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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在接受采访时称顾彬为“文学旅游者”,其实这场所谓的“汉学大会”也不过是一次被放大了的“汉学旅行团”。无论是参会专家,还是讨论专题,都显得阐释有余,考据不足。 / [# ^) {/ g; h7 x4 T3 y N
% n+ m3 Y4 _, C, s! A5 s# O 汉学大会已散,不过托顾彬的福,由汉学大会引起的话头却余音袅袅,主办方想必对这样的宣传效果颇为满意。 : g' s+ Y9 i, F+ M ~! H* p
# ?, h7 [2 P" [" {人在德国 社区 顾彬之所以引人关注,原因在于他的“外语论”。将“不会外语”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病灶之一,这显然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也显示出顾彬在文学研究中的独到之处。 人在德国 社区; f* k* ]0 |1 s0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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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举的那个例子:汉学家需要借助古汉语的工具来了解孔子。这个话当然说得没错。因为孔子是部分汉学家的研究对象,为了接近这个对象,研究者需要一定的语言工具。这本就是汉学家的份内工作。不过话锋一转,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又对中国作家(研究对象)的语言提出要求。这就好比一个修理工责怪螺丝的形状不符合自己带来的扳手。大概顾彬的古代汉语不是很好,不知道有“君子不器”一说。何况,细论起来,孔子也并没有使用过“古代汉语”这样一个东西,他有的只是伦理与文化的自觉。中国当代文学,大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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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不免要追问一句“文学的功用”之类的沉重话题。说来说去,文学都是一个关乎“自身”的活动———对作者来说,关注的是作者自己,对读者来说,关注的是读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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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种人却常常站在作者与读者之外,建立了关于文学的第三种身份———文学研究者。这个物种的出现让局面显得有些混乱。当文学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工作视为文学活动的中心,并要求作者以此为创作的基本规则时,问题愈加明显。古代汉语管这个叫“越俎代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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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m+ X; c1 [0 Z4 l0 S1 g6 }' acsuchen.de 随后,面对陈平原的反驳,肖鹰先生再次站出来为顾彬“两肋插刀”(见《新京报》4月3日C02版)。他并没有直接评价顾彬及其“外语论”,而是远兜远转,祭出一个“大国小民心态”。肖先生说这种心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学者普遍没有真正的母族文化认同感”。 1 a4 h3 X" i2 v,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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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外语论”一个振振有辞的理由是,中国的作家理应通过外语的研习,反过来观察母语,并进而提高母语水平。这种说法并不希奇,古代汉语管这个叫“假道伐虢”。 ' F( T) U( r3 E1 `' C
/ W" T( G l# w0 H, Y% X% n 先不管这种怪异的母语修炼方法是否有效,看看它的内在逻辑:仅仅凭借自身的环境,无法达到汉语文学的最高境界,只有借助甚至进入“世界”(亦即西方的,或者现代性的)的“文化视野”,最高境界才可能被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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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先生撇下问题不谈,转而讨论态度,所以无从查考对这种逻辑的看法,不过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它与肖先生所谓“极力寻求西方学者的认同与首肯”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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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最初的“外语论”,还是稍后关于“大国小民”问题,都是一语就能道破的伪问题。可为什么在这样的会议上,一场如此浅显的闹剧被反复提起,甚至引起部分与会专家的不满?这或许需要从本次“汉学大会”的皮相上找原因。传统意义上的汉学是以比较语言学为基础,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献或者材料的文史研究。它在身份上更接近考据实学,伯希和、高本汉以及京都学派是它的旗帜。而1940年以来,随着政治、经济需求的增加,汉学被赋予了“中国研究”的新概念,内容上逐渐虚化。反观此次大会,与实学相关的与会者并不多见,三个主要议题中,也仅“景教”一项,与汉学略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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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在接受采访时称顾彬为“文学旅游者”,其实这场所谓的“汉学大会”也不过是一次被放大了的“汉学旅行团”。无论是参会专家,还是讨论专题,都显得阐释有余,考据不足。在这个旅行团里讨论中国文学怎么办的问题,古代汉语管这个叫“问道于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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