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猖獗狂犬病》之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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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科学松鼠会 by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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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继续，像从来没有受伤一样，继续热爱生活”
我在濮阳的第一部分采访和三聚氰胺有关，第二部分采访则与狂犬病有关。
如果不是做记者要接受来个各方的信息，我可能就不会意识到狂犬病在中国的严重性，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在奥运会之前，美国埃默里大学旅行健康专家和美国疾病控制（CDC）出具的一份报告，提醒这些游客和运动员在北京期间，最应该注意的是呼吸道疾病和狂犬病。


该报告中指出，中国狂犬病患者人数在世界上居于第二位，仅次于印度。2006年，在中国有14万人报告被狗咬伤，这一年中国有将近3000人死于狂犬病。
因为这份报告，我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某位专家，了解到中国狂犬病的死亡人数已经在12年内增长了20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增幅。
8月26日，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陆家海及其同事在《BMC传染病》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狂犬病疫情呈高发态势，这一趋势令人担忧。
在采访陆家海老师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狂犬病疫情呈高发态势》。狂犬病被确定为我9月份杂志稿的选题。
我对报道狂犬病感兴趣但也像其他人一样，感到隐隐的恐惧。恐惧来自我自己，应该从怎样一个角度来写这样一种疾病。这方面的报道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在某份报纸的角落里，不疼不痒。要怎样写，才能更深入地去探讨中国的狂犬病的问题。
首先，我采访了一动物保护主义者，他们的观点是“狂犬病的问题，不是由狗造成的，而是由人造成的”。
狂犬病在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已经绝迹很多年。在10月13日至17日，世界地震工程大会上，我和一位来自日本RAITO KOGYO公司的经理聊天时，我问他日本是否有狂犬病，他问我“what is rabies?”。在向他解释了狂犬病之后，这位在东京长大、工作，已经年近60岁的人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疾病。

显微镜下的狂犬病毒

在采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唐青时，这位研究狂犬病已经有15年之久的专家这样说，狂犬病是体现一个国家是一个国家综合能力的体现，然后顿了顿，她直接说，国际上是怎样看待狂犬病的问题呢？狂犬病就是一种贫穷、落后或者说社会秩序不好的表现。因为如果某个人被狗咬了，只要他去治疗就能活下来，但为什么不去治，就是因为没有钱或者足够的认识，而这些是国家的工作做的不到位。
之后，我又采访了北京5家设有狂犬病疫苗接种门诊的医院，北京市会把狂犬病疫苗接种门诊放到各个医院，由急诊外科负责问诊、接种疫苗，这5家医院的门诊外科都贴着醒目的字条“狂犬病疫苗，国产的49元，进口的69元”。
人民医院的急诊外科医生对我说，每天来注射狂犬病疫苗的新增病人有120、130人左右。
在我调查的医院中，地坛医院是负责接治狂犬病病人的医院。这也就是说，如果发现疑似或者确诊的狂犬病患者，其他医院将把病人转入地坛医院。
去地坛医院那天是9月19日，周五，天气很热。地坛医院的楼最高只有三层，隐蔽而破旧（国庆前，那边的医生告诉我，他们搬到了新的大楼）。这里的医生对我说，每年大概会有15例左右的狂犬病病人，北京本市的并不多，很多来自附近的省市，河北、河南等。
该院的吴主任对我说，病人送来之后，主要是对症治疗，恐水的话就不让喝水，怕风的话就不让怕风，狂躁的话就打一针镇静剂。这样，病人一般会在7天之内死亡。因为目前，全世界都没有能够治愈狂犬病的方法，所以，狂犬病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而且发病之后7天之内基本都会死亡，很快。

