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区] “拉美现象”为中国敲响警钟

丢手绢

“拉美现象”为中国敲响警钟  


  《环球》杂志  
  
    历史如同人的命运，环环相扣，今天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可能在未来引发一连串的后果，所以一个对自己、对人民负责的人和政府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总是予以周全的考虑。从这一点来说，1973年，当多数拉美右翼政府在试图通过大规模举债延续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他们是不负责任的，而此后的债务危机和被迫接受国际债权集团强加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都是对这种不负责任行为的惩罚。

■《环球》杂志驻波哥大分社记者/叶书宏

    拉美历史的钟摆经历30年，从右滑向左。到2005年3月，南美洲大陆13个国家中已有8个国家的元首是左翼代表。在社会矛盾突出的墨西哥，尽管距离2006年还有很长一段事件，但各政党间的选战已经拉开，其中左翼革命制度党候选人奥弗拉多尔民调支持率高达80%，如果不出意外当选总统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导致拉美各国右翼政治失败的根源是什么？究竟在这30年间发生了什么？右翼政治淡出历史舞台又能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呢？

启示一：牺牲农业成就工业，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历史是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割裂来看。把拉美社会危机的根源全部归咎于近30年右翼政党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有失公允。回溯到二战后初期，我们会发现，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进口替代模式所造成的工农发展失调实际上是日后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原罪。

    二战结束后，国际市场对于原材料和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农业出口为拉美国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外汇，然而这些钱并没有用于农业的再投资，而是被投向当时处于优先地位的工业领域。

    这种牺牲农业成就工业化的做法在70年代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由于长期缺乏投资和技术革新，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产量不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是通过无限制地开荒来维持的。

    工农业发展失调造成的一个困境是大量中小农业生产者破产，并涌入城市，对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造成沉重负担。在拉美农村，殖民历史上已经形成了大地产和小地产并存的土地占有结构，大地主拥有充足的土地和雄厚的资本，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演变为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并主要从事出口农产品的生产；普通农民拥有土地面积小，通常还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而使土地进一步分割，甚至不足以容纳增加的劳动力，因此，他们通常只能从事一些普通的粮食生产。

    这样一来，拉美国家的农业部门就逐渐形成了现代农业和小农业并存的局面，前者从事出口生产，后者从事以粮食为主的内需生产，长期以来，由于拉美工业化急需农业出口创汇，因此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信贷和技术改造上向大型出口农业倾斜，从而导致了重出口、轻内需的局面，这使得从事内需生产的小农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广大小农和无地农民处境日益艰难，城乡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大量流民涌入更容易生存的城市，导致城市人口激增，失业率持续攀升，从而为后来社会矛盾的激化埋下了隐患。

启示二：举债风潮损害公民福利

    历史如同人的命运，环环相扣，今天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可能在未来引发一连串的后果，所以一个对自己、对人民负责的人和政府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总是予以周全的考虑。从这一点来说，1973年，当多数拉美右翼政府在试图通过大规模举债延续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他们是不负责任的，而此后的债务危机和被迫接受国际债权集团强加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都是对这种不负责任行为的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权力腐败在这一席卷全大洲的举债风潮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由于政府对信贷规模缺乏监督，一些官员利用职权取得政府担保，从金融机构获得巨额贷款，然后再以高利率贷给第三方，或者干脆直接把资产转移至国外；一些官员甚至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直接从私人银行贷款，然后转移至国外。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债权集团逼迫拉美各国政府按期偿贷，众多私人银行濒临破产。

    为维护社会稳定，拉美各国政府对这些银行实行国有，私人债务转由国家承担，后来这些债务通过削减社会开支的方式转嫁到公民头上，真正从中受益的是那些发国难财的投资商和腐败官员。

    债务危机使拉美国家面临巨大的还贷压力，由此还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而首先受到波及的则是社会开支。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80年代拉美国家用于公共卫生、教育、基本食品补贴等方面的开支人均减少30%，人均教育经费由1980年的91美元减至1985年的66美元。各国还普遍减少了许多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如墨西哥政府放弃了改建首都自来水供水系统计划，民众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社会动荡加剧，罢工、街头抗议、甚至哄抢超市的活动时有发生。

    此外，为偿还外债，拉美各国政府大幅削减进口，导致内部供给紧缺，物价飞速上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中下层居民生活日益艰难，社会贫富分化加重，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

启示三：经济改革不能以牺牲公正和加剧贫富分化为代价

    财政危机使拉美社会陷入社会动荡的边缘，国际金融集团渐渐发现这种涸泽而渔的方式有可能使拉美经济陷入永久的衰退，于是用“债权”换“经济主权”的方式迫使拉美国家接受以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消除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调整。多数右翼政府对此也欣然领受。

