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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要和平 便不能继续伤害台湾
(本文系龙应台应英国剑桥大学之邀,担任今年度「川流讲座」学者,於五月十七日所作公开演讲的讲稿内容摘要,今天刊于中国时报。)
我们都知道,台湾海峡是全球「危险区」之一。五六百枚飞弹布在中国海岸,对准台湾岛群。需要这麽多飞弹来对付那麽小一个岛,其实是蛮令人惊异的──中国的面积是台湾的两百五十六倍,人口是五十八倍。两岸之间有多远?从马祖的海岸,你其实看得见对面行走的乡亲。一个战斗机飞行官告诉我,从新竹机场起飞到抵达对岸,六分钟。
成长的经验塑造价值
说台湾海峡是个可能威胁世界和平的「引爆点」这个用语,对台湾人而言,一点也不夸张。「引爆」不是说着玩的。在一个不到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金门岛上,仍有一百五十万枚炸弹,每一平方公里有一万枚炸弹,而这还不包括五十万枚地雷和五十万颗子弹在库藏中。金门岛上七万居民每一个人可以「分享」到二十二个炸弹,八个地雷,四十四颗子弹。台湾岛上的军火库,也常常传出爆炸。
战争离我们的记忆不远。从一九五八之後的二十年里,大概有一百万个炸弹投进金门的土地上。我们在一种「战时」状态下成长。在我十二岁之前,我已经在学校演过很多次背着枪的小兵,用刺刀杀「敌人」,在我十八岁之前,我已经参加过无数次的「国语演讲比赛」,针对「光复大陆,拯救同胞」提出我的智慧和慷慨激昂的见解。
出海的渔民受严格管控,而且基於「安全」理由,长年不被允许备有充分的通讯器材,暴风来时,只有沈灭的命运。我们有一千五百公里的海岸,但是,海岸是军事重地,所以很多人不会游泳。对海,我们恐惧。
所谓siege mentality,「被封锁心态」,我们是很熟悉的。
我在一九七九年认识了第一个大陆的「中国人」。比较彼此的成长过程,发现我们其实很像:他也演过小兵「杀敌」,他也参加过演讲比赛,唱过无数的爱国歌曲。我们之间的差别只不过在於:他的「英雄」和「烈士」是我的「叛徒」和「罪人」,我的「伟人」和「救星」是他的「匪」和「帮」。「革命」这种词在我听来带点儿恐怖,在他却是义正辞严。他说的「左」,代表「反动」,落後,保守,刚好是我心目中的「右」。
因此,我们之间的价值观差别大吗?在深层的价值上,我们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英雄和烈士、叛徒和罪人的名字换了,但是判取忠奸的价值标准,完全是同一套。差别,是在一九八七年台湾正式地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之後才显着的。在台湾,一统的「大叙述」、大写的「真理」被无数细碎的「小叙述」所取代,大写的任何伟大理念都被小写的个人价值所凌驾於上。任何共识都不得不经过争取和格斗而後获得。民主使得台湾人的价值观有了一个深刻的改变: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两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认定,和从前,也和现在的中国,有了比较根本的不同。
中国不是铁板一块
人权,是民主体制里一个核心的价值。在这个关键的观念上,台湾和中国大陆也有严重的分歧。但是,当我把「人权」和「中国」两个词相提并论时,诸位很可能以为我要谈的是有多少作家、记者以言论获罪,被关在牢中,或者,中国每年有多少死刑犯,每年有多少农民房舍被强制拆除而流离失所。诸位是西欧人,我认为,这种谈论人权的方式,你们听得太多了,因为这是西欧的主流谈法,我反而愿意提出另一个角度供诸位思索。
没有错,言论控制是中国每天的现实,而且随着科技发展,它控制个人和媒体的技术跟着日新月异。但是在这我们目睹的集权管控的同时,我们或许也不能不同时看见正在发生的改变。在二○○五年,据统计有九万多次的大型群众示威和抗议事件在中国发生。这代表人民的权利意识在快速成长中,二○○ 三年甚至被中国媒体称呼为「维权年」:年轻的律师协助农民控告政府侵权,中产阶级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上法庭,作父母的争取教育权,爱狗的上街呼吁尊重「宠物权」等等。
我认识到的是,中国并非一块铁板,它的价值观也在分裂中,而且在我们比较看不到的内部,价值正在进行彼此的拉锯。全球社区的责任可能就在於,深刻认识这个价值观在变动中的新中国,然後清楚知道我们要做些什麽,不做些什麽,才能使中国内部理性、开放、和平的那一半力量在价值的拉锯中得到上风。
台湾有人权问题?
