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8日——总理辞世三十年祭

图片为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图片来源：周恩来纪念馆）　

　　美国学者唐德刚教授认为，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就是其中的“一个”。

　　关于1976年1月，联合国总部“破例”给已故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降半旗的故事，虽然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实的版本，然而围绕周恩来总理去世所发生的一切却成就了他另一个不朽的传奇——

　　1976年初的时候，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03个，但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第一时间播报了这一消息；更值得世人瞩目的是，联合国《旗典》中规定的哀悼领导人的降半旗仪式，第一次应用于一位现职去世的国家领导人，甚至突破了《旗典》中关于降半旗最多两天的规定，一个星期时间联合国总部上空没有升起任何一个会员国的国旗……

　　显然，对周恩来的认可超越了政见、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早已不仅仅是“外交家”三个字所能够承载的。

　　今天的人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总理去世后的传奇是如何成就的；围绕这位中国总理的去世，联合国究竟讨论了什么；瓦尔德海姆那段动情讲话究竟是怎样的……但联合国大会至少在两点上达成共识：一是这个领导人为本国人民和全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二是他身后没有留下遗产。这两点，周恩来当之无愧。

　　我们无法一一细数周恩来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好总理，从他的身上，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官员才是“人民公仆”。

　　对于这个世界，周恩来留下的典故也非常多，关于杜勒斯的拒绝握手的故事，在万隆会议的睿智，至今在非洲偏远的部落依然有人能发出“周恩来”三字的汉语发音……至少，他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被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可能选择之一，也成为中国对于国际关系最大的贡献。

　　至于他的遗产，今天这也已经不是秘密。

　　据1976年总理去世后，负责整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的人回忆，周恩来的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结余存款所得的利息，别无进账。而支出项目也主要集中在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日用开支以及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等。

　　据统计，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347.50元。从1958年到 1976年，一共是161442.00 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 。其中的主导思想，自己拿工资来补助，就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至于总理的积蓄，总理也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 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 元。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去世时所留给这个世界的。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的日子。带着对他的深切怀念，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老外交官，他们都曾给周总理做过翻译。就让我们跟随着他们的动情叙述，去感动、去怀念……

　我见总理最后一面

　　《世界新闻报》记者殷立青吴倩

　　●“伊朗的阿什拉公主对周总理非常敬仰，所以她提出一定要去看周总理。那次是最后一次见总理，当时他脚肿，穿了一双很大很大的特制布鞋……”——华黎明

　　●“过去，周总理签字是很快的，但是这一次签字，他费了很大劲，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他的手一直抖，‘周恩来’三个字花了很大劲和毅力才写出来。”——程瑞声

　　最后一次签约

　　总理的手一直在抖

　　施燕华(前驻卢森堡大使)：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他去世以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中。1975年7月1日，中国同泰国建交，同泰国的建交公报是由周总理和泰国总理两个人亲自签的。那时候总理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双方就在北海对面的305医院里会见的。

　　我们进去后看到，总理因为脚肿，已经不能穿皮鞋了，他穿的是布鞋。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总觉得总理好象身体平常挺好，没想到总理病成了这样。但是，在接见外宾的时候，他还是打起精神来，就像健康人一样，讲话的思路非常清楚。谈完之后，他就跟泰国的总理一起签了建交公报，然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拍完照之后，他们又握手告别，泰国的外宾以及我们中方的几个领导都一一跟他握手。

　　当时，我们翻译站在后面，我觉得自己是小同志，不敢上去跟他握手。而且我觉得总理很累了，想让他能快点休息，所以我就往外走。这时候，总理突然把我叫住了，他可能记不得我的名字了，他就说：“哎，你怎么走了？”我就转身回来，走到总理身边，总理握着我的手说：“你回来了。”我非常吃惊！因为1971年的时候我作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被派到联合国。没想到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居然还记得我被派出去这件事。

　　程瑞声(前驻印度、缅甸大使)：

　　在文革期间，我曾负责中国和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泰国的外交事务。1975年7月1 日中国和泰国建交，当时泰国总理是克立·巴莫。而周总理这时已经病得很重了，根本没法出院。本来当时的代总理邓小平是可以签约的，但是克立·巴莫提出来要和周总理签约，那就只能到医院去。后来是到305医院签的字。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周总理。过去，周总理签字是很快的，但是这一次签字，他费了很大劲，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他的手一直抖，“周恩来”三个字花了很大劲和毅力才写出来。这也是他签的最后一份公报。

　　最后一次演讲

　　总理的脸庞异常削瘦

　　江康(外交部前礼宾司司长)：

　　最不平常、最使我激动的是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出席这种大型招待会，当时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招待会的礼宾工作。之前，我们知道总理已经生病了，都盼望着总理能够康复，来主持这个招待会。