医生在向我描述的时候，就像描述一个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一样有些不以为然，但我感到的是有些震惊。那些被狂犬病折磨致死的人，曾经就躺在距离我不远的ICU病房。这让我不寒而栗。
在采访中国CDC研究狂犬病病毒的专家和一些接治过狂犬病病人的医生后，我对狂犬病已经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如果在这个时候写一篇稿子，那可能是完全的科学解读。但是《财经》不仅需要专业的科学解读，更需要调查为了预防人感染狂犬病所发布的那些规范、法规是否合理。
9月20日，在结束了上午关于三聚氰胺的调查之后，我来到了河南省濮阳市人民医院。
按照在北京医院调查的结果，我首先来打了急诊外科，但是该科的医生对我说，狂犬病疫苗的注射要去附近的疾控中心，他告诉我，可以先去传染科看一看。
在传染科，我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些情况没有写在卫生部每年的年鉴中，也没有被包括在卫生部发布的每月疫情通报中。那就是，很多狂犬病患者和家属在知道被感染狂犬病之后，他们的选择是打一针镇静剂，然后回家等着生命在不到7天的时间内结束。
现在看来，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很多病人家中不能承受为了延续几天生命而花费的数万元钱，反正结果都是病死；第二个是畏惧人言，这个稍后再说。
2007年全国共有3303个人死于狂犬病，但是很显然，这并不是全部。
传染科的医生对我说，恰好有一个被感染狂犬病的小女孩住在ICU病房，就这样，我认识了那个叫岳晨琳的小女孩，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从濮阳市人民医院到阳邵乡前寒泗滨村有80多里路，曲曲折折且尘土飞扬。公路两边是绿色的菜地和黄色的玉米地，空气中满是农家肥的气味。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地走入农村。每走到一个路口向当地老乡问路，总是被一群群的蚊子包围。
岳晨琳是一个小女孩，9月11日被送到ICU病房，在接受了10天重症治疗之后，其家属决定放弃治疗，在回家的路上，小晨琳因呼吸衰竭死亡。

在小晨琳短短10年的生命中，只留下了两张照片，这是其中之一

9月20日晚，当我走进那个农村小院时，小晨琳已被安葬在自家在村东头的田地里。根据当地的风俗，小孩子必须在当天下葬，且不能有任何祭奠。所以，没有守夜、没有白色的丧服、没有哭闹，只有精疲力竭。
在小晨琳下葬的同时，亲人们的悲痛也被暂时埋葬在生命的某个角落。
回忆起在濮阳人民医院度过的10天，师宪应更多的印象是，夜深的时候穿梭在ICU病房前的蟑螂、病人的尖叫和医生一遍遍说的“没有希望、不可能出现奇迹、准备后事……”。
濮阳市人民医院的大多数患者都来自周边的农村，所以，病人家属没有钱来买个床位，大多数家属都选择夜晚在病房门口铺张床单，席地而睡。病房附近的厕所除了方便只用，也是家属们洗衣服晾衣服的地方。小晨琳的家属就这样在ICU门口睡了10天。

