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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一个小小的银球却成功地使两个大国握手，“乒乓外交”几乎在这一年震惊了全世界。
　　3月28日，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抱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信念前往。这是“文革”后中国首次组团出国比赛。以体育的姿态出击，赢得的真果却是友谊——把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邀来了。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公布了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措施。7月9日，经过精心的安排，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假道巴基斯坦秘密到北京访问。15日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会谈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应邀将在近期内访华。中美关系出现了震惊世界的疾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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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北大、清华等部分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申请，规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由于学员的招收是由各地“革委会”推荐，其素质自然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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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家里出了乱子就会有人来趁火打劫。自1962年以来边境线上就没有消停过，中印、中苏和海峡两岸小战不断。1962年10月发生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同年年底中国又连续歼灭了9股美蒋特务；1964年5月毛泽东发出了“加快三线建设，准备打仗”的号召；1965年1月10日在中国境内解放军击落了一驾美国U－2高空侦察机；1965年10月中印边境再次紧张……
　　苏联自从与中国关系破裂后，一直伺机挑起争端。1969年3月2日，在苏联一再挑衅下终于爆发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官兵击退了小股苏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8月13日苏军又出动数百人的小股部队骚扰我新疆边境，遭到迎头痛击。
　　中国的顽强抵抗和英勇还击迫使苏联人坐到谈判桌上来，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团来华商谈中苏边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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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shishi at 2005-3-16 13:10:
1968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毛泽东提出的“由大乱到大治”的结果在这一年并未出现。相反，全国的派系武斗和打、砸、抢风潮却愈演愈烈。报刊只能以毛的语录“无政府主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来说服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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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毛泽东提出的“由大乱到大治”的结果在这一年并未出现。相反，全国的派系武斗和打、砸、抢风潮却愈演愈烈。报刊只能以毛的语录“无政府主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来说服大家。
　　点火容易灭火难。工厂关闭、市场取缔后，一千多万学生留在城里无所事事终究不是办法。于是鼓励他们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了唯一选择。
　　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1968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统统面向基层，面向厂矿和农村，而且主要是面向农村。
　　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人民日报》刊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鼓励学生下乡。又一轮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据统计，“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达1623万人。这些人大部分在数年后返城，也有一部分永远留在山上或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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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要斗私批修

　　毛泽东在7月到9月对全国的视察中提出“要斗私批修”，警告说修正主义的根源就在一个“私”字。
　　自由市场被认为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使人变修，使人上“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当，所以从这一年开始人们在买东西前都喊一声“要斗私批修”，然后才问价钱。
　　“闹新房”变成了斗私批修的现场，新媳妇会大声宣读毛主席语录，然后说：“要斗私批修——今后我不能光干家务。”新郎只能附和说“对！要多想着国家，我们不能上修正主义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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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造反有理

　　事实证明，人的青春期的逆反心理一旦受到鼓动将爆发出极大的破坏力。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的横空出世及席卷全国，就是受到一只伟大的手的推动。
　　5月14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在康生的授意下写出了“文革”时第一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随后出现的大字报一发不可收拾，成了学生发泄不满、表现创造力的有效工具。连长沙的高中生也跳出来历数“考试制度的21条罪状”。中央终于在6月13日发通知废除了旧有高考制度。没有了考试和老师约束的学生们如脱缰的野马，举行了扫荡全国的900万人的大串连。所到之处，免费食宿，还要理直气壮地说“革命
不是请客吃饭”。连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也打出“欢迎工农兵进餐”的横幅，最贵的菜只收二毛伍分钱。
　　红卫兵所到之处，旧店名纷纷改新名。“全聚德”改成了“北京烤鸭店”，“亨得利”改成“首都钟表店”，上海的“大世界”改成了“东方红”等等。广州的“永汉路”改成了今天的“北京路”，唯一保留原路名痕迹的只有仅存的“永汉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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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忆苦思甜

　　那年头连刚上学的学生娃都会用“来之不易”这个大词，因为他们在忆苦思甜会上听得太多，都会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为教育下一代“不忘阶级苦”，全国举办了各类形式的忆苦思甜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大型泥塑展《收租院》。这年的国庆前后，在四川展出了以当地大邑县地主、军阀、黑帮老大刘文彩剥削农民为题材的大型泥塑群，共114座与真人等大的泥塑极形象地将地主剥削、毒打农民的情景刻画出来，其中“水牢”一组看后令人触目惊心。该展取得成功后移至北京等地展出。
　　吃“忆苦思甜饭”是当年流行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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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那个年代需要榜样并能制造榜样，大庆和大寨就是工农业上的两面旗帜。
　　2月5日中共中央在一个《通知》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介绍其经验是：社会主义企业要现代化就要革命化；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现代企业要搞好群众运动。不过真正被社会记住的是大庆的王进喜，“铁人”跳下泥浆池以身体搅拌水泥的光辉形象成为这一年的经典；还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豪言壮语，它后来被冒进者改成：没有条件也要上，一边上一边创造条件。
　　农业的典型是山西的大寨村，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专题报道了“大寨之路”，介绍大寨人与穷山恶水作斗争，改变山区面貌的事迹。其代表人物是村支书陈永贵。陈永贵给大寨人带来骄傲，但并未给大寨带来富裕。当陈被推上副总理的位置、用他长满老茧的手在文件上画圈时，一定感到了那种不胜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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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3年出生的小孩叫“学锋”的特别多，因为这一年的3月5日毛主席提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
　　雷锋的身世可用“苦大仇深”四个字来概括：父被日本人害死，兄被资本家折磨死，弟在贫困中饿死，母自杀吊死。雷锋7岁成为孤儿，新社会将他抚养成人，培养成青年推土机手并参了军。这造就了“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般冷酷无情”的雷锋精神。
　　雷锋最出名的是做好事不留名，他那句“我叫解放军，家住中国”成了那个时代做好人好事后的代表语。
　　雷锋将自己视为“革命的螺丝钉”，自愿当“革命的傻子”。他的自勉成了那个时代有血性的青年的奋斗目标。
     傻子只是雷锋的一面。其实他也有作为平常人的另一面。在雷锋遇难后，人们发现他的遗物中有一块手表和一件皮夹克，他还谈过一场无结果的恋爱，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时髦青年了。现在的青年对这样的发现惊喜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