　　当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同志们克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当时总理的脸庞已异常削瘦了。如果按一般的惯例，周总理要发表一个国庆致辞，由于总理的身体比较虚弱，大家就请求他不要讲了，但是周总理还是坚持要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总理的讲话多次被听众的掌声打断，他讲完后，大厅里又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时大家都期盼着他能早日康复，但是很遗憾，这次讲话成了他最后一次讲话了。

　　还有一个最令人悲伤的场面，就是1976年1月9日，向总理的遗体告别。那是个星期天，我正在家里的时候，突然礼宾司的一个同事通知我，马上到北京医院去，向总理的遗体告别。当时正式的遗体告别仪式还没开始，就是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医护人员、警卫人员等向总理遗体告别。我看到总理的遗体仰卧在鲜花丛中，脑子里想起总理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和过去跟随总理工作的一些情景，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眼泪不禁流了出来。

　　蔡方柏(前驻法国大使)：

　　总理忍着病痛冒雨陪同蓬皮杜

　　1973年，周总理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接待了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这是中法关系史上法国总统第一次访华，也是当时西方国家大国元首第一次访华。在这种情况下，总理尽管身患癌症，还是坚持亲自主持接待工作，以非常顽强的毅力支撑病体去机场接，接回来之后是宴会和会谈，之后又全程陪同蓬皮杜到大同、杭州和上海参观。

　　当时，总理病得很厉害，碰巧蓬皮杜也患了癌症。那天宴会结束后，晚上坐火车到大同去参观云冈石窟。总理说：“我还是第一次来参观云冈石窟，平常我都没有时间来，这还得感谢蓬皮杜总统选了这个地方参观，所以我才有机会来。”随后，周总理和蓬皮杜又从大同乘飞机到杭州，去看西湖。参观过程中，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是总理关心群众，非常愿意接触群众。当时蓬皮杜在看风景，而总理被好多群众围住了。大家围着他提了好多问题，总理都一一回答，总理还问大家“生活情况怎么样”、“你们单位的生产怎么样”等，感到很亲切。

　　最后是到上海参观。当蓬皮杜要离开上海、乘专机回国的时候，到机场的路上就下起大雨来。在机场告别时，蓬皮杜西装革履，冒着大雨不打伞。警卫想给周总理打伞，总理不让。后面不少领导因此也纷纷把伞收起来了，当时是9月份，已经是秋天了。总理在病痛中依然非常注意外交礼节。这一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会谈和宴会过程中，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个有病的人，但他实际上是忍受很大痛苦来做这些事情的。

　　华黎明(前驻伊朗大使)：

　　总理说：“我去不了伊朗了……”

　　印象最深的、也可以说是令我终生难忘的，就是1975年那次，当时我们知道总理生病住院了，但具体什么病不知道。

　　当时伊朗巴列维国王孪生妹妹阿什拉公主到中国来访问，提出要见周总理。这个要求通过外交部报上去了，但给她的答复是，总理病重住院，不能见，很抱歉。但她强烈要求，说非见不可。她说：“恰恰是因为周总理住院，我一定要去看他，我跟总理是老朋友了。”原来，总理和伊朗的阿什拉公主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就认识了，阿什拉公主对周总理非常敬仰，所以她提出一定要去看周总理。最后外交部同意了。

　　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总理，当时因为脚肿，他穿了一双很大很大的特制布鞋，脸色很黄，非常消瘦，跟我们过去见到的总理已经大不一样。尽管如此，总理在医院里还是穿得非常端庄，保持了一个外交家的风度。

　　当时阿什拉公主最大的愿望就是周总理能到伊朗去访问。因为中伊建交前，总理有几次坐专机路过德黑兰，但是因为没有外交关系，没有去访问。当时总理说：“我是不行了，我是去不了了，将来要去的话，只能是我们在座的这些年轻人，要去就是他们去。”我们在座的人听了也很辛酸。我翻译给阿什拉公主听之后，她也非常辛酸，也非常感动。这时我们才知道，周总理的病原来已那么重了。在此之前，总理已经做过好几次手术了。

　　张庭延(前驻韩国大使)：

　　总理在医院里会见朝鲜客人

　　我最后一次见周总理是1974年7月11号，这一天周总理在医院接见了当时朝鲜驻华大使，我去做的翻译。他求见周总理，是为了转达金日成主席的口信，实际上就是看望和慰问周总理。当时周总理已经住院好几个月了，在医院见的客人不多，他的请求周总理同意了。于是我就陪着大使到医院去看望了总理，总理消瘦了许多，人显得很虚弱，但是精神还好。他穿的是灰色的中山装，脚上穿的是布鞋。大使转达了金日成主席对周总理的问候，祝他早日康复；周总理介绍了自己的病情，他虽然虚弱，但是言谈举止还是非常有风度。

[ Last edited by 老猫 on 2006-1-6 at 0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