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历史的视角看台湾解严开禁

五湖散人

[陈子帛]　(2007-07-21)

　　台湾二十年前的解严开禁，影响和左右着其后剧烈而痛苦的民主化转型。无论是“宁静革命”抑或是“转型正义”，或者是“不完全民主形态”，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都是两岸四地第一次民主实践。其特殊意义和深远影响，只是单纯用台湾视角来看似乎是不足够的。

　　原因很简单。首先，由于受到各种既定意识形态的局限和约束，近期台湾朝野以及主流媒体对戒严开禁的纪念和评价，多半都有以偏概全的缺憾，难以完整、客观地展现出全貌。

　　其次，台湾终止和废除长达30年的军事戒严体制，是国共内战、两岸政治分裂的结果，同时也是两岸关系即将出现历史性突破的预热和准备。其影响其实已辐射到两岸长达20年的互动。今天台海关系的战略格局，与当年的解严开禁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再次，台湾始终是华人社会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区域，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层面的变迁，很难脱离华人社会乃至国际政治局势的时代和历史背景。因此，对于台湾解严开禁的追忆与追思，如果采用大历史视角鸟瞰和观察，也许会有更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和启示。

解严前后的大陆与台湾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似乎更强调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脉动；从中西比较中提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借助他的大历史概念，对1987年7月 15日那一个历史时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做一次纵向的回顾和前瞻。

　　1987年7月15日之前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能量，但也出现了若干瓶颈，政治上先后出现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解放思想、告别极左路线的动向。胡耀邦在元老和极左势力不正常的逼迫下，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而在此之前的1984年，中英两国经过外交上的反复较量，签署了决定香港前途命运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进入了主权回归的后过渡期。

　　而此时的台湾，党外运动方兴未艾，并通过参与地方选举和创办党外杂志等活动，成为执政者关注的对象。代表台湾本土势力的民主进步党于1986年9月28日在圆山大饭店宣布成立，震撼了台湾政界。军事戒严体制之下的台湾，首度出现了缝隙和松动。

　　再就是1988年，蒋经国先生病逝，李登辉继任，国民党陷入主流与非主流之争。这一年的香港和大陆，也各有跌宕起伏。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为重大的政治动荡，同时也直接诱发了香港百多万人的冒雨游行，港人表现出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台湾的“野百合”运动同样具有学生运动的性质，却被李登辉巧妙地借用，作为逼退“万年国代”、“终身立委”的最佳利器。经此一役，中华民国政治体制开始出现解构性的蜕变，台湾化、本土化自此势不可挡。

　　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共产阵营崩解，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局势呼应了“中国崩溃论”，作出了战略上的误判。与此同时，李登辉在两岸关系上采取了以虚对实的策略因应。国统会的设立、国统纲领的颁布以及辜汪会谈的举行，促成了90年代初期台海关系的缓和，也给李登辉的战略图谋提供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继之而来的是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爆发，再就是旋踵而至的“两国论”。2000年台湾总统选举，国民党结束了在台湾半个世纪的统治，台湾实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

新时代的两岸政治景观

　　大陆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大步跨越阶段，江泽民树立了党内核心地位。在江泽民任期内，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中共高层权力在“十六大”上实现了难得一见的和平交接，胡锦涛成为大陆党、政、军第一把手，大陆的政治社会转型呈现了诸多不稳定症候群。

　　大陆经济的高速成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诸多不适应症，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发出了更多的呼声和诉求，执政党遇到的挑战与机遇远比改革开放初期要多得多，政权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表明了权力合法性的必须与重要，执政党的革命性同样遇到了建政初期所曾有过的强力挑战。

　　与此同时，香港作为另一个特殊区域，在过去十年间经历了诸多考验，“一国两制”的实践走过了不平凡的十年历程。它以事实否定了“香港已死”的悲观预测之后，仍然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没有完成、政治参与缺乏活力和空间的困顿。

　　人们也注意到，香港的政治和社会转型进入了与大陆和台湾迥然不一的境地，但却不由自主地模仿和参照了台湾的选举文化和表现形式。而“一国两制”条件下的香港，继续维持着法治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廉政制度的一如既往以及公民社会相对成熟的表现，也成为大陆社会转型过程中另一个比较直接的参照。

　　至于台湾在过去20年来的民主化转型过程，某些表面的乱象尽管被赋予民粹政治、“文革”翻版的负面解读，但迄今为止，民间社会的自救能力并没有减弱。政治互动和博弈虽然缺乏成熟的机制和游戏规则，却未曾偏离乱中有序的轨道。

无法避免的相互影响

　　在海外的政治观察家们，没有台湾民众在军事戒严体制下长期生活的切身经历和感受，很难了解挣脱军事戒严体制后的释放感，也很难想象作为独裁政治最后一位领导人在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威权统治那一刻的内心挣扎，更无法想象台湾人回顾和解读那段历史的光怪陆离。

　　笔者不久前和台湾一位友人探讨解严开禁的意义，他竟然用“解放”二字予以诠释。如果我们经历过1949年、1976年，甚至1989年和1997年的历史的话，那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台湾知识分子、台湾民众那种获得解放的感觉。

　　纵向回顾台湾“解放”时刻的前前后后，横向比较大陆及香港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诸多种种，我们也许能超越具体历史时空，去理解和解读1987年7月15日。

　　台湾已经进行的、香港准备进行的以及中国大陆有可能进行的，相互之间未必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却有无法切割的彼此影响和参照。

　　请记住2007年这一时刻。因为再过10年、20年，当我们对再次回顾台湾解禁时，一定会有比今天更加深刻的感悟。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