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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世松
发生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四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当前形势下,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有必要对过去的研究成果重新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便进一步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湖广填四川”问题值得引起新的关注
“湖广填四川”问题是一个早就引起学界关注的老问题。但是,由于研究者所处时代不同,其所关注的热点、亮点也必然大不一样。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重提“湖广填四川”研究,意义究竟何在?
(一)“湖广填四川”是四川历史的一大亮点发生在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持续时间长。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大规模展开,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止,前后共历时105年之久。
移民规模大。据推算,在一个世纪内,川东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95万人,川中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215万人,川南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312万人;四川合计接纳移民共达623万人,占是年四川总人口的62%。
省籍来源广。据清末《成都通览》对当时成都人口构成所作的统计:“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在同一时期之内,居民省籍来源如此广泛,竞相迁入同一个省区之内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外界知名度高。活跃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四川籍革命元勋和知名政要,毫无例外地都是出自清代四川移民的后裔,如朱德的先祖来自广东,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张爱萍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等。通过名人效应,无形中提升了“湖广填四川”的地位,扩大了其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湖广填四川”对四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把我国人口空间移动的特点、格局和规律表现得最为充分。同时,它还导致了四川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四川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四川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传统社会来了一次重塑。四川社会错综复杂性、文化多元格局与丰富多彩性特点的形成,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但是却与这场移民运动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今天四川的人文特征、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居民性格的形成,还有享誉中外的“川菜”、“川酒”、“川戏”等,无一不是在这次移民运动中奠定基础的。
(三)“湖广填四川”研究难度大,至今仍有许多疑案需要破解
“湖广填四川”问题是四川社会普遍关心、长期以来急欲解决、一直悬而未决的重大遗留问题。从康熙朝开始,四川一些文化人陆续撰写了一系列书籍(如《蜀碧》、《蜀警录》、《蜀龟鉴》、《蜀破镜》、《荒书》等),试图解释造成“湖广填四川”的起因。但由于受时代和阶级偏见的支配,他们大多把责任推给农民军领袖张献忠,说这是由于“张献忠剿四川”造成的。解放后,新时代的史学工作者针锋相对撰写了许多著述,但由于受“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路线的影响,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为张献忠“辨污”上,因而疏于对大移民运动本身的研究,以至留许多悬案有待破解。诸如:“湖广填四川”是否是由“张献忠剿四川”造成的?四川人的祖先是否都是被“捆绑押送”入川的?为什么四川人多称原籍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为什么四川会有数量甚多的“土广东”?四川的会馆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四川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四川人?四川土著与移民的关系怎样?移民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怎样?四川社会是如何由清初的移民社会演变为土著社会的?等等。
(四)重新研究“湖广填四川”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湖广填四川”内容丰富,贴近现实生活,与老百姓关系密切。它是从最近的源头上认识现代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生动教材。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任务必然提上日程。在所有精神文化需求中,追寻人的生命起源,叩问“我从何来”,则是与生俱来的、最基本、最原始、最质朴因而也是最迫切的需求。因此,在当前形势下,重提深化“湖广填四川”问题的研究,是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群众观的要求。
“湖广填四川”蕴藏着丰富生动的历史文化信息,要解开历史留下的疑案,涉及到几乎涵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重新研究并破译“湖广填四川”问题,既可以为繁荣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文化事业提供原创性素材,催生和带动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又能为繁荣发展社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相关学科,培养更多方面的人才提供机会和推动力。同时,还可以极大地拓展清史研究的内容,为正在开展的清史纂修工程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此外,“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作为一种重要人文资源,还可以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近年来四川省利用清代移民过程中积淀的客家文化资源,大打“客家牌”,在扩大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发展旅游业方面所作的有益探索,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深化“湖广填四川”研究的出路何在
继续深化对“湖广填四川”的研究,离不开对原有研究成果的借鉴与超越。原有研究成果是继续深化这一研究的基础,但不应因此成为束缚人们超越的禁锢。在当前形势下,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敢于跳出原有的研究路子,是把“湖广填四川”研究推向深入的关键。