   然而，这种不计社会成本、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使得拉美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广大中下层民众利益受损，社会敌视情绪增加，最终导致右翼政治生命的完结。

    实施“结构调整方案”后，拉美右翼政府疾风骤雨般推动私有化，把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全部拍卖，由此在社会上造成大量失业，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此外，某些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企业卖给外国公司后，相关价格或费用大幅上涨，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特别是中下层消费者的利益。有些国家的电讯企业和国有自来水厂被拍卖后，电话费和水费成倍增加，引起民众的抗议。

    在贸易自由化改革方面，一些拉美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后，关税大幅下降，致使国内一批竞争力差的企业因为过急的开放陷入困境，失业大幅增加。

    此外，“结构调整方案”还包括降低政府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像是食品、公共交通和水电的补贴、公共保健、公立学校和养老金开支；降低工人工资，紧缩银根，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开放外国投资并取消一切对外资的限制；取消外汇管制和进口限制，使商品和资本可以自由进出等。

    如果对比进口替代模式和新自由主义模式，我们不难发现，后者所采取的措施无不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扩张。从整个拉美地区来看，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贫困和贫富分化正在不断加剧。

    拉美经济体系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拉美贫困人口已达2.27亿，占地区总人口的44%，极端贫困人口占20%，失业率高达11%。报告认为，除经济增长缓慢外，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也是造成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增多的重要原因。
    目前，拉美地区的平均失业率从1990年的6.9%上升到2003年的10.6%，贫困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40%增加到目前的44.4%，整个地区2.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拉美地区人口1%的富人控制着地区财富的42.3%。据世界银行今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拉美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目前拉美平均基尼系数已达0.522，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社会将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2002年至今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和海地相继发生的社会动荡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启示四：腐败是社会危机的催化剂

    腐败现象在拉美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殖民时代已有之，到了最近30年，随着市场开放和私有化进程的加快，权力寻租现象尤为猖獗。官僚、商人和国际资本组成一个个带有垄断性质的分利集团，他们垄断经济资源，操控舆论，影响政策制定，并从中牟取暴利。

    在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背后就隐藏着惊人的腐败；此外，在部分国家，腐败官员为了能够从公共项目中收取高额佣金，或者让自己的亲属承揽这些项目，暗中推动耗资巨大的政府工程，这也是为什么部分国家在面临外债偿还压力时仍然有大批巨资项目上马的原因所在。例如在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尽管水利部门设备严重过剩，但政府仍然启动了一批耗资巨大的水利项目，等等。

    在国有资产私有化期间，腐败官员与国际资本勾结，通过暗箱操作以低于实际价值几十倍的价格出售国有资产，并从中收取高额佣金，一些官员甚至自己成立“皮包”投资公司，几乎以资产价值零头的价钱购买国有资产，然后出售给投资者，从中牟取高额差价，此类现象不一而足。

    在一些拉美国家，政治成为腐败官员短期内敛取巨额财富的捷径，政党对于国家的责任逐步消失，政府的公信力随之下降，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遭受广大民众的质疑，最终导致腐败之政党下台。

    如果说80年代债务危机使拉美滑向社会崩溃的边缘，那么腐败就是涂抹在这段下坡路上的润滑油，加速了这一结局的到来。拉美著名作家VARGAS LLOSA曾经这样形容拉美的腐败：“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整个拉美，那个词不是自由，而是腐败，腐败已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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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努力，巴西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就，已由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2000年人均GDP为3587美元。战后巴西经历了空前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成为目前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2000年，巴西城市化率已达81.2％。 　　巴西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贫富差别过大，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而城市贫民又大部分住在贫民窟。贫民窟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一方面，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享受不到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民感情隔阂，加之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 凶杀暴力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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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是个有着众多自然和社会优势的地方，正因为此，它缺少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便显得令人费解。这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有着广袤而肥沃的土地；健康状况也相对良好，而且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在解决文盲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大多数国家的扫盲率已经达到90%甚至更高。
而且，人口富裕率已经迅速下降，已经达到其他许多国家要今后几十年才能达到的人口比例。妇女的地位得到提高，女孩享有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女生的入学率甚至比很多国家的男孩入学率还高。拉丁美洲也许闻名于它的"大男子主义"文化，但现在，妇女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工作中去，取得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拉丁美洲引以为荣的还有另外一个长期优势。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海岸附近，这有利于进行国际贸易；而且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城市，这又是另一个经济发展的优势。事实上，用国际标准来衡量，拉丁美洲并不贫穷，而是陷于中等收入范围， 介于世界最贫穷地方和北美、欧洲、东亚的高收入国家之间。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拉丁美洲在过去25年间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呢？我认为是两个没有解决，但可以解决的问题所导致。第一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那就是社会分割问题。这可以追溯到16世纪欧洲征服土生土长的美洲人时。与其他地方相比，拉丁美洲更是诞生于血腥的征服战中。欧洲人击败了美印地安人，还把大量的奴隶从非洲带到这片土地，特别集中在加勒比海流域和巴西。
拉丁美洲开始变得种族繁杂，因为欧洲人、美印地安人和非洲人开始通婚。但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欧洲人占主导地位，土生人和美国黑人成为附庸。根深蒂固的贫困开始成为拉丁美洲社会的一道明显伤疤。即使是今天，拉丁美洲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仍然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它是历史上种族分割的直接反映。
收入不平等投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富人们长期抗征用于提高穷人教育和健康投资的税金，导致深刻的社会分割，并使很多人得不到健康，以及全球竞争所需要的技能训练。社会分割仍然保持着血腥和暴力。


