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人治的矛盾

五湖散人

韩咏红 (2007-08-03)

　　留意中国政治和政策的发展，乐观的观察者会注意到近期有不少促进政务公开，往现代法治制度的新政策法规，正在相继地被修订、被审议，或作为定案对社会发布。

　　今年6月底，曾在2006年引起国内外一片哗然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进入全国人大二审审议，法案中最具争议性的“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报突发事件”规定被取消。该法案去年一审时，因其明文限制新闻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自由，限制舆论监督而广遭抨击，并被诟病为中国政治倒退的记号。

　　再早些，中国国务院4月底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条定于2008年5月实施的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今后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外，其他所有政府信息都要公布。

　　人大近期修订的《律师法》，也有望将对律师权利的保护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据北京《新京报》报道，律师法修订草案首次将律师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执业人员”。

　　上述定位，突出了律师作为合法维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色。

　　而在现行律师法中，对律师的表述统称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而修订草案则首次明确律师的职业定位。

　　此外，新法草案也提出：“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虽然有上述“但是”这一尾巴，但新法显然已比过去更尊重律师的职业权利。

　　上述草案如果审议通过，意味着中国13万执业律师，将开始享有某种程度的职业豁免权。

　　上述点点滴滴，都是中国试图往现代政治迈进的步子。关于推行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说法，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时已明白提出。从近半年制定的新法和政治动向看来，民主的目标或许还遥远，但法治或许能小步迈进。

　　与此同时，中国高层也着手修订和出台了一系列有关食品安全、环保、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将公关政策细致化、优化，让整个国家往良政发展。

　　当然，法，还要被全社会和整个官僚体制遵守才算数。

　　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法不够，而是法往往沦为一纸空文，这是观察人士重复又重复的老调。中央或人大产生的法规，没有各级政府机关和部门的落实，迈不出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

　　如何让各党政机关部门切切实实按照中央的条例行事？中央于是需要加强对地方的监督，由是产生了对地方的巡视制度，在涉及土地和党员纪律的部门，中央还开始“垂直领导”——由中央在地方派驻土地督察局，以及直接任命直辖市的纪委书记。

　　“巡视制度”、“垂直领导”，在本质上都是人治色彩较浓的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有源可循，古代的钦差甚至锦衣卫，都带有“垂直领导”的性质。其特点包括：调查者只对最高领导负责；并且查到的任何线索并不对外公布，仅由最高领导层亲阅。

　　在建设法治的过程中，人治的影子又无可奈何地显现出来。而这两种制度根本上是矛盾的，如果是法治社会，何须以来垂直领导来规范地方官员？但如不加强中央监督，又如何推进新的国家制度的建设？

　　自由派人士认为，破解当前中国政治困境的方法是大刀阔斧推行西方式民主；中国领导人的选择却是渐进式的政治改革，后者似乎更能保障大船不至突然倾覆，但渐进式改革的核心考题，仍应该是如何去改变对人治制度的本能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