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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来龙才论去脉

张五常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中国的经济改革起自何时很难说。七九年我到广州一行，亲朋戚友天天在搞关系，走后门，言论开放了不少，但看不到经济改革的迹象。很穷，饭店没有米，晚上街道漆黑一片，整个城市没有一间新建筑。一九八一年我动笔为英国一家学社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时，开放改革的气氛变得浓厚。我喜欢武断地以一九八○为邓小平的伟大改革的开始。

于今回顾，中国的改革有相当明确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八○至邓小平南下的一九九二的春天，邓老之外，这阶段的主要改革人物有处理经济的***与知识分子很喜欢的胡耀邦。第二阶段是邓老南下跟着引退的一九九二，至朱镕基退休的二○○三，主要改革人物是江泽民、朱镕基与李鹏。第一阶段走了十二年，第二阶段十一年，长度差不多。分阶段是因为性质很不相同，面对的困难有别。沙石不论，大致上遇到的困难是解决了。考虑到困难程度，改革做得好，非常好。

今天是第三阶段，起于朱老退休及胡、温接掌。这阶段起笔形势大好：人民币的强势使我于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推断美国将会施压，要人民币升值；几年通缩过去，楼价止跌回升；民工荒开始出现，农民生活的改进明显地高于统计数字；外资引进继续急升，外汇储备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进入了世贸，厂家磨拳擦掌。是的，进入这第三阶段，「中国奇迹」是国际话题，而人类历史没有见过这样的经济发展——我早就提出——是那时开始受到认同的。

今天说中国的未来，要推断分析的当然是第三阶段，但前文指出，向前看，局限变量太多，加上国际政治复杂，要看得准是过于苛求了。我只能在几方面作大略的假设与猜测。可以这样说吧：推测第一阶段的发展最容易，一九八一年我写下的推得准；第二阶段不易：一九九三年我想不到朱镕基可以在短短的三年间把高通胀化解为零。代价不小，但鬼斧神工。

从历史的角度看，二十六年是一瞬间，而身在其中写未来，是活在历史中写历史，不能跳出去再回头看。这样，看未来而希望有一两分准绳，我们要回顾以往的第一与第二阶段，要先理解来龙之势，才敢猜测去脉何方。

从第一阶段说起吧。一九八○年起中国是从无到有。我曾经说，从零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零，从微不足道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微不足道。这样看，中国改革之初的增长率急升不困难。一九八五年初我认为，北京公布的增长率是低估了。那时我调查了几个广东工业区，收入增长年率近百分之五十。但那是广东，不代表整个中国。

珠三角当时发展得远比长三角快，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共产时代北京不重视南方，珠三角不多见有规模的垄断国企。这样，外资投入竞争，申请牌照不需要像上海那样过数十重关。其二是香港的存在。港商当年杀进去，第一批焦头烂额，如果不是关系多多，血本无归是惯例。但当我在八五年比较深入调查时，港商已争取到雇用合同工，关系不多但运气好的，开始赚钱。港商从那时起大量涌进。

珠三角主要是由港商发展起来的。工业上，这发展一般是中、小港商，国内地区政府还没有工业园的概念，百鸟归巢，厂房乱七八糟，很有点乱来，以致今天珠三角的工业景观远不及长三角。但长三角的私营或外资工业发展，起于邓小平先生南下之后的一九九三年，是第二阶段才出现的。有珠三角的前车可鉴，长三角策划得好，苏州工业城的马路、街灯、绿化、设计等规模，美国也不容易见到。这方面有很多要说的，到第二阶段才说。

第一阶段起笔是从无到有的开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容易可观，只略为放宽一下就有瞄头。困难是改革产权制度——当时任何其它皆次要。那是非常艰巨的改革工程。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共产政制，其实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界定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权利，于是论党龄，在行政、卫技等不同分类每项有几个到十多个级别，工作由政府分派，职工是指国家职工，物品与住所皆用分配制，小量的市场交易皆有价管，排队轮不到要走后门，自由市场不存在。

