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辈在谈论什么？

fussfun

关于“私有制”的问题，最近我父亲老是跟我谈起这个，说到他们这代人之间的一些主流思潮。

我跟他说，我们这代人感兴趣的不是公有私有的问题，而是民主啊，人权啊，新闻自由，西方和东方碰撞等等议题。

我问他，怎么你们就不讨论这些呢？你要关心这个，网上的讨论一箩筐的。

我父亲不理会我，私有制问题，用他的话说就是：

这是整个共产党宣言的核心

也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

也是整个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核心

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起民主人权更基本的问题。当然，一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老马这个话现在大家还认同的话，我也算能理解他们那代人的反思冲动。

我只是觉得，他们那代人的意识形态和我们这代人的，差别是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其他人也这样，在我看来，私有制的abschaffen，还用说吗，就是谬论。市场经济，还用说吗，当然是一切民主，自由的前提....

这是不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啊？

可是当我父亲转给了我他中学同学的来信，还有他自己关于私有制的看法时。

我突然感觉到一种迫切的历史记载的需要，因为反思，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对上一代人的心结，我们了解多少呢。

我父亲是四十年代解放前出生的那一辈人，和胡温属于同一代人。这一辈人现已大都过了六十而耳顺的年纪，慢慢垂垂老矣。他们经历的时代，主要是49年后的新中国。
可以说正是他们见证了整个新中国成立发展的历史轨迹。

历史的书写和记载，是为了承前启后，为了反思时能望到回来的路标。

文化就是这样传承的。

[ 本帖最后由 fussfun 于 2008-6-25 18:09 编辑 ]

fussfun

XX兄：

您好！端午佳节之际，收到你的来信，短短的一句话将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关于对私有制的再认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振聋发聩的呐喊！

退休了，聚会特别多，除刚刚不久的81班同学聚会以外，还有今年5月大学同学聚会，儿时朋友的聚会，大家相聚，不免聊聊天叙叙旧，回忆我们的人生经历，感慨是哪么多。而“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却少有议论。

20年前，1988年，我的父辈在武汉聚会，纪念“抗敌演剧队”成立50周年，他们聚会也是互相祝福问候，畅谈当年戎马生涯，抗日救国；畅谈周恩来、郭沫若、田汉；畅谈“黄河大合唱”“放下你的鞭子”；畅谈三十年代的蓝萍和文化革命的江青；畅谈牛棚和批斗…啊！一代人责任！

我们聚会也曾互相祝福问候，尽管我们事先约定，只讲高兴的事，不说伤感的话。同学们的倾诉知心话，仍引发了我的遐想。×××说：“81班的同学都是好样的，个个不比我北大的同学差。”×××说：“感谢同学们看得起我”。“××说：“×××对我那样热情，我好感动的”×××说“我终于走出来了”。听到这些话，我不得不想：我们一班聪明、美丽、健康、纯真的帅哥靓妹，一班本来应该进北大清华的才子佳人，却需要同学“看得起”，需要同学的“热情”，好不容易扬眉吐气地说“我终于走出来”！！是谁？是一股什么力量在压抑他们，残害她们！
给了他们一段艰难的人生。

我们当年憧憬人生：“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

很显然，81班的悲剧不是偶然，这个群体像一滴水，折射出历史的悲剧。被誉为“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生活在没有个人尊严的时代，生活在没有基本的价值观时代、生活在是非颠倒的时代，生活在以人类知识文化为耻辱的时代。

漫漫人生路，不堪回首；艰难奋斗史，一言难尽。

我们退休了，“是非成败转头空”，似乎犯不着纠缠那已经过去的历史。然则，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还有什么责任吗？如果有，那就是在历史的指路牌上大书：此路不通！

今天，我们歌颂邓小平，歌颂改革开放，歌颂抗震救灾，歌颂2008奥运会；我们赞美昔日的粪码头，今日成为沿江风光带。我们赞美昔日的崎岖小道，今日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忆往昔，看今朝，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吃得饱穿得暖，冰箱彩电音响电视电脑手机等奢侈品是过去不敢想象的。当我们乐融融地怀抱孙子漫步闲暇时，不经意会触摸到隐隐作痛的心灵伤疤：历史已经真的已经过去了吗？

