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儿走运悲王朔

作者:徐晋如

　　去年冬天王朔在《中国青年报》上开骂金庸，当时我每日埋首于电脑游戏，对外间媒体关注的事毫不知情。一位报馆供职的朋友约我写篇稿子谈谈看法，我因想，王朔小儿，谫陋无学，种种举动纵能耸一时之视听，终究蚍蜉撼树，何足道哉。但朋友所托，却之不义，只得写上一篇关于《鹿鼎记》与《红楼梦》的比较文字塞责。虽是对王朔桀犬吠尧行径的回
应，实则说的还是自己平素久想说的话。文章发表后，我抽空上网看了一下，发现国内许多知名作家都对王朔的行为有所评论。基本上，大家对于王朔的人格是肯定的，认为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事情本身没有“炒作成分”。尽管有人指责王朔言行轻率，“爱开玩笑”，但是令我惊异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王朔行为背后所隐藏的黑暗的东西。没有人意识到，王朔在那样一次行动中扮演了一个可悲的小丑的角色。时光如白驹过隙，人们还没有淡忘王朔的狂言，这个人又推出了包含自己一揽子思想的《无知者无畏》。

　　这部新书被当下许多媒体评为“最近最受争议的书”，而书名本身完全验证了我对于王朔的初始判断。值得我警觉的是，“无知者无畏”本是一个极为荒谬的命题，任何稍具常识的人都应当蔑视之、嘲笑之，而这个无知者的命题却没有受到它应受到的礼遇，不但它没有到天下共诛的景况，甚且有人在明里或暗里为之叫好：以此，《无知者无畏》的作者是否王朔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这个时代仍有无数的人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无知，这是最可怕的。王朔的赤膊上阵是我们民族病弱的国民性的一次大暴露，使得我加倍警醒，我感到生活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如履薄冰。

　　　

　　王朔是“文革”后成名的作家。他自那个时代过来，几乎是自发地表现出对于极权主义的冷嘲和道德至上观念的讽刺。这是他的小说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很多人欢迎的根本原因。但是他毕竟是来自那个时代，他的进步性在于对原有社会价值体系的颠覆，他的学养、禀赋、环境等诸多方面都决定了他不曾也不可能建构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他的作品不可能提出独具超越性的问题。王朔只是那个时代的“顽主”，对于这样一个角色，他无能超越。这种角色的意义表现在当他反抗极权主义和道德至上观念加诸人身上的束缚时，他是善良和可爱的；但是当他只会驶顶风船，像《天龙八部》里面的包不同那样，把冷嘲和抬杠当成永久的武器时，他便成为可恨复可悲的白鼻子小丑。王朔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小丑。

　　　

　　但是时代对王朔的影响远不仅此。我们知道，王朔处在的时代使得他没有好好地受到过教育，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在那个时代，读书无用成了社会风尚，反科学、反文化、反理性的思潮甚嚣尘上。

　　在那样的时代，连清华大学搞出来的教育改革纲要都宣称，他们把高等数学划分为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更遑言平头百姓的思维呢？一代人被时代所误，有志者亟思奋起，努力追寻失落的青春，而平庸者则安于现状，在认定自身阶层的纯洁性的自欺欺人中获得满足。中国民间自来即有视知识分子为异质的传统。如果说在古代民间流行的讽刺秀才相公的笑话只是对知识分子的揶揄的话，而到了“文革”中，非知识阶层对于知识分子的仇视则演变为血淋淋的暴力。“文革”后期的“尊法批儒”运动给仇视知识分子的人以新的学理上的支持，谬种流传，至今不绝。王朔是深受这种思潮影响的，他对于自身的阶层有着阿Q式的良好的自我感觉，而对于知识分子则抱有强烈的排斥感。关于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有很多处明显体现出来。而他指称金庸用“死文字”写作，最是暴露出他的狭隘、无知。金庸的文字风格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的“宗经”的风格，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只有具备深厚学养而又未曾遭受大众语言污染的人才可能写出那样的文字。王朔自己不学无术还则罢了，更无端指责别人的优点，自狂自大、盲目排外，正是他所属阶层的共同特征。

