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面临深层危机 [郑永年] (2007-03-21)

五湖散人

去年11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和六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话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家宝的话同时说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成与败。尽管温家宝这里谈论的是大学，但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适用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类学校。成就指的是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扩大；失败指的是中国没有培养出大师级人才。

教育改革却培养不出人才

　　仔细想一下，在中国迄今为止的教育改革中，成就和失败本来就是一回事，就是说学生增多和学校规模扩大这些所取得的成就，导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这样一种结局。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种荒唐的结果呢？在诸多原因中，最为基本的就是教育改革的目的或者方向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而方向出了问题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受两个因素驱动，那就是教育机构的职位寻租（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和教育主管机构的权力寻租。这两种寻租行为背后的推动力，则是教育产业化而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

　　到2005年底，中国高校在校学生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21%。从数字上看，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成就。但这种增长方式俨如大跃进，只讲数字增加，不讲质量，更不讲其长远的影响。因而巨大的成就中隐含着危机的根源。这实际上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危机非常类似。

　　各级政府用政治方式来抓经济发展，也用政治方式来搞教育改革。在经济发展上，政府官员长期以来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数字的增加，反映在教育上则是学生人数和入学率的增加，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如此。而在经济上实行“抓大”政策的同时，在教育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合并和升级风潮。因为数字增加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各级政府和各类学校就有巨大的动机来冒进，于是学院升大学，大学大合并。

　　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是为了培养人才。如果比照其他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国工业化的这个阶段，大量需要的是技能工人。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工业化所需要的技能工人远远不足。尽管大学的扩大和扩招给予更多人予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如果培养了一大批没有用的高级人才又有何用呢？

教育变成暴利产业

　　培养人才的过程演变成了浪费人才的过程。中国基础研究的很多方面领先世界，但中国产品的附加值为什么远远赶不上其他国家呢？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技能工人的缺乏。此外，科学技术创新也并不见得要在大学进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在技术学院完成的。学校升级和扩大，同技术创新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济利益和权力主导下的中国教育改革必然导致失败，就是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因为把教育产业化推向了极端，教育在中国成了一个暴利产业。正因为如此，各级政府分管教育的部门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都千方百计的来分享教育产业化的巨大利益。

　　经过了将近30年的改革，中国的计划经济已经转型成为市场经济，但教育科研资源的分配一直是高度集权的，就是说教育科研资源由各级主管部门来分配。大量科研经费集中在少数几个权势人物手中，集中在主管教育的政府官员和科研部门的掌权者手中。

　　因为缺少透明的竞争机制，资源分配不仅仅滋生大量腐败，而且更不利于年轻科研人员的创新。没有创新成分或者创新成分很小的项目得到了巨大的财务支持，但真正需要资助的创新项目则得不到支持。

　　同样，课程和各类学位设置也是集中在主管部门。很简单，主管部门的名目繁多的审批权给他们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集权现象本来就需要改革，但随着教育的产业化，集权现象不仅没有改革，反而越来越甚。各级主管部门变着法子通过形形式式的政策来收权，以获取经济利益。

　　今天，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教育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很多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分享利益。换句话说，部分官员和教育界权势人物眼中所见到的并非是人才，而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各级官员和社会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用政策的幌子来获取利益，也用政策来论证获取利益的合法和合理性。先界定要得到的经济利益，再去制定政策。自然，牺牲的是学生和家长。现在的情况是，教育改革越多、越深入，家长和学生受害就越深。

大家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

　　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各类学校尤其是大学产业化的空间越来越大，只要想得出来，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用，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对此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制体系。但是，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学校和教师的自主空间则是越来越小。现在大学生考试要标准答案，而研究生教学要指定教科书，把初中教育的方式应用到了大学研究生教育，或者说大学教育方式初中化。评判大学生优劣的标准当在于他们之间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答案。考试要标准答案，不知道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同样，评判大学老师教授优劣的标准是其所用方法论的不同，传授思想的不同，他们所使用的教材也应当不同。如果把指定的教材给大学老师和教授，他们又怎么能培养出人才来？

　　在这种现象背后，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从幼儿园老师到大学教授，因为受产业化的强大利益驱动，职位寻租越来越普遍。就大学而言，一些教师花在教育和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往往是敷衍了事。在缺失职业伦理的情况下，来自主管部门的约束就变得更为需要。如果主管部门不加以管理，教师和学生之间各种不正当甚至非法交易会越来越甚，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但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一旦介入，就变成了权力寻租。各级主管喜欢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再利用这种权力来获取个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结果，分权不行，集权也不行。

　　人们已经意识到以追求单纯的GDP数字增加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人们是否也已经意识到教育上的大跃进改革模式更是不可持续的呢？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教育制度必须加以改革。这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政治问题。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没有一个不对教育体制怨声载道的，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教育制度的受害者。正因为如此，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呼吁教育的改革。

　　教育改革实际上也没有停止过，但问题是当教育改革演变成权力和利益之争的时候，当改革政策是为了权力和利益寻租而设计的时候，改革只能加深中国教育体制的危机。教育必须改革，但改革方向不能受制于权力和利益。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