历史就是这样过去了吗？如果过去的历史我们不需回顾，为什么要紧紧咬住“南京大屠杀”不依不饶？德国总理为什么要替与自己毫不相干纳粹罪行下跪？

历史还会重演吗？还会有粮食亩产几十万斤的谎言吗？还会有大炼钢铁放卫星吗？还会有玩弄“阳谋”引蛇出洞反右斗争吗？还会有彭德怀万言书反党军事俱乐部吗？还会有马寅初、梁漱溟、梁思成等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还会有老舍先生会投湖自尽吗？田汉先生会尸骨下落不明吗？还会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吗？还会有国家主席冤死焚尸吗？还会在党章宪法中规定接班人吗？太多太多的疑问！问苍茫大地，谁与评说？

历史会不会重演？我们无法想象。可是，我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当年的鬼魂仍然在中国大陆游荡，时不时在威胁着我们的儿孙。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走过来了，感叹也罢，忘却也罢，我们终于过来了，时也命也。我们顺从了历史的安排，高高兴兴地带上红领巾团徽，服服帖帖地奔赴广阔天地。然后，我们挣扎求生，像一株小草，歪歪扭扭地从巨石的夹缝中长出，开一朵小花，结一颗小籽

，祈求小籽能在正常的环境中成长。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历史的责任不应有草民百姓来承担。可是作为过来的一代人，仍然想多尽一份责任。我应该怎样对儿孙们“说那过去的事情”？怎样告诫自己的儿孙在社会上做人做事？不是有关心下一代的说法吗？

问题刚刚被提出来，反思历史吧！也许对孩子们会有丁点儿好处，不枉为人父，做一个慈祥的老爷爷。

读了你的来信，我胡思乱想了许多，也许走题了，也许谬误之极，但却是真实的想法，至少今天是这样想的。在同学面前倾诉宣泄，对自己健康愉快有好处。

期望多来信。

顺颂

健康愉快！

你的同窗好友

包头

fussfun

《对私有制，作再认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包头兄：


大作拜读，受益匪浅。 想不到，“对私有制，作再认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的这一句话，引起了你的兴趣，我很高兴，愿借此机会，再多说几句。


诚如你所说的，我们这一班同学，其中有些人，本来还可以有更好的机遇，只因受到了社会不公的待遇，一生就是如此平平淡淡的走过来了。这当中，也包括了你和我。


当初，我面对着这场突然袭击时，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场所遭遇的，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去看马克思的著作，要看看马克思本人是如何说的。我读《共产党宣言》的动力，就是这样被开启的。马克思在宣言中，用诗一般的语言，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最后便激情高昂的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私有制。不用说，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思想，那时完全征服了我, 而我那时，仅仅还只是一个高二的中学生。不幸的是，自那以后，人生的厄运，就开始如此一波接一波，朝我袭来。于是，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接一个疑团，就从此开始如此一次又一次，把我推入哲学思考的漩涡。这一思考，当初不曾料到，一晃，就思索了四十余年。正应了屈子的那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今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终于认为，我已有了一个，可以向我们这一代人交待的结论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坎坷历程，是我们的父母辈的认识的局限性，包括对私有制的认识的局限性，所导致的，因为他（她）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农民和工人。


纵观四十余年天下局势之大变，给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民众的伟大力量。改革开放的政策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那只是因为，顺应了潮流，顺应了民心。归根究底，是亿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推动着中国朝世界的主流文明方向进步。


如果说，当今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整整一、二代人共同努力推动的结果；那么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整整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我们以及我们的父母辈，均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个责任，也不应是个别人的或个别政党的，而应当说，是我们的父母辈，那整整一代人应共同承担的。