　　　

　　在王朔的心目中，他自己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方向，所写的完全是现实的生活。既然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自己的小说自然也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作品。所以他能够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王朔学养的薄弱使得他不能真正领会文学的精髓，也不能找到任何具完美体系的文学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关于何谓文学，他始终缺乏准确的把握。要不是借助道德伦理标准，他实在无话可说。他的论证思路，尽管对于知识分子已经颇为陌生，听来恍如隔世，在他的阶层却是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因为除了借助庸俗化了的阶级学说和根深蒂固的道德至上观，他们不能再找到别的安慰。正像古龙说的，丑陋的女人总觉得自己比较聪明，丑陋的男人总觉得自己比较有男人气概；没有文化的人总会觉得自己比较纯洁。

　　　

　　也就在王朔“无知者无畏”的宣言遍及京城时，全国各地的法轮功余孽纷纷赴京，聚集到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像前面，因为听说李洪志教主将在某日于其下法驾现身。他们也是无畏的。这些人实在可以说是王朔的知音。面对此种情形，我不寒而栗。尽管我是“文革”以后出生，幸而没有及上整知识分子的场面，但是有这样以无知为光荣，以无畏为伟大的作家，有这样以无知为骄傲，以无畏为准则的民众，我无法信任自己生命的权利会得到切实保障。面对这样的民众，我时时生出一种荒诞的感觉，我怀疑所谓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句口号原来应该是“低能无罪，弱智有理”，只是为了便于广大干部群众理解接受，才成了后来的样子。

　　　

　　还是在90年代初，杨宪益先生就感慨道：“痞儿走运悲王朔，浪子回头笑范曾。”我对杨先生用的这个“悲”字产生深深共鸣。杨先生悲的不是王朔，而是王朔作为“痞儿”反能“走运”，民众的愚昧才是最可悲的。即以“无知者无畏”一事言之，王朔本身羌无足道，但是他及他的阶层所表现出来的盲目排他、褊狭自任，则令人不由得要生郁达夫在海外的感慨：“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起来？！”去年冬天王朔在《中国青年报》上开骂金庸，当时我每日埋首于电脑游戏，对外间媒体关注的事毫不知情。一位报馆供职的朋友约我写篇稿子谈谈看法，我因想，王朔小儿，谫陋无学，种种举动纵能耸一时之视听，终究蚍蜉撼树，何足道哉。但朋友所托，却之不义，只得写上一篇关于《鹿鼎记》与《红楼梦》的比较文字塞责。虽是对王朔桀犬吠尧行径的回应，实则说的还是自己平素久想说的话。文章发表后，我抽空上网看了一下，发现国内许多知名作家都对王朔的行为有所评论。基本上，大家对于王朔的人格是肯定的，认为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事情本身没有“炒作成分”。尽管有人指责王朔言行轻率，“爱开玩笑”，但是令我惊异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王朔行为背后所隐藏的黑暗的东西。没有人意识到，王朔在那样一次行动中扮演了一个可悲的小丑的角色。时光如白驹过隙，人们还没有淡忘王朔的狂言，这个人又推出了包含自己一揽子思想的《无知者无畏》。这部新书被当下许多媒体评为“最近最受争议的书”，而书名本身完全验证了我对于王朔的初始判断。值得我警觉的是，“无知者无畏”本是一个极为荒谬的命题，任何稍具常识的人都应当蔑视之、嘲笑之，而这个无知者的命题却没有受到它应受到的礼遇，不但它没有到天下共诛的景况，甚且有人在明里或暗里为之叫好：以此，《无知者无畏》的作者是否王朔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这个时代仍有无数的人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无知，这是最可怕的。王朔的赤膊上阵是我们民族病弱的国民性的一次大暴露，使得我加倍警醒，我感到生活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如履薄冰。

　　　