上述情况的大概众所周知，四海之内破口大骂者无数。但我是个客观学者，知道理想的社会不存在，而任何制度都可以破口大骂。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近看神州，几个月后恍然而悟，知道共产政制是怎样的一回事。废除了私有财产——废除了以资产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租值消散会发生，人口理应下降。然而，虽然人民公社与**害死无数人，中国的人口是上升了。这显示着共产政制一定用上减少租值消散的办法，而以等级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确有此能。差不多所有大家痛骂的运作或安排，都起于这等级界定权利，大家看不惯。这又回复到八一年我写下对中国的分析，但加了补充：在没有资产界定权利的情况下，以等级界定权利是需要的，可取，是在另一种局限下减少租值消散的法门。问题是在无可避免的竞争过程中，要增加国民收入，是需要减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而这些费用是等级界定比资产界定权利高很多。无可置疑，昔日的共产政制民不聊生，是因为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制度费用太高了。

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重点，是要把以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为此我频频大声疾呼，但知道就算北京接受我的建议，改革谈何容易？改革的权力在上头，而等级权利也以上头为重，改革某程度一定会更改这权利排列，革命元老反对不难理解。我当时看到两个可乘之机。其一是改革由下面搞起，经济如果增长得够快，等级较高的可以看到就是自己的权利排列下降了，得可偿失，享受不会限于家中有一部特权空调机。其二是我开门见山地建议，干脆地以金钱把上头的等级特权买下来。这建议当时在北京有不小回响，反对的声浪奇怪地少，只是不知道怎样做才不难看。

今天回顾，当年在南中国搞起的发展势不可挡，胡应湘拍枱拍凳在广州建成中国大酒店（今天看是个里程碑），国家职工转为合同工，不少干部拿着一些关系本钱跑到工商业去。这些发展的示范，协助了上述的「其一」。「其二」呢？或明或暗地，间接的，好些等级特权是用金钱买下来。经过朱镕基的反贪污处理，成交价相宜。但当我在九二年见某些高干子弟取之无尽，大叫够了，够了。

朋友，不要凡事看不过眼的就破口大骂。我们要以大局为重。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我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历史大事，有很大的机会改变了整个二十一世纪。当年见到伦理上不对头的我必问：是换取些什么呀？换得过吗？

下期再谈。

（「中国未来」系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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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再看中国二十年？ [中国未来]系列之一

张五常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断的，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无疑是人类历史纪录，而考虑到东欧与前苏联等国家也搞开放改革，但与中国的进度不可相提并论，「中国奇迹」就成为今天西方的热门话题。

两年来外间的经济专家喜欢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还可以持续二十年或更长的日子吗？看好的与看悲的都有，于是成为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贝加偏于悲观，举出西德与日本的例子，认为一个高速发展了二十年的国家，总会做出一些傻政策，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以为难。佛利民的看法是好坏参半。他认为中国还没有政治自由，动乱早晚会发生。对中国前景继续看好的师级人物也不少，可能占多数。芝加哥大学的R. W. Fogel就是个乐观者——此君最近举出其它成功国家的经验，以数据推出对中国的「乐观说」。

上述几位都是老朋友，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是因为大家对中国情况的理解不同。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对中国前景看好的人，只因为掌握到一些关键的局限转变，在推断上胜出几条街。今天，走进热衷于中国发展的西方经济学者群中，我可能被编为一个悲观者。不是很悲观，因为原则上中国继续高速增长二十年不困难。可惜「原则」换不到饭吃，而中国目前面对的局限变量太多，政策上可以出错的地方不少。避免大错，也不容许多项小错组合，再来一个高速二十年当然可以，但这样的假设难以接受。

今天中国的经济活力与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相近，如果日本当年没有做出几项大错——尤其是管制农产品进口与让日圆大幅升值——他们的经济神话可能一直说到今天。另一方面，今天看中国，使我联想到彷佛三十多年前自己身在日本，近距离地观察那里的经济。但当年没有这个机会，就是有也言语不通。满是活力的经济，一个专家学者整生难得一遇，何况中国是那么大的国家。

应该是个人的奇遇了。以产权及交易费用为重心的、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从开始我就参与，经过多年的实证研究，懂中文，机缘巧合，一九七九年起跟进中国的发展，观察到一个大国从近于零开始，彷佛天方夜谭地逐步凝聚而达到今天的经济活力——这样的观者天下间可能只我一个。七十岁了，历史与不同体制的运作知得多，任何制度上的因果话题我可以随意地以多方面的经验印证。