中国社会的发展，曾落后于西方主流社会整整一个时代，当别人已在用拖拉机耕种时，我们的先人还在用牛和刀。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大炮，并夺取了天下，这是我们的父母辈，曾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然而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了我们的父母辈的落伍。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在结束了二次大战十年之后，美国、西欧和日本，走上了又一个新的时代，即后工业时代，或者说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对社会财富增长的贡献，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大大超越了传统的体力劳动对社会财富增长的贡献。而在这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端，我们的父母辈却犯下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他（她）们的意识仍停留在“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停留在牛耕刀种的时代，停留在社会财富的获得，主要还是靠体力劳动的时代，因为他（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就是只会操作简单生产工具的体力劳动者。整整一代知识分子，那时，他（她）们占人口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科学技术在新时代的重要性，自然也就不能得到全社会的足够认识；只是因为来自旧社会，他（她）们还被背负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罪名，他（她）们不但不被当作是社会财富的新型创造者，相反，被认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并因此而累遭打击、迫害。是的，他（她）们并不心甘情愿背负着这一罪名，但是，整个社会，就处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不能苛求我们的父母辈可以超越。


历史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我们以及我们的父母辈，开始了新的觉醒：再也不能这样活下去了！震醒我们的是，我们突然发现，当代中国跟日本的差距，居然比清代末年的还要大！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甚至还落后于台湾！一个数十年来，一直被宣传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弹丸小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难堪的局面？为什么？一个一个为什么，在我们以及我们的父母辈的头脑里反复盘旋着。


随着国门日渐打开，我们以及我们的父母辈，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就日渐增多。这其中的先知先觉者，终于渐渐认识到了问题的两个主要症结：一个是，未能认识到科学技术及其载体（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这一点，今天已基本成为了社会的共识，来之不易啊！另一个就是，对私有制的再认识。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时至今天，虽然民营企业对国家的GDP贡献已达55%~65%，然而，对私有制的再认识，在社会内，却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不能不说，这与中国搞了数十年的意识形态斗争有关。


其实，只要我们去认真阅读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大会报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再认识，是一步一步在深化的。在理论上说得最透彻的是薛暮乔，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他就说，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里，如果把一切生产资料都集中起来统一计划管理；那么这样一来，对所有的劳动者来说，从此就失去了一切自己可以独立谋生的手段，而与此同时，国家又无力为所有的劳动者提供其必要的生活物质，那么这时，就将会引发一个巨大的社会矛盾。薛暮乔的话，就说到这里了。然而在我看来，他本应当还要说一句：这个矛盾，一方面，会造成劳动者对管理者的人身依附，因为劳动者维系自己人格独立的任何资源，现在都已掌控在管理者的手中；另一方面，又会造成管理者盲目计划生产，因为应当如何样优化配置社会资源，这个体系太复杂，决不是少数一群管理者可以预测计划的。这个矛盾，比起马克思当年评资本主义的那个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社会性与私人的占有性”之间的矛盾，实在是更为严重。


物质极度短缺，城乡严厉分割，教育愚昧落后，多年来一直是困扰中国发展的难题。而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今天已看得很清楚，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复辟的那个阶级斗争，而是这个现实中存在着的活生生的矛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则更是这个矛盾发展到极致的表现。


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把那些生产资料，国家不能统一管理好的，而劳动者自己又能管理好的，交还给劳动者自己去管理。


用今天的这一眼光来看问题，过去，那个杀得你死我活的，所谓“共与私”的问题，其本质，其实只是一个如何管理好社会的生产资料、让其更好的为社会增值的问题。国家能统管好，就国家管；民营能自管好，就民管。然而无论是国还是民，谁管理得不好，就让市场用一双无形的手，把其所有权转移到那些善于管理的人的手中去。而在民营那里，尽管生产资料归于了私有，但其为社会生产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结论就这样简单、明了。而为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付出的代价是整整三十年，即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马克思在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时就说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私有生产资料已社会化，即生产资料向全社会开放服务。这其实是对封建社会的私有制的一次改革，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因为，封建社会中的私有财产是封闭的，即自给自足的。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方式来管理这生产资料。马克思认为，如果，把已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仅交由少数人，以私人占有的方式，对其进行管理，那么，广大工人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就会被私有者剥夺。这样，就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正，从而会束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而与此同时，资本家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只是一群多余的寄生虫。不但如此，为追逐利润，资本家彼此间会展开恶性竞争，结果是，造成了社会财富严重的浪费。有鉴于这两重原因，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一个社会生产效率更高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致命缺陷，共产主义社会有两个特点，一是生产资料为全社会共有；二是，生产统一集中计划管理。然而这个理想中的、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其生产管理要如何操作，马克思并没有，也不可能，给出详细的答案。二十世纪初叶兴起的，以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为指导的，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后，最终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被宣告失败。而失败的根源，就是薛暮乔所指出来的那个社会矛盾，这是一个经典的马克思唯物历史主义的分析。