几年前,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其撰写的《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对当时国内“湖广填四川”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评价。他指出:“‘湖广填四川’在清代前期移民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它的意义在于重建了一个泱泱大省四川的人口,由此而构成清代前期最大规模的区域移民;这不仅指其移民数量众多,而且指其移民来源广泛。可惜的是,有关这场大规模移民的史料挖掘,长期以来并未取得大的进展,故而以前的有关论文,仅仅局限于对这一移民运动作一些‘举例子’的简单描述……有关清代四川移民史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对各个区域移民史作出更深一步的分析……”
四川是研究“湖广填四川”问题的主战场,川渝学界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回顾近二三十年来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川渝学者为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曾经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率先撰写了《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的学术专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主持召开了《张献忠在四川》学术研讨会,并开辟专栏推进这一问题的讨论。这些举动对推进“湖广填四川”研究工作起步,在当时国内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其后,到了八九十年代,四川学界又出版了许多地方史专著,有不少内容都涉及到这段历史。例如,其中孙晓芬编著的《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从选题上切入这一领域。此外,还有《张献忠传论》、《清代四川财政史料汇编》、《四川人口史》、《中国人口·四川分册》、《四川古代史稿》、《清代四川史》、《四川通史》、《四川农业历史地理》、《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方言与民俗》、《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等等专著,也从不同侧面论述到这段历史的相关内容。至于这一时期发表在国内报刊上有关“湖广填四川”的单篇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大约也有数十篇之多。
纵观这些成果,从研究内容上看,大致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1)从明末清初的社会背景入手,剖析了“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张献忠剿四川”的后果只是导致清初大移民的一个因素,并非全部、唯一的原因。(2)对清政府的移民实川政策的性质、特点、过程、阶段及其演变作了初步探讨,指出清初移民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政府移民政策的调控之下,移民浪潮随之跌宕起伏。(3)较为充分地探讨了移民垦荒政策下四川人口、耕地、粮食及城乡经济发展的状况,肯定了移民运动在推进四川经济复苏与重建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4)对移民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对移民会馆的功能、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5)对“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影响下所产生的种种文化事象,如民间文艺、民俗文化、地方文献、民居建筑等,作了一定的搜集和整理。这表明,解放以来四川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内,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过去有关这一问题的前期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是从总体上看,份量不够、质量不高、挖掘不深,则是共通的弊病。分析起来,之所以存在这些不足,主要是缺乏创新思维,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沿着传统史学的老路,满足于“对这一移民运动作一些‘举例子’的简单描述”。以至对这场大规模移民的史料挖掘,“长期以来并未取得大的进展”。
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在这期间,尤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也产生了几部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开始从不同侧面触及这一区域性移民的根本问题。其中重要的有:张国雄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刘正刚的《闽粤客家人在四川》、蓝勇的《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等等。曹树基评价说,这些学术论著一改以往“举例子”的研究方法,“不再用一些模糊的概念,如‘许多’、‘大量’、‘广泛’等字眼对四川移民的数量规模进行笼统的描述,而是力图求解移民人口的规模和各籍人口的数量。”
当前要把“湖广填四川”研究推向深入,决不能走低水平重复的老路,必须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有所突破,有所超越。为此,必须在宏观指导思想上下一番功夫,来一番改变。这里,仅就当前深化“湖广填四川”研究中亟待改进的几个问题,择要作一阐述。
(一)填补薄弱环节,加强对移民迁出地生存环境与移民在原乡生活状况的研究
“湖广填四川”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罕见的规模巨大的省际移民运动。这一性质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决不能仅仅局限在移民迁入地———四川境内进行。移民迁出地,即移民生存的原乡,是移民长途迁徙的出发地,是移民运动来潮赖以产生和形成的基础,同时也是我们观察这场移民运动的基本出发点。数量众多的外省移民之所以从四面八方迁往四川,除了四川本土的因素起了拉动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移民迁出地对他们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大量事实表明,移民在原乡的生存环境、生活状况与民风习俗,直接决定着移民迁移的状况。弄清这些问题,不仅对分析长途迁移的原因、动机,判断移民运动的性质有直接的帮助;而且对于解剖移民流向、分布,进而研究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在地化)转化等等问题,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对移民原乡的了解程度,直接关系着“湖广填四川”问题的研究深度。
遗憾的是,此前许多研究著述普遍忽略了对原乡状况的研究。人们从这些成果中,看不清移民迁川前的存环境和生活状况,至于他们为什么会作出长途外迁抉择,迁川前有些什么具体活动等等,都是不甚了了。由于对原乡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研究,以至迄今四川学界对于本省居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自称其先祖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的问题,仍然说不清、道不明,而对于湖广移民生活的原乡状况,更是知之不多。借助于近年来客家文化研究的开展,虽然人们对于迁川的闽粤客家人在原乡状况稍微有所认识,但也不过是一知半解。因此,无论就深度、广度上讲,当前我们都还不足以建立起对“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前外省移民迁出环境、生活状况的总体认识,更说不上对它作细致入微的复原与深刻具体的勾画。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有的人心目中,“湖广填四川”运动并不是一段客观存在过的历史,而仅仅是一些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故事而已。在这种背景下,难怪有人会撰文怀疑“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客观真实性。