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了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三年后我说中国会有二十年或以上的的高速增长。看对了不是侥幸，而是当年的局限转变简单明确，使我安心而又武断地作假设，逻辑井然，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押在推断上。今天的情况远为复杂。大致上，我感受到胡、温政权要走的路；也是大致上，我认为他们要走的路是对的。问题是他们面对的局限条件复杂，可能出错的地方实在多。

中国会再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吗？会或不会，胡乱选一方的命中概率是百分之五十，不俗，但我从来不下这样的学问赌注。假设中国不会作出政策上的大错或多项小错，于是乐观推断，近于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说。界定多项局限的可能转变而逐项分析，太复杂，读者会感到天旋地转。这里我只能申述自己相当肯定的大概，而今后见到政策上有明显的错，会继续大声疾呼。可惜上苍虽然对我格外仁慈，还可以眼观六路、推理纵横的日子恐怕不多吧。

首先要说的，是实质的国民收入增长，中国要继续二十年以往的高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上升，大部分没有算进国民收入增长之内。这些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其实高于政府的统计，高出多少只有天晓得。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改进不会不断地直线上升—— 会继续升，但会缓慢下来。这样，如果今后的二十年中国能保持政府统计的增长率，人民的实质生活改进不会像以往的那么快。

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转变，没有全部反映在价格上，是个指数难题，二十多年前我和专家老友Z. Griliches研讨过。我认为中国的实质经济增长率大幅地低估了，是因为一九九八起有好几年，中国有百分之零至三的通缩，而同期质量的上升非常快。这显示着通缩其实比公布的数字来得严重（以一个作不得准的装修例子看，九八至○三的通缩年率达双位数字）。但同期的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三至四之间，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大约是八。这些加不起来的现象外地没有出现过，大略查考，认为北京的统计没有乱来。结论只有两方面：其一是传统的货币与宏观理论出现了问题；其二是中国的经济体制与货币制度自成一家，撇开沙石有独到之处。

回头说中国今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这话题，我们当然只能从北京的统计数字看，不管质量的转变。三年多前北京定下的目标，是到二○二○年，人均收入的增长年率是七点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大约是八点零。不夸张，但怎样看也是高速了。事实上，以目前的形势看，不搞宏观调控，不让人民币升值，各方面略为放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双位数字很容易。这不是问题，问题是高速的增长可否继续二十年。这样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不需要保八，保七也了不起，算是高速。

这里要提出，我对中国发展的看法与外地的经济学者很不相同。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歧，是我认为中国还在改革，而那所谓「中国奇迹」主要是制度改革的效果。对我来说，要理解中国，论什么产出函数，搞什么回归分析，皆废物也。关键是制度的转变。

回想八十年代初期，港商在广东设厂，政府指定要用国家职工，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工人于是比赛慢动作，午餐后睡两个小时。后来港商打生打死，争取到雇用合同工，推出件工制，工人立刻清早排队等开门，不再睡午觉，放工时间驱之不散。只这样，工作人数不变，一夜之间产出量上升两倍。国家职工是一种制度，合同件工是另一种制度，改变了制度生产活力就跟着变。经济专家把工人数字放进产出函数方程式，不管他们是否在睡觉，不是发神经吗？

二十五年前我看准了中国的局限转变，推出制度会迫着怎样改，于是为文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不知是北京影响了我，还是我影响了北京，又或者是天才了得，跟着的改革发展我多次预先把历史写了出来（见拙作《中国的前途》与《再论中国》）。今天向前看，情况不同了。还要改革的是清理沙石，精修细节，扶助农民，推广知识，搞好医疗，环保江山……。是很多很多的小改，因而有很多很多的出错机会。

局限也大为不同，复杂的，下期再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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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qquchn 于 2006-6-19 01: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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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 反垄断的三重疑云