与此相反，被《共产党宣言》宣告行将灭亡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在不断的涌现出新的生命力。资本家也一再被发现，是社会的一群有创造活力的企业家，是社会微观经济的生产与经营的实际组织者，也是社会的辛勤劳动者；而市场也变得越来越公正，如果谁不善于经营，市场就会叫他（她）让出其所有权；而谁又善于经营、谁又能巧捉商机，市场亦自有其公断。这一游戏规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公正的。同时，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对社会财富进行了第二次分配，极大限度的保障了社会可接受的公正性。这样一来，上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矛盾，不但没有日益恶化，反而在日趋缓和。


总而言之，《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即资本家是一群多余的寄生虫，在历史发展的事实面前已站不住脚。不仅如此，或许最重要的是，私有制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是社会资源，能不断地获得最优配置的唯一的最佳组织方式。如果单纯从社会生产率的效率来做取舍，公有制下的任何经济模式都不会比之更有效，原因很简单，前者是一个高度开放的自组织系统，它容许各种机会自由竞争；而后者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它不容许各种机会自由竞争。


再说到社会公正的问题。马克思的想法是，只要人们在财产面前平等了，人人也就平等了。事实上，中国先前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基本上实现了第一点，几乎所有人的财产都等于零，但却远没有实现后一点，广大的劳动者被迫人身依附于少数管理者，例如，我们所熟知的“走后门”现象，就是其表现之一；人被分为三六九等，一些人的血统被认为比另一些人的更“高贵”。


自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历史已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社会公正变革，第一次是面对土地，导致了私有制对贵族制的革命；第二次是面对政权，导致了共和制对君主制的革命，第三次是面对机会，导致了人权对特权的革命。而每一次革命，都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是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今天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已不再是财富的分配方式，而是给予人们去获取财富的机会的方式，这种机会，是相对平等地给予，还是相对不平等的给予。在今天，已几乎可以这样说了，谁获得了机会，谁就获得了财富。


也许人类还会经历第四次社会公正变革，那就是人的初始起点的均等。无需讳忌，在目前的私有制的约束下，人的初始起点是不均等的。当社会财富大量涌出，私有财产已变得没有必要再传授给私人或其子女时，这就将引发私有制的再次历史性的改革，人的初始起点就会从此变得相对均等。或许，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启其伟大而壮丽的处女航。


中国的重新崛起，要靠一代又一代人百折不屈的努力，而每一代人又有其自己的特殊历史使命。私有制不是一个僵化的概念，而是与时俱进的，是在不断进化的。对私有制，作新的诠释，并将之讲解给我们的下一代理解，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历史责任。我们不可再像我们的父母辈那样了，我们这一代人不可再犯落伍一个时代的错误了! 值得庆幸的是，通过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早已摒弃了那导致落后愚昧的闭关锁国的国策，我们的文明已同世界的主流接上了轨，我们也同步跨入了新的历史时代，即全球化时代。我们的青春已经贡献给了我们的伟大祖国，我们的下一代正在为实现我们伟大的目标在贡献着他（她）们的青春。只要我们这整整的一、二代人有了共识，我们的伟大目的就一定可以实现。


文中不妥之处，请斧正。

XX
2008年X
月X日

大猩猩

强帖。。飘过

菠萝

认真拜读，仔细思考，很喜欢这贴

吃花生的大灰狼

俺一直想, 公有制的时候, 可能人的幸福指数更高.