诸位可能觉得奇怪,台湾有人权问题吗?
这样说,假定我们有这麽一个小社区,因为什麽理由,我们不准许这个社区里的人出席任何会议,参与任何决策,我们不准许他们出现在任何全体社区的庆典、哀悼、纪念的重要场合上,而且,我们禁止这个社区的领袖离开他的社区进入我们的范围内。甚至於,如果大社区失火了,我们不通知他们。甚至於,我们不准许他们以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
请问,这叫不叫人权侵犯呢?
就经济力来说,台湾是全球第十五大经济实体。就人口来说,台湾是全球两百多个国家中第四十八大。但台湾被摒除在几乎所有国际组织之外。它必须用金钱来「买」外交。它的领袖出行时,受尽羞辱。陈水扁总统在二○○六年「迷航」国际,固然是他个人的行事方式极为可议,但是他所招来的屈辱,不是他个人的屈辱,是整体台湾人的屈辱。
国际社区对於台湾在政治上的孤立处境,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我认为,国际社区对於这种孤立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对台湾人民伤害的程度,没有丝毫认识。并非只在政治领域台湾被「隔离」,「隔离」其实渗透所有层面:艺术、学术、公共卫生、教育,所有领域。就以艺术来说,譬如在威尼斯展中,台湾无法在公共的国家馆园区中展出,必须在区外另找场馆,而已有的展馆,还要年年担忧是否保存得住。
最突出而尖锐的例子,当然是「非典」事件。疾病爆发时,台湾卫生官员紧急知会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其提供资料和协助,得到的答案是,你不是会员,请去找北京。但是在疾病爆发初期,北京官方根本还没准备好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
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先是经过三十七年之久的戒严,戒严就是一种锁国,然後在戒严的後期,又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国际封锁,一直到今天。三十七年戒严和三十五年封锁,不可能没有「症状」出现。二○○六年一份台湾杂志的调查结果是惊人的:
八十%的台湾人不知道联合国总部在哪里
八十%的人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在哪一个城市颁发
八十%的人说不出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里
六十%的人说不出德国用什麽货币
六十%的人说不出雅典在哪一个洲
你不能以为这个调查是在偏远乡村里做的,不,它的主要调查对象是在台北,而台北的人口,是华人世界里平均教育水准最高的城市。
联合国成员怎麽解释?
所谓国际,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共同的全球社区,而台湾人完全被剥夺了参与全球社区的社会权和文化权。诸位是否知道,剥夺社会权和文化权,是违反联合国的人权宪章的。请读一下联合国人权宪章第二条和第二十二条的条文:
—本章所涵盖之权利,不可因个人所属的政治、司法或国家的国际地位而有受影响,不论他所属的是独立的,托管的,不自主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主权管辖。
—透过国家的努力或者国际的合作,每一个个人都有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这些权利对於他的尊严和个人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西欧国家都是联合国的成员,请问你要怎麽对台湾的孩子们解释这两个条款的精神呢?
为了世界和平
三十七年的自动封锁,三十五年的被迫封锁,不论自动或被迫,人民何辜?今天国际对台湾的孤立和「遗弃」,使台湾人觉得,他们因为争取到了民主而反受「惩罚」。全球社区一旁冷眼观看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台湾孩子,明明在全球化的大村子里头成长,他们禀质优秀而且加倍努力,但是他们被剥夺了全球公民籍,也被剥夺公民的基本尊严。
这种剥夺的伤害後果是双重的:
一,台湾的民主无法做实质的提升。请诸位告诉我,一个完全无法参与国际事务,无法从国际事务中得到演练,更无法对国际尽责任、负义务的社会,有可能成为高品质的民主吗?
二,台湾的孤立持续,人民的挫折加深,对於孤立的「始作俑者」─中国─的敌意更强,与中国对抗或分离的意愿也就更甚,台海冲突的可能性,更高。
国际社区要关心台湾处境,不是只为了台湾人,而是为了全球村本身的安全。逻辑其实这样简单:在中国寻求现代化的路途上,台湾经验──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中国一个最重要的参考系。如果说,一个开放、理性、有公民参与的中国对於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必要的,那麽全球社区就不能不重视台湾的重要。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主愈得到全球社区的支持和呵护,台海的稳定,世界的和平,就愈得到保障。
国际对於台湾的封锁,对於台湾孩子全球公民人权的剥夺,你不能视而不见,它必须停止,不仅只为了台湾,更为了国际的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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