拉丁美洲（简称拉美；英语：Latin America；西班牙语：América Latina 或 Latinoamérica）通常用来指称美洲大片以罗曼语族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或者主要语言的地区。因为罗曼语族衍生于拉丁语，拉丁美洲由而得名。
关于拉丁美洲究竟由哪些国家组成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从社会政治角度说，拉丁美洲主要包括美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盛行的地区：墨西哥、大部分的中美洲、南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这时它是伊比利亚美洲的同义词。尽管拉丁美洲的概念是由法国人拿破仑三世提出的，其它罗曼语族的语言占主导的地区，例如较多说法语的加拿大魁北克通常不被包括在拉丁美洲范畴内。现在有的时候，特别是在美国，拉丁美洲的这个词被用来指所有美国以南的美洲，包括像伯利兹、圭亚那、牙买加、巴巴多斯和苏里南这样的并不盛行罗曼语族语言的国家。相反的，在巴西，人们常常将附近的西班牙语国家称作拉丁美洲。
从地缘政治角度，拉丁美洲被分成了20个独立的国家和一些附属领地。
无论是从面积还是从人口看，巴西都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它的官方语言，葡萄牙语，将它与其他以西班牙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拉丁美洲国家区分开来。拉美长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和西班牙封建主义的统治，经济落后，社会矛盾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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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葡萄牙语：São Paulo）是巴西圣保罗州的首府，巴西第一大城市及最大港口。2004年IBGE统计共合12,677,019人，城市位于海拔760米，面积有1,523平方千米。圣保罗市为全世界人口第三多的城市，仅次于墨西哥城及东京。平常都市约聚集约2千万人，超过百分之八十之居民居住在内地城市。
圣保罗为南美洲最富裕的城市，如同巴黎、纽约等世界各大城一样，各式商品应有尽有，但相对的贫富及治安等城市问题在此也很严重。
圣保罗除为巴西最大的经济城市，亦为南北交通重镇，道路四通八达。然而交通问题，如车辆数量太多等，也是一大困扰。圣保罗同时为仅次于纽约及东京直升机运输量第三大的城市。

   
印象圣保罗


——巴西纪行之三


　  在我足迹所及的巴西几个城市中，圣保罗给我们的印象是最糟糕的。


圣保罗是巴西乃至南美洲最大的城市、最大的工业中心和商贸中心，也是世界四大城市之一。


圣保罗最早是印第安人的村落。1554年1月25日，葡萄牙殖民者来到这里，发现其地理位置理想，便大兴土木兴建城镇，因这一天恰好是天主教纪念圣徒圣保罗的日子，他们便将这座城镇命名为圣保罗。圣保罗1711年设立市。1822年，巴西在这里宣布独立。到1880年，圣保罗仍只是一座面积2平方公里、人口4万的小镇，但到19世纪末期，因附近地区面积种植咖啡和外国移民大量涌来，城镇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到目前，圣保罗的城市人口已超过1300万，城区面积已达2300平方公里。据报道，圣保罗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



有一组数据，本来应让人对圣保罗充满敬意、刮目相看——


圣保罗一个市每年创造的财富（国民生产总值）是巴西其它所有省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在拉美的33个独立国家中，全国人口少于圣保罗的就有27个国家；全世界有四分之一国家的年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圣保罗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圣保罗每年创造的财富比哥伦比亚、智利、埃及、约旦、葡萄牙、新西兰、希腊等七个国家的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


