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真正感兴趣的中华之变化所在

XXGG

在华人典范的新加坡，还有鞭刑。没有镇痛哪来新生？
见以下报道
“中国的评判标准总是二元化，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有没有一个模糊点的？”

　　“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

　　“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

　　“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仇和说，“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宿迁市委书记 仇和　　

转自搜狐
　　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8年来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他的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本报记者为此专赴宿迁，作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采访，努力真实还原仇和“惊心动魄”的改革历程，探索其行动之后的思考和观念。

　　仇和的做法让人容易想起吕日周，想起“陈卖光”……这些都是在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走出自己独特轨迹的基层官员，但他们的身后也多少都带了些“人治”的影子。而仇和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以“人治”的方式，最早在全国完成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干部“公推竞选”等建设民主制度的实验。

　　即使跳出与之利益相关的圈子，这依然是一个在现有评价体系内让人左右矛盾的人物。我们因而努力呈现出一个信息全面的样本，我们知道，对这样一个“压缩饼干”式的激烈改革及其发动者，决不是选择一个“好”或者“坏”的标签贴上那么简单。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宿迁市是个寂寂无名的地方。这个8年前新建的地级市，历史太短，知名度太低，而且太穷，在江苏这个富裕省份，宿迁排名倒数第一。

　　但这几年，宿迁市又是一个太出名的地方。这里“盛产”新闻，尤其出产“负面新闻”，宿迁频频成为外界媒体曝光的对象，并连续出现了几起标志性事件：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本报曝光；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江苏省一位官员评价，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实属罕见，实非寻常。

　　耐人寻味的是，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8年来，他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争议伴随了他施政的全过程。但他一直隐于幕后，面对媒体的质疑，从未试图去公开解释。

　　这8年，两种极端评价共存于他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他是一个有留美经历的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他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农家孩子，他还是一个性格倔强面孔复杂的官场中人。

　　在他的下属眼里，他有时心细如发，有时一意孤行，有时温情，有时铁血。

　　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时，这个圆脸大耳、眼袋很大的市委书记，伸出双掌握住你的手，手心温暖，笑容亲切。

　　但他第二天往主席台上一坐时，面沉如铁，目光如鹰隼，台下噤若寒蝉。

　　他是仇和，46岁，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一个连名字都充满了矛盾色彩的人。

　　模糊的评价

　　在宿迁，现在还存有一个“项王故居”。“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是现宿迁市宿城区人。项羽的红颜知已虞姬，则正是现沭阳县人。

　　在记者临动身前，宿迁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受命前来报社了解采访意图，闲谈起项羽，他的一句话却又耐人寻味：“其实外界对宿迁改革，从来只见其勇，而未见其谋。”

　　宿迁地处苏北中部，1996年之前，宿迁还只是隶属淮安的一个县，其后为加快这个贫困地区的发展，并四县一区为宿迁市。

　　从徐州机场到宿迁市只有几十公里。进入宿迁境内后，高速公路旁树着一块醒目的大牌子，写着“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下面的落款是“中共江苏省委第十届五次全会决议”。

　　同样带着“尚方宝剑”味道的牌子，记者后来在宿迁采访时几次遇见。

　　宿迁市四处可见绿树，但看不到一块草坪，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告诉记者，“这是仇书记的思路，他认为草坪华而不实，绿树可以遮阴。”

　　宿迁市委市政府地处城郊，门前是一个巨大的水泥广场，但广场上又摆了数十个大木箱，里面栽着树，据说这是当时仇和在欧洲考察时，看到了，“马上就打电话回来要求办”。

　　在出租车司机王加义眼里，评价仇和的标准很简单，“治安好了，经济发展了，他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实事。”

　　类似这样的评价，让记者颇为迷惑：一些干部和被改革对象对仇和怀有怨气；但在平民中，几乎人人说他好。一任地方官的口碑，真要好到近乎众口一辞，那为何外界又对他批评不断？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

　　在20多天的采访中，记者对8年来沭阳和宿迁的改革，作了不同侧面的调查，访谈了20多个官员，随机走访了数十位市民，抽样调查了3个村的农民负担情况，并与仇和进行了3次共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深谈。

　　有些事实好像弄清楚了，有些问题反而好像更糊涂，毕竟要以20天的时间，来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富有争议的人，显得太短。

　　虽然如此，但仇和执政8年来的风雨起伏，仍然足以让人惊心动魄，他的所作所为，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记者无法尝试去下一个定论，只能作一些如实的记录。或许正如仇和自己所说：“中国的评判标准总是二元化，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有没有一个模糊点的？”

　　官场中的“恶人”

　　对于一直在农科院、科委工作的仇和来说，1996年12月8日，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之衔，兼任沭阳县委书记。

　　仇和时年39岁，这是他第一次获得了独当一面的机会。

　　“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此话后来被他常常引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当初出任县委书记一职的重视。

　　仇和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了争议。上任当晚，他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干部拉着仇和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