　　王朔是“文革”后成名的作家。他自那个时代过来，几乎是自发地表现出对于极权主义的冷嘲和道德至上观念的讽刺。这是他的小说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很多人欢迎的根本原因。但是他毕竟是来自那个时代，他的进步性在于对原有社会价值体系的颠覆，他的学养、禀赋、环境等诸多方面都决定了他不曾也不可能建构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他的作品不可能提出独具超越性的问题。王朔只是那个时代的“顽主”，对于这样一个角色，他无能超越。这种角色的意义表现在当他反抗极权主义和道德至上观念加诸人身上的束缚时，他是善良和可爱的；但是当他只会驶顶风船，像《天龙八部》里面的包不同那样，把冷嘲和抬杠当成永久的武器时，他便成为可恨复可悲的白鼻子小丑。王朔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小丑。

　　　

　　但是时代对王朔的影响远不仅此。我们知道，王朔处在的时代使得他没有好好地受到过教育，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在那个时代，读书无用成了社会风尚，反科学、反文化、反理性的思潮甚嚣尘上。

　　在那样的时代，连清华大学搞出来的教育改革纲要都宣称，他们把高等数学划分为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更遑言平头百姓的思维呢？一代人被时代所误，有志者亟思奋起，努力追寻失落的青春，而平庸者则安于现状，在认定自身阶层的纯洁性的自欺欺人中获得满足。中国民间自来即有视知识分子为异质的传统。如果说在古代民间流行的讽刺秀才相公的笑话只是对知识分子的揶揄的话，而到了“文革”中，非知识阶层对于知识分子的仇视则演变为血淋淋的暴力。“文革”后期的“尊法批儒”运动给仇视知识分子的人以新的学理上的支持，谬种流传，至今不绝。王朔是深受这种思潮影响的，他对于自身的阶层有着阿Q式的良好的自我感觉，而对于知识分子则抱有强烈的排斥感。关于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有很多处明显体现出来。而他指称金庸用“死文字”写作，最是暴露出他的狭隘、无知。金庸的文字风格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的“宗经”的风格，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只有具备深厚学养而又未曾遭受大众语言污染的人才可能写出那样的文字。王朔自己不学无术还则罢了，更无端指责别人的优点，自狂自大、盲目排外，正是他所属阶层的共同特征。

　　　

　　在王朔的心目中，他自己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方向，所写的完全是现实的生活。既然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自己的小说自然也就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作品。所以他能够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王朔学养的薄弱使得他不能真正领会文学的精髓，也不能找到任何具完美体系的文学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关于何谓文学，他始终缺乏准确的把握。要不是借助道德伦理标准，他实在无话可说。他的论证思路，尽管对于知识分子已经颇为陌生，听来恍如隔世，在他的阶层却是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因为除了借助庸俗化了的阶级学说和根深蒂固的道德至上观，他们不能再找到别的安慰。正像古龙说的，丑陋的女人总觉得自己比较聪明，丑陋的男人总觉得自己比较有男人气概；没有文化的人总会觉得自己比较纯洁。

　　　

　　也就在王朔“无知者无畏”的宣言遍及京城时，全国各地的法轮功余孽纷纷赴京，聚集到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像前面，因为听说李洪志教主将在某日于其下法驾现身。他们也是无畏的。这些人实在可以说是王朔的知音。面对此种情形，我不寒而栗。尽管我是“文革”以后出生，幸而没有及上整知识分子的场面，但是有这样以无知为光荣，以无畏为伟大的作家，有这样以无知为骄傲，以无畏为准则的民众，我无法信任自己生命的权利会得到切实保障。面对这样的民众，我时时生出一种荒诞的感觉，我怀疑所谓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句口号原来应该是“低能无罪，弱智有理”，只是为了便于广大干部群众理解接受，才成了后来的样子。

　　还是在90年代初，杨宪益先生就感慨道：“痞儿走运悲王朔，浪子回头笑范曾。”我对杨先生用的这个“悲”字产生深深共鸣。杨先生悲的不是王朔，而是王朔作为“痞儿”反能“走运”，民众的愚昧才是最可悲的。即以“无知者无畏”一事言之，王朔本身羌无足道，但是他及他的阶层所表现出来的盲目排他、褊狭自任，则令人不由得要生郁达夫在海外的感慨：“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