，从丁玲所需要的角度，沈从文的不解和异议，恰恰可以增添她的光辉，成为反驳他人的重要历史资料。
　　那么，丁玲从政治方面批评沈从文，只能有另外的解释：她批评沈从文对左翼文艺的政治态度，是要向世人证明她鲜明的政治立场，表明她始终站在革命事业一边。这样，那些年对她的诬陷就不攻自破。
　　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对人提到的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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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郭沫若道不同不相为谋
　　事件回放
　　1931年年轻气盛的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中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在《论中国创作小说》里，沈从文又多处重申郭不善于写小说的观点。
　　1938年12月，全民抗战的当口，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文章中说，“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此见解当即被认为是鼓吹抗战停止，等过五十年的埋头苦干以后再说，因而被斥为比梁实秋“更毒”、更阴险的“与抗战无关论”。以后到1948年郭沫若撰写《斥反动文艺》一文时，更据此批评沈“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与抗战无关’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证据”之一。
　　沈从文过去一直反对政治干预文艺，同时也反对作家参与政治。提出要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这种“反对作家从政论”接连受到郭沫若和其他左翼作家的批评。
　　沈从文与政治的距离与郭沫若对政治的热衷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两个典型。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近十年背离左翼的老账新账一起算，给沈扣上“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大帽子。郭沫若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后，沈从文也就在劫难逃了。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影响了沈从文的前程，而且也影响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北平解放前夕，北京大学贴出了抄《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并且在教学楼上挂出了“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使得沈从文竟致于一度神经错乱。从此后，沈从文退出文坛，转到文物部门工作去了。
　　旁观者语
吴宏聪：(中山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为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
　　沈从文和郭沫若解放后基本处于不相往来的状态。如果说二人也曾有过某种接触的话，那就是1981年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时，这本书里出现了一篇郭沫若在1964年就已写好的《序言》。我数了一下，全文只有不到200字，没有提到沈从文，也没有提到这本书，居然也是序言。原来这本书是周总理提出要写的，所以当1964年出版社请郭沫若写篇序言时，郭既不好拒绝，就写出了这样一篇被人称为“用心良苦”的序言。
王建喜：(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是：1、创造精神财富；2、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而且’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但愿这种说法不是仅针对郭沫若一人而言。作为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学者，郭沫若不应该不知道沈从文、朱光潜、肖乾等人的价值以及他们在学术界、文学界的影响和地位，所以他于1948年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让人费解和痛心。沈从文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郭沫若曾被人封为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他本人也极其看重这个称号，千方百计要扛稳它，所以这面旗帜以外的一切他都彻底打倒，不但精神上要彻底消灭他们，甚至恨不得将他们连肉体一并消灭。遭此贬损的作家和学者们从此开始了他们几十年悲惨、屈辱的生活。从阎王殿走回来的沈从文彻底告别了他心爱的文学事业，转入历史博物馆，为文物填写卡片，而此前他却是闻名海内外的作家、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他终止了文学创作，却在文物考古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这可能是郭沫若先生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为此庆幸！想想沈从文在死亡线上的挣扎以及之后几十年含垢忍辱的折磨，我们宁肯不要他考古学上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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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遗憾
　　马悦然(原载于台湾《联合报》副刊2000年10月13日)
　　作为瑞典学院的院士，我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50年之久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但是我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他去世几天之后，台湾一个文化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可以确证沈从文的逝世。我立即打电话向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确证此讯。然而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位于五四时代就开始写作生涯的老资格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位卓而不群的作家的写作生涯从此被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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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鲁迅英雄惜英雄
　鲁迅与沈从文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书信往来。他们曾经同时在文坛上叱咤一时，同时卷进这些那些的文人口水骂中，为某些朋友在论争中互骂过，误解过，惺惺相惜过。
　　沈从文所受的启蒙教育，有鲁迅的一份子。当年湘西土著军队的一个小军官，因为《新青年》等几种鼓吹新思想的刊物，开始睁开眼睛看外面世界。1924年沈从文在北京以“休芸芸”的笔名登上文坛，当时胡也频与丁玲正处于热恋中，三个文学青年的友谊之深，竟然连诗的形式、原稿字迹和喜好的稿纸都一模一样。三人这同一习惯，在丁玲、沈从文和鲁迅之间，惹起了一场严重的误会。1925年4月丁玲写信向鲁迅求援，孙伏园看到信后，说笔迹很像休芸芸，鲁迅信以为真，认为沈从文以女人身份和他开玩笑，并因此生了气。(《鲁迅书信集》第72页)
　　1933年沈从文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上海作家为“海派”，说“海派”是“在上海赋闲”，“赋闲则每礼拜必须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由此引起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鲁迅写了《“京派”与“海派”》一文，批驳了沈从文观点，对“京派”与“海派”都进行了批评，但是还是希望“京派”利用研究或创作上的优越环境，“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1935年沈从文以炯之的笔名，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认为文坛的论争是“私骂”性的“争斗”，把争斗的双方都看成丑角，“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鲁迅写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在举出沈从文的大段言论后对其进行严肃批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对沈从文的看法由过去的贬多于褒，转而采取比较肯定的态度。1936年鲁迅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将沈从文与茅盾和丁玲等并提，不仅肯定了沈从文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指出了他以短篇小说闻名的特点。
　　1947年，沈从文为鲁迅逝世11周年而写的《学鲁迅》，把鲁迅对文学的贡献评价为“明确而永久的”，尊鲁迅为“乡土文学”的“领路者”，而且明确表白自己从鲁迅小说中受到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