(二)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领域,改变重上层轻下层、重政治轻社会的倾向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从本质上讲是一场典型的经济类型的移民运动。与历史上那些因为逃荒、流放、宦游、戍边、行商而客居四川的人们不同,这一次卷入到移民潮流的主体,大多是平民百姓。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移民史,按理说应该是展示下层社会民众生活形态的舞台。下层社会生活的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牵涉到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社会、生态、家庭、宗族等等方面。举凡与下层民众有关的社会生活事象,诸如: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宗族法规、会馆帮会、场镇交通、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地名方言、方志族谱、文学戏剧、饮食文化、建筑艺术等等,无一不与这场运动有关。毫无疑问,这些内容理当成为“湖广填四川”课题中专门研究的对象。但是,过去由于偏重从政治史的角度出发观察问题,因此在“湖广填四川”的题目下,许多研究领域大多局限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研究的内容主要围绕清政府填川政策来展开,重点自然集中在封建王朝和上层人物活动上。至于在这些政策演变背后平民百姓的活动,以及下层社会所发生的变迁,则往往难以进入研究视野。在这样的视角引导下,其研究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以触及这场移民运动的本质,由此可想而知。
(三)深入挖掘史料,关注移民运动细节改变重宏观轻微观的研究倾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揭示社会运动规律、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的历史学家,把中国各族的“迁移大势”作为研究重点,在宏观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各类移民史著述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多为移民史的概况,以及建立在移民史基础上的综合研究。而移民史概况的研究,则又偏重于勾画移民活动的基本轮廓,即概述每一次移民活动“当时的历史背景、移民出发地和迁入地的概况、移民迁移的原因、方式、路线、数量以及他们对出发地和迁入地的影响。”相对说来,微观研究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
梁启超先生在定义“史者何?”的问题时,曾经指出:“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在他看来,只有善于“摹体”“描态”的“真史”,才堪称“能尽史之神理”。否则,即使是“纪事纵极精善”,也只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史”,应该是有血有肉、有骨有髓。
而要产生这样的“真史”,必须将宏观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
具体到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我们的研究不仅应该弄清“当时的历史背景、移民出发地和迁入地的概况、移民迁移的原因、方式、路线、数量以及他们对出发地和迁入地的影响”等等重大问题,从宏观大势上确立起对一历史“骨架”的认识;同时,还应该关注移民运动中移民自身的生活状态,以及移民在作跨地域迁移过程中的具体情态问题。相对于前者,这些问题属于微观研究的范畴,它们虽然细小琐碎、微不足道,但却能对宏观论述起到印证、说明、补充、检验、活化的作用。仅有洋洋洒洒的宏观论述,而没有新鲜生动的微观细节来填充,就容易变成为空论,而空论是难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
就拿“湖广填四川”来说,人们不仅需要了解移民跨地域迁移的宏观理论问题,而且更普遍关心他们究竟是怎样“填”四川的?填川过程中移民们究竟怎么生活的?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历经了何种艰辛与磨难?等等等等。这许多细节,非通过微观研究手段不能解决。但是,由于在官方史书里没有我们所需要的现成史料细节,而民间史料又散见于各类地方文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如果没有从生活情态上深化中国移民史研究的价值取向,不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很难想象那些足以展现移民社会鲜活状态的、有价值的史料细节,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而如果不能将这些生动的内容纳入研究的范围之内,“复原”移民运动场景、“再现”移民社会生活,构建宏大的移民史大厦的目标终都将落空。
(四)改进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结合,提倡采用新的研究手段
“湖广填四川”作为清前期规模最大的区域移民运动,涉及到大量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生态和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等问题。因此,仅仅依靠传统史学全景式述评方式,是难以把这样复杂的社会历史发展现象和趋势解释清楚的。这就需要站在一定理论高度,从自然—地理结构和物质结构来进行解说。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吸取理论模式与研究技术,需要掌握和运用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计量方法等多学科的分析方法、模式和概念,以丰富自己,构建历史。同时,还需要研究者借鉴人类学长于解构生活的优势和田野调查手段,充分发挥研究者本身的认识功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的考察与感悟。只有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让历史研究具有人类学视角,让人类学研究注重历史深度,这样才可能从新的角度理解这场移民运动,从而建立起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模式。在这方面,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以研究下层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著称的法国年鉴学派大师伊曼纽埃尔·格鲁瓦·拉迪里(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ｒｏｙＬａｄｕｒｉｅ),就开辟了“过去不被重视或不曾充分利用史料的新领域,有助于认识普通民众的生活经历与他们的态度和感情。”借鉴这些研究理论与典范,有针对性地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对深化当前“湖广填四川”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一段已经消失、但是至今仍活在民间的平民生活史、生命史。它曾经造就了一个异彩纷呈的移民社会,这个社会虽然早已经消融,但在四川现实生活中却随处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对于这一段历史,传统史学习惯于采用“盖棺定论”的话语方式加以叙述。这种“主持‘追悼’的国家话语和权力”的表达方式,在以平民为主体的移民运动面前,势必难以将移民运动鲜活生动的特点与精髓表现出来。而史学家的责任正在于,“让历史‘活’过来”。所谓“让历史‘活’过来”,正如有位学者所指出的,就是应该“让平民世界的日常生活、连续的过程脉络和当事人的想法活过来;让‘悼词’的权力话语变成心气平和的历史‘交谈’。”显然,“湖广填四川”就是这样一段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历史学家有责任让它从历史教科书中走出来,走向民间,深入大众———这应该就是当前深化“湖广填四川”研究的根本出路。
来源：天府新论2005年第3期
[ 本帖最后由 fussfun 于 2008-5-22 09:20 编辑 ] |
发表于 2008-5-22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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