时间：2006年06月20日08:04  

　　今年4月5日，我专程赶到位于纽约市区的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场在其法学院举办的专题讲演。演讲者王晓晔博士，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反垄断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会前，我自报家门，而王晓晔博士笑容可掬，态度亲切，是位儒雅的学者。

　　王博士讲演完毕，我有机会提问。我问：“中国反垄断的立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确保所谓的‘反垄断执行机关’具备充分知识，用以裁决哪一种商业行为有利于市场竞争、哪一种商业行为不利于市场竞争？”

　　王博士略显惊讶：“知识？你是说知识？我们在反垄断法问题上已经掌握了大量知识。在场很多人都是法律专家。我们有知识，但我们还要去训练。我们需要训练出大量法律人才，来进行反垄断法的执法。”

　　感谢王博士的回答，这一问一答，凸现了对反垄断法两种截然不同的基本观点。我自经济学入门以来，未见过赞成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家：从我翻译其著作的阿尔钦（A.Alchian）到导师博祖（D. Boudreaux）、塔洛克（G.Tullock）以及瓦格纳（R. Wagner）人，没有一个不是观点清晰、立场鲜明的。我们的信念是：反垄断者（官员、法官、学者）从不具备“矫正市场”所应有的知识。

　　相反的是，王晓晔博士毕业于德国汉堡大学法律系。据老师瓦格纳回忆，那是一所相当强调政府干预的学院。王博士发表的大量关于反垄断的论文，也恰恰印证了瓦格纳的印象，即他们的信念是：反垄断者掌握了“矫正市场”的充分知识。

　　在1996年一篇论文中，王晓晔论证道：“考虑到中国工业企业在组织结构和规模结构的迅速变化，要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模式，3亿元的年销售额作为控制企业合并的门槛在重工行业也许显得有些低”，但经过560个汉字的论证，她断言：“以3亿元的市场销售额作为控制企业合并的门槛是比较恰当的。”

　　为什么？为什么刚好是3亿元？为什么不是3.14亿元？也不是2.56亿元？这是分歧的根本所在：经济学家认为，别说560字，就是560万本著作，也不可能推断出多高的门槛，会使政府干预变得合理；而以王博士为代表的法律学者却似乎认为，不仅存在这样的门槛，而且它可以通过配合国家政策、经济时事、协调行业间冲突等方式，把这个门槛找出来。

　　什么叫“企业规模”，如何界定企业的“市场范围”，怎样计算企业在相关行业中的“垄断程度”，通过什么方法评估垄断企业对社会造成的“经济伤害”—这些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必须首先得到可靠回答的问题，经济学均无答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R. Coase）指出，反垄断法鼓励了人们的投机，即“即使根本不存在答案，也企图去提供答案。”

　　最近提交审议的中国《反垄断法》，存在三重疑云。第一，行政垄断是不是不反了？过去八年，我一直强调唯一要反的垄断就是行政垄断，而且这不需要立法，只需要政府放开行业准入即可。最终通过的《反垄断法》，若确实把“反行政垄断”章节束之高阁，就会使得该法的正确目标逍遥法外。

　　其次，反垄断法执法，必须以准确的取证为基础。但在目前的《反垄断法》草案中，几乎所有“罪名”的含义和量度都是含糊不清的，经济学根本就不提供定性和定量的理论框架。该法执行起来，必然产生大量的混乱。

　　再有，是执法机构尚不明确。给行政垄断网开一面，有可能诱使私营企业和外资私营企业纷纷投靠地方政府及其所属企业，形成大量由地方政府和地方利益保护的混合型企业，这对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的执法力度是个挑战。也就是说，《反垄断法》的实际效力，得看权力和利益的较量，而不是法和经济上的见证。

　　薛兆丰谈垄断：

　　　　　　　　　垄断经济学

　　　　　　　　　反垄断只要一招

　　　　　　　　　不要学美国的反垄断法

　　　　　　　　　制造垄断与坐享垄断

　　　　　　　　　谁不正当竞争

　　　　　　　　　谁在危及自由竞争？

　　　　　　　　　凭什么挑战微软？ 　

　　　　　　　　　微软行为的经济学依据

qquchn

555555    1 2 3 4  5 6 7 8 9 呢？？？？？？？

wamway

有道理！
老兄复出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