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府里的西洋货

周南

中国人好洋货，自古以来，相沿成性。丝绸之路，其实就是一条洋货与国货的交易之路。汉唐时，称外国人为“胡人”，因为那时的丝绸之路，由西域来，故曰“胡”。明清以后，出现海上丝绸之路，因为从海上来，故称“洋”，把外国人称为“洋人”，由此而来。漂洋过海，必赖船舶，人们习惯把“洋货”叫作“舶来品”，道理也就在这里。



　　中国的古人，在思想上趋向保守，华夷有别，对洋人通常十分戒备，但对于洋货，倒相当程度的热爱。如今参观故宫，一大间宫殿，装满了各式各样的西洋钟表，那时候，头一名喜欢洋货的，就是皇帝。所以，在一个社会中，能够得风气之先，首先使用“舶来品”者，通常是握有权势和拥有金钱的阶层，他们总是领导消费潮流的先行者。然后，洋货来得多了，消费面才扩展到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再然后，洋货已不以为奇了，才能普及到老百姓的消费领域。

　　十年前，手机天价，使用者皆大款白领，现在，几乎人手一机。有一次，我在地下通道过马路，一位行乞者在拿着帽子等待施舍，突然怀里的手机响了，他便放下手中的工作，忙不迭地掏出手机通话，这充分说明洋货在中国由高端消费者到低端消费者的扩展过程。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不能消费，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消费，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证明。你若在故宫的钟表陈列馆参观，肯定会发现，早期的展品，绝大多数来自西洋，只是到了晚清，才有很小一部分，为广东工匠制作，这就表明清代三百年来，工业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唯其不发达，商品便稀缺，唯其物稀为贵，谁拥有洋货，谁能消费洋货，谁就是高人一等的，与众不同的特权阶层。

　　《红楼梦》中凤姐的上房里，那自鸣钟“咯当咯当”响起来，把刘姥姥吓了一大跳，这位乡下人立刻感到自己卑微渺小，道理就在于此。社会的商品越匮乏，消费的等级观念越加强。所以，在清代，家中有洋货者，是这家人具有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的标志。

　　以和珅为例，乾隆死后，嘉庆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抄他的家。在籍没的物品中，竟有大自鸣钟十九座，小自鸣钟十九座，洋表一百余个。他要这么多钟表干什么？一非修理工，二非收藏家，三更不是为了计时，说白了，以此来证明其炙手可热的权势罢了。钟表这么多，其它财产就更不计其数了。当时有句民谚，“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看来，抄家，是皇帝用来发财的一种手段。

　　我们读《红楼梦》，知道贾府也被抄过的。第一○五回有一张抄没物品的清单，共七十多品类，其中绸缎呢绒，皮毛衣料，约占三分之二，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曹雪芹的先辈为江宁织造，使得他对于纺织品之类的了解，较之常人更加熟悉一些，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很多红学家都对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大不以为然，其实，从这张抄没单上的皮货和毛料来看，倘不是高鹗在续书时，有曹雪芹的残篇断简以资参考，那么这位续书者的高明，真是值得后人敬佩的了。

　　

　　从这些洋货看，凡属于奢侈品的消费，尤其衣着一项，女姓从来是最勇敢的花钱者，第一舍得花钱，第二敢让别人为她花钱，第三，她们永无厌足之日。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女性为各种时尚物品消费的中坚力量。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不如此。

　　曹雪芹的了不起处，就在于他细微地写出贾府两类洋货使用者的不同。老太太一时兴起，从箱底里翻出孔雀毛和野鸭毛织成的两件氅衣，赏给宝玉和宝琴，可见她年轻时，对于洋货的爱好。而王熙凤，不但是绝对的享用主义者，还具有贪婪的物质占有欲，从上列表格，仅其衣着一项，这位舶来品的消耗大户，得出品多少中国的土特产品才能换来这些洋货啊！

　　洋货对大观园里的年轻人来说，有其享用的一面，也有为他(她)们打开窗户的一面。正是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物品，使他(她)们生出渴求了解西方物质文明的愿望。

　　第五十二回，宝琴讲了她“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连垂，满头戴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马，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的也没她好看。”由洋货讲到洋人，年轻人情不自禁地围了上来，渴慕之情，好奇之心，嘤嘤求友的迫切欲望，溢于言表。在他(她)们身上，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对于世界的认同。

　　很难要求这些贵族子弟，具有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观点，但他们的视野，能够超越樊笼似的深宅大院，展望遥远陌生的外部世界，这种思想上的腾越，实在难能可贵。所以，先进的物质文明，在启迪民智，在引导潮流，在加强交往，在促进理解，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精神力量。

　　我们还看到，具有叛逆意识的贾宝玉，走得更远。在晴雯的病情，喝中药，闻鼻烟，一再难以奏效，便说出：“越性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话虽短，意义却深长，对于旧传统的扬弃，对于新事物的肯定，在礼教统治的高压社会里，实在是一件有大勇气的行为。“依弗哪”，不知是什么西药，其用药法，也颇古怪别致。与洋货并来的新潮，使得这位没有沉重历史负担的公子哥儿，敢于破的同时敢于立，还不能笼统归之于一时心血来潮。

　　现在，回过头去看舶来品进入中国的始末，很足以引发后人一些思考的。

　　汉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将那些本属异域的胡瓜、茄子、辣椒、土豆，引进中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终于实现了本土化。于是，再没有人认为这些蔬菜瓜果为洋货。先驱者张骞、班超的所作所为，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洋为中用”。这种生产性的引进，开发性的引进，是对民族有利、是对国家有益的。

　　相反，像贾府里的洋货，则是消费性的引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求满足欲望的引进，只求骄奢浮靡的引进，而无生产发展的长远打算，而无立足在我的自强奋发，久而久之，像一个永不愈合的流血创口，最后直到坐吃山空，河枯海尽为止。这也是满清政权在咸丰以后，急转直下，走向衰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来讲，引进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的新世纪里，洋货还会有，舶来品还会来，但怎样趋利避害，富国强民，便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了。

　　万物皆备于我，眼光面对世界，双向交融，互为所用，萃精咀华，择优从善，消化吸收，化外为我，这恐怕是对待舶来品的最基本的态度了。

WhoAmI

写的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