关键的是民主监督, 权力制衡机制. 当年缺了这个, 所以搞不下去了.

私有制了, 缺了这个还是不行.

B3B4

1......是我们的父母辈的认识的局限性，包括对私有制的认识的局限性，所导致的，
2..........因为他（她）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农民和工人。
-----------------------------------------------------------------------------------------------------------
1。在改革的初期          对 社会形态的统一认识是，

先是共产主义，再是社会主义，再后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最后老百姓就说了，是对社会主义初级认识阶段吧。

改革开放以后，教育上，小学学共产主义，中学学社会主义，大学学五讲四美三热爱。

2。毛混过湖南师大，周留过法。此后的几代国家领导人还没混过大学留过洋吧，记得有资料说，邓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法语水平。去苏联的不算。



老一代的公私思辨是找不到方向的，因为马对社会形态的分类只是一家之言而已，就像语言语系的分类存在不同流派一样，哲学社会学经济学都有很多不同的流派，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不存在绝对的彼岸真理。所以，表现在几代领导人身后是 主义、思想、理论、代表。。。。。。在旧框架内对问题进行思辨，痛苦的是不打破框架的思考者。


但是，动到了起家之本就很痛了，所以要慢慢来，要让新一代忘却50年的历史先，等那一代人老去先，自然就可以没有反思而轻装前进了。


全计划行不通，全市场也不是全万能。所谓无形的手，只是圣经思维模式下人们对市场进行类耶稣般参拜而已。这一代对市场万能的崇拜，也应该是处于  对自由市场经济   的   初级认识阶段。
核心不是公私，核心是机制。就像万物生长靠太阳，但太阳并不是宇宙核心一样。

机制的建立和变革是各种力量较量的结果，是各种力量集团实现从现实境况通向理想社会的途径。

爱做梦的小马

原帖由 吃花生的大灰狼 于 2008-6-25 19:08 发表
俺一直想, 公有制的时候, 可能人的幸福指数更高.

关键的是民主监督, 权力制衡机制. 当年缺了这个, 所以搞不下去了.

私有制了, 缺了这个还是不行.

球赛回来看帖子。抱着情绪yy两句

古人话的好，不患贫，而患不均。但是怎样看这个“均”呢，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个人以为，物质匮乏的时候需要绝对的均，即与产出效率无关的分配。其依据的标准多半是人头吧，在中国还多加点关系的成分。没办法，先要保证生存嘛。但这样的分配最大的毛病是没有效率，以及“监督体制不完善”这个难以求全的实际操作问题。一旦到了物质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样分配的弊端就出现了。

私有制，从产权私有来看，实际上是将分配与效率挂钩。不过现在中国在进行的私有制，也因为“监督体制不完善”多数情况下就成了一家独大的效率分配。类似前几年如火如荼的MBO，无非是一大堆资产从姓公变成了姓私，换汤不换药，顶多加了个靓丽的包装，营销方面弄点形式出来。

搞得现在公不公，私不私。楼上仁兄一语中的，佩服下。

“监督体制不完善”除了涉及中国关于institution的建设——这个从建国后到现在似乎就没好好正视过的问题（脑子不清醒中，除了类似高校建设外还有什么？实在想不起来）；也涉及到媒体——这个嵌在文化当中具有双重性格的变色龙；还跟中国的国情有关——基于中国的国情，基于中国capitalism的发展历史，中国究竟需不需要“完善”的监督体制？或者准确的说，中国的“监督体制”需要完善到什么程度，以配合中国特色的制度、经济发展？

嘻嘻，睡了~~~

[ 本帖最后由 爱做梦的小马 于 2008-6-26 00:39 编辑 ]

aLynn

:chicken:

ivydy

看来喜欢思考这些问题，也是有遗传啊，哈哈哈
我爸现在每天想的是，这个立交桥怎么造最省地儿，家里窗户上怎么装个报警器防盗，出去玩几天的时候怎么给花浇水之类的。。。。。。。其他时间就是睡觉，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