即便圣保罗头上的光环是如此眩目，但它的脏、它的乱、它的拥挤与丑陋，还有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却让我们感到意外。
　   
       记得那天从圣保罗国际机场出来，一辆中巴车把我们载上了一条8车道的高速公路。这是机场连接市区的一条环城快速通道。车子没行多久，一股臭味就隐隐扑面而来，随着车子的前进，臭味越来越浓，简直刺得鼻子连空气都不敢呼吸。开始我们以为是化工厂排出的有毒气体，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正欲询问，陪同的华人导游指了指高速公路旁边的一条河说，臭味就是从那水里发出的。循着她的手势望去，果然，一条污黑的河泛着墨汁一样的微波缓缓流着，而且沿岸不时有一股股的污水流入河里。这情形有点像改革开放前上海的苏州河和南宁的朝阳沟。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圣保罗是巴西最发达最富裕的地方，国民收入在全国乃到整个南美洲最高，怎么连一条河的污染都治理不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条河是圣保罗的母亲河，过去它就像一条碧绿的玉带环绕着圣保罗而流。只是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巴西的经济进入起飞时期。圣保罗的工业、商业、服务业也随之得到了迅速发展，城市人口也急剧膨胀。由于大量的污水被排入河内，昔日滋养圣保罗市的母亲河被严重污染，以致成了圣保罗市的最大污点，广大市民苦不堪言，强烈要求治理。每当到了市长竞选时，竞选者为了争取民意捞取选票，都把治理这条河的污染作为竞选的首要内容广为宣传。然而一旦当选后又都把它置之脑后，不闻不问，不履行自己的承诺。时至今日，市长换了一任又一任，但是这条河的污黑发臭却依然如故，并且有不断加剧之势。我们由此发出感叹：不是老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好么？圣保罗这条河长期得不到治理的污浊水面，不就像一面不光彩的镜子，能够折射出西方民主政治的虚伪性吗？
   
        正当我们一边捂着鼻子，一边远望窗前那一个个杂乱无章的村庄时，导游告诉我们，那些是圣保罗的贫民窟。有资料显示，巴西全国约有4700万温饱不保的穷人，而圣保罗地区又是穷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贫民窟多、街上的乞丐多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真是圣保罗一大令人心酸的特殊景象。


进入市区后，我发现有一条破破烂烂的公路和一座陈旧的高架桥建到一半就悬在空中，很煞风景，一问，才知道那是前几任的一个黑人市长的腐败工程——那市长因贪污挪用工程公款而被判刑入狱，后任市长谁也不想接手这烫手山芋。这桥便成了巴西官员贪污腐化、互相推诿的见证与耻辱。


经过近一个钟头的行程，我们终于在东拐西弯中摆脱了那讨厌的臭味，来到了圣保罗市内。出乎意料的是，圣保罗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繁华，那样美丽。除了几条主要街道稍好外，大部分街道都凌乱不堪，既拥挤，又脏乱。堵车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有些街道弯弯曲曲，看上去很不顺眼。据说之所以会成为这个样子，是因为在巴西私人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的房子是不能随便乱拆的。不像我们修路时要拆谁的房就拆谁的房。保护私人的房屋当然是对的，但总不能因此而把街道建得如此乱七八糟吧。何况圣保罗还是个有着1300万人口的世界大都市呢。


令我们失望的还不仅仅这些。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是，圣保罗的社会治安很不好。我们在那里两天，报纸上、电视里每天都刊发有抢劫、杀人、爆炸等新闻。圣保罗的黑社会世界有名。他们什么事都敢做，什么人都敢杀，就连市警察局、市法院和市税务局大楼都曾被他们的炸弹炸个满目疮痍。据说前不久我们国内有家电视台到圣保罗拍电视专题片，不仅电视片没有拍成，而且连摄像机也被人抢掉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每次外出，导游都提醒我们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使得我们每次上街都不由自主地把手中的提包和相机攥得紧紧的，生怕什么时候冷不丁跑出几个蒙面大盗来抢走我们的钱财，心中一点安全感也没有。（果然我们回国后不久，就有报道说圣保罗一个名叫“首都第一司令部”的黑帮，一天内就在全市各地发起了55起袭警事件，十几个警察局被炸，有33名警察在袭警事件中身亡，想想真是后怕。）


一边是经济的高度繁荣，一边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治安日益恶化，安全系数日益降低，这独特的“圣保罗现象”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考察中，我们不得不对其中的症结作了一些探寻。后据了解，巴西有一段时期经济发展很快，各项经济指标就像一支射出去的箭一年一个高度，但由于忽视了社会和收入分配方面等问题，使得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加上大量人口涌进城市，这不仅使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而且贫困人口也大量增加，最终导致了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管理无力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