　　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议论随之而来，说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但是，仇和的强硬和“铁腕”的一面慢慢表现出来。他将矛头开始对准社会治安。

　　在连续几次部署严打后，仇和却发现上午开会，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仇和这句话遭到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场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

　　“当着千多人的面吵啊，”沭阳县一位干部后来告诉记者，“场面乱作一团，仇和脸色铁青，说‘那让事实来证明，我说的对不对’。”

　　1997年2月20日，姜正成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调县委政法委工作。新任局长王守明查出沭阳5年来非正常保外就医、非法取保候审人员达1884人。其后，沭阳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仅1997年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这一场交锋，以仇和的胜利作结。与此同时，沭阳人见识了更多的“仇和风格”：一位副县长开会迟到，他抬腕看表，“你迟到5分钟，站着听吧，站在门外听。”

　　发展到后来，在沭阳和宿迁开大会，每个与会的干部编号，设迟到席。每次会后，通报迟到缺席者，并勒令次日到纪委交检讨，罚款50—100元。

　　乡镇干部曾极为头痛仇和神出鬼没的巡查，一位镇长家在县城，仇和打手机查岗：“你在哪里？”镇长说，“我在办公室啊。”“那你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这位镇长一下呆了，仇和说，“我就在你办公室。”

　　这种事情多了，干部们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即使在上厕所时也如实汇报：我在撒尿。

　　县公安局一位股长的儿子，到一位外地投资者开的“健康游泳馆”游泳，之后不给钱，还将老板揍了一顿。仇和接到投诉信后，将股长撤职，在游泳馆门前设了一个治安亭，“管不好儿子，你到那里去站岗，只要再出事，都是你的责任。”这位股长半年后才官复原职。

　　事实上，仇和对官员队伍的震慑，更大的举动是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他面临的对手是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此人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开发局只有6个编制，却配了7名领导；粮食局正副局长多达16人，被讽喻为“书记处”、“干部局”。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阳扶贫一年，愤然写下《沭阳卖官鬻爵盛行》的调研报告。不过并未撼动黄登仁的地位，1996年宿迁建市，黄被调任副市长。

　　仇和从外县调入了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院长，以粮食局长叶志连案为突破口，在上任5个多月后，掌握了大量证据，随后与原宿迁市委书记联袂到省纪委汇报案情。省纪委负责人拍案而起：“马上开会，立案调查。”

　　成为经典镜头的，是此后审查黄登仁，接连供出41人买官，说一个人，纪委马上派人去“请”。当天仇和正率官员到各乡镇观摩，县纪委书记王益和拦下车队，到中巴车上一一找人。

　　这一幕震慑了所有官员，以致多年以后，沭阳官员仍在追问王益和，“当时是不是你和仇书记安排好的，演戏给我们看？”

　　那一年，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副科级以上35人，副处级以上7人。(注：县级副科一般为副局长，副处级则为县领导。)

　　沭阳县一位官员认为，这其中也隐含了官场的政治斗争，不过铁腕反腐的仇和，无疑一举赢得了沭阳民心。1997年底，沭阳的一家小裁缝店挂出了这样一副对联：“求天求地不如仇和，治脏治乱不如治安。”

　　仇和由此树立了在沭阳以及后来在宿迁的绝对权威，这也使他后来强力推行一系列“胆子颇大”的改革有了现实基础。

　　但对于官员，仇和无疑也有另一面：在反腐正烈时，不少机关干部被查处，家属们情绪低迷。仇和想出的一个办法至今让干部们佩服：每个周六在机关开舞会，所有的县委常委都领有“做思想工作”的任务。舞步笨拙的仇和，从头跳到尾，每次邀请不同的人。他说“这种形式好，在办公室谈话气氛太压抑”。

　　仇和每年春节要给老干部拜年，“沭阳一共有48个厅局级干部，大部分是南下时留下的”，仇和每家得呆上10分钟，一共得耗时2天。

　　在就任宿迁市长之后，他到所有省直机关走访，拜见所有副厅级以上干部，这一举动让一些平时门前冷落的单位感觉“很温暖”。

　　有一次下乡暗访后，仇和突然问起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你的家乡是哪个村？”然后他临时改道前往，也没下车，就绕着屋子转个圈，看了看说

AlArm

好长，真的很长。

XXGG

西方300年的历史，开玩笑，能不长吗？

shangnan

l老总说的话就是水平高,等明天大完工了回来慢慢看,现在顶一下!!!!!