病房门口的厕所成了家属们洗衣服晾衣服的地方

如果按照城里人的标准，这个家庭很贫穷，如果按照当地的标准，这个家庭则“还说的过去”，尽管家里没有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任何一个家电，但是“还说的过去”。
大概在20年前，我很小的时候也去过农村，那次是去看我的一个远方长辈。车载着我进去，在屋里呆了不到1小时，车载着出来。时隔20年，农村还是一如既往的贫穷。“与时俱进”对于农村来说是那么遥远。
小晨琳9月7日发病，9月20日死亡，从发病到死亡之间的时间大于一般狂犬病病人的7天，这得益于ICU的呼吸机，呼吸机延长了她的生命。
至于从9月7日到9月20日，小晨琳经历了怎样的情况，怎样发病，请选择性的阅读下面的内容，这部分内容由于篇幅所限并没有被写入杂志中，这部分内容很沉重很沉重。
9月6日、7日，小晨琳开始发低烧，并且不爱吃饭，在喝水、吃一些稀饭之后，马上就呕吐。
师宪英回忆说，7日下午，在背着小晨琳去村诊所的路上，小晨琳一直说“腿痒、腿痒”，并不停地抓挠3个月前被狗咬的小腿腿肚部位。
到达村诊所之后，岳愿军为小晨琳量了体温，37.3摄氏度。岳愿军给她打了退烧针并开了消炎药，但是小晨琳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
8日中午，小晨琳的老师打电话给师宪英，让她把孩子接回家，因为看着孩子“实在痛苦”。回到家之后，小晨琳的体温继续上升发展到高烧，身体蜷曲地躺在床的一角。她对妈妈说“肚子痛”。
小晨琳的床挨着门，当家人打开门的时候，小晨琳会马上让家人把门关上。她开始讨厌那些由门吹进来的风。
8日晚上，小晨琳被家属送到了清丰县人民医院。离开家时，师宪英怕孩子在路上口渴，特地带了一瓶水。路上，小晨琳拿着那瓶水，喝一口吐一口。
9日凌晨2、3点，在从清丰县人民医院门口走到急诊处的路上，师宪英背着小晨琳时感到孩子遇风之后开始发抖。到达急诊科时，小晨琳的意识还比较清醒，她对妈妈说“想爸爸”。
在清丰县人民医院，急诊外科医生为小晨琳做了血常规和尿常规检查，结果显示，小晨琳的白细胞(WBC)计数为13000/μL，高于正常人的计数范围4000～10000/μL；同时，其尿常规中的隐血指标达到3个“+”号，也高于正常人。
根据初步的检查结果，医生诊断小晨琳体内存在炎症，并以此为小晨琳输液。然而就在输液4个小时之后，小晨琳出现了强烈的抽搐并休克。
在进行紧急抢救之后，医生开始重新诊断小晨琳的病，医生问师宪英“孩子被什么咬过吗”，师宪英回忆起3个月前的事情，说“被狗咬过”。这肯定了医生的判断。
因为清丰县人民医院条件有限，9日晚，小晨琳被送到濮阳市人民医院。在从村里来清丰县的路上，师宪英想着看完病，马上就能带着孩子回家，她没想到，女儿竟然被诊断为狂犬病。
濮阳市人民医院传染科负责人是该院第一位诊治小晨琳的医生。
这位负责人《财经》记者说，小晨琳是2008年第一例被收治的狂犬病病人。但小晨琳并不是今年第一例被濮阳市人民医院诊断为狂犬病的患者。“好多病人在听到狂犬病、死亡率百分之百后，打针镇静剂就回家了”。
小晨琳的父母并不想放弃，一方面孩子还小，另一方面，他们寄希望于这只是医生们的误诊——孩子并没有得狂犬病。
但是，临床诊断的结果却证实，小晨琳很有可能感染狂犬病。
该负责人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她站在小晨琳面前，平举着一本书，在快速摇抖书的时候发现，小晨琳双肩紧抱、身体蜷缩在一起，双眼表现出惊恐。之后，负责人又捧给她一碗水，小晨琳特别惊恐地伸手去接碗，哆嗦地捧着水，尽管她说要喝，但一喝下马上就吐出来。她的病床周围都是呕吐物。
因为之前没有治疗狂犬病的经验，而狂犬病最终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所以，医生们决定采用治疗脑炎的方法来治疗小晨琳。事实上，因为只能通过临床诊断的方法来判断病因，而9月份是儿童乙脑的高发季节，所以，该负责人表示“也不排除是脑炎的可能”。
师宪英对记者说，在到达濮阳市人民医院之后，身体状况已经很差的小晨琳却“一直说话，不停地说”。
在深夜两、三点的时候，小晨琳表现出了明显的狂躁，她突然对妈妈说，“你是谁，你咋知道我的名？你是俺妈妈？俺妈妈长得比你好看多了，你个傻疯的”。而过了一会之后，本来是河南口音的小晨琳却有开始说普通话，并不断重复一部电视剧中的台词。
小晨琳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说，直到医生为其注射镇静剂之后，她才平静地睡过去。
10日早上8点多，小晨琳的呼吸系统开始表现出衰竭。
11日，小晨琳被转入ICU病房。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去附近的旅馆过夜，小晨琳的家属就像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家属一样，每天晚上睡在病房门外。
回忆起在ICU的那些日子，师宪英印象最深的是病房门口爬来爬去的蟑螂、病人们半夜发出的尖叫以及医生一遍遍说的“治疗无望，准备后事”。
魏桂英，小晨琳在ICU病房的主治医生。她对《财经》记者说，小晨琳刚被送来的时候心率是每分钟200多次，大动脉的搏动已摸不到，血压也测不出来，已经表现出呼吸系统衰竭、循环系统衰竭的状态。最后只有通过心肺复苏让其“活”了过来的，然后给小晨琳用了少量的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最后“气管插管、上呼吸机了”。
在进入ICU的第二天，9月12日，小晨琳在病床上度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生日，10岁的生日。
从11日进入ICU到20日离开ICU，医院给小晨琳的父母下了不止一