天涯何处无芳草

我不赞成这样的作风，还是官本位，还是人治的！虽然他可能给老百姓带来些福利，但是没有民主！

XXGG

总票数：　45156选项 比例
·赞同  81.61%  

·反对  9.81%  

·说不清  8.58%  



调查题目：你怎样看待仇和的改革前景
总票数：　43719选项 比例
·死路一条  13.25%  

·值得推广  63.43%  

·说不清  23.32%  



调查题目：你对仇和改革的评价是
总票数：　43912选项 比例
·个人英雄主义  8.07%  

·典型的人治和专制  24.57%  

·为民办实事  67.37%  



调查题目：对中国地方官的改革措施，你认为
总票数：　43726选项 比例
·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抛弃个人专制和哗众取宠  42.52%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取非常措施，包括一定的违法行为  36.86%  

·在大环境的决定下，地方改革是蚍蜉撼大树  20.61%

pigpig

中国的情况太特殊。他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暂且不谈，至少这种一心为公，慨然前行的精神值得深深的敬佩

paradoxfishbear

仇和的例子就是为什么中国有希望在21世纪跑出的原因。

jiejiedog

好文！！！

XXGG

记者：这些年您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您认为，作为一个改革者，作为一个官员，您面对的是些什么障碍？


　　仇和：首先面对的是人的障碍。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改革者，但改革者应当是领导者。因为首先要拥有权力，才能进行改革。我体会现在改革的阻力，不是体制，也不是机制，而是来自领导者（广义的领导者）的障碍，这个障碍包括能力、思维、处事方式、方向感等各方面。

　　改革其实是革命，革既得利益的命，是利益再调整、权力再分配。而往往权力拥有者，首先就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总是会舍不得，会不自觉地去维护，就成为了阻力。所以在我国，任何层次的领导都不用怨天尤人，环境还是很好的，只要你想改能改敢改，空间很大，我觉得现在要商讨的是，稳是稳不住的，守业即败业，不要怕改革起争议，也不要怕犯错误，其实不改革才是犯罪。

　　记者：您在主政沭阳时，有不少措施都显得比较激进，但据我观察，到宿迁市后，您的施政措施明显温和了不少，当时您39岁，现在46岁，是与年龄有关，还是与这几年的风风雨雨的经历有关？

　　仇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环境不同，决定了做法不同。欠发达地区一般都有四个怪圈，即政治上越乱越穷，越穷越乱，表现为乱折腾；社会上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表现为乱生育；经济上越收越穷，越穷越收，表现为乱收费；思想上越保守越穷，越穷越保守，表现为头脑僵化。治乱世用重典，治重症下猛药，所以在沭阳时，是强力纠偏，矫枉要过正。这样做其实很累，但不这样就扭不过来，如果把我放在苏州、无锡这样的发达地区，我肯定不会这样干。

　　另外，我从县里来到市里后，工作方法肯定要发生变化，因为角色不同了。从管理上来说，1∶8的管理半径比较好，被管理者超过8，就容易向后看齐，因为在后面的人多；而小于8，就容易向前看齐。我在沭阳时，下面管辖38个乡镇，是1∶38，人口180多万人，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小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贴身紧逼的管理方式，所以我有意在各乡镇之间形成不平衡，每季度开现场会，搞评比，制造竞争局面。到了市里后，管辖的是4县1区，1∶5，这时就要以宏观管理为主了，干预过多反而会挫伤下属的积极性。

　　记者：您曾经逼1／3干部招商引资，1／3干部离岗创业，在您的推动下，培养了上千个“官商”。为什么这样做？

　　仇和：首先是官员多了，汉朝时官民比例是1∶7000，唐朝时是1∶3000：，清朝是1∶91，建国时1∶600，现在则是1∶30，所以温家宝总理说，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要大力精简。宿迁1／3干部招商引资、1／3离岗创业，留下来的官员，仍然足以维持运转。

　　另外一个方面，在落后地区，官本位思想很严重，人才也都集中在政府，怎么样把他们转移到工商领域去？这些其实都是社会精英，不能把他们推到政府的对立面去，所以用这种方式，将他们从政治岗位，转移到经济岗位，肯定会有一段时间官商一体，对市场环境造成伤害，但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记者：您当时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争议很大，是出于什么思路？

　　仇和：中国怎样解决农村问题？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缩小农村才能发展农村。欠发达地区的典型特点，就是长期以来由于工商业发展滞后，使得土地无法流转走向农业专业化生产，劳“困兽效应”。县域经济发展，县城的拉动力有限，“小马难拉大车”，所以必须改为“群马拉车”，关键就要加快城乡结构调整，抓手是加快小城镇建设，核心是农民从业性质由一产向二、三产转化以及农民收入、消费方式由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转化。房子建在城镇就是生产资料，而建在乡下，就只是生活资料，因此把交通搞好只是流通，辅以小城镇和市场，才能截下物流。

　　另外当时推行小城镇建设，也是基建成本低，这个需要抓住机会。我们国家往往是总结典型、然后推广，这种方式实际上很危险，一种经验在当地有效，是因为它结合当地的实际好，就像沭阳1997年－1999搞小城镇建设很成功，但后来全国一哄而上，却很多失败了。

　　记者：您在美国进修过，对西方的一些价值理念了解甚多，但像“沉重的忏悔”这一措施，明显又是侵犯人权，对这一点您是怎么想的？

　　仇和：西方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时，在我国这种人均GDP时，哪里有人权呢？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加快发展，用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路，政治优势是很重要的，权力相对集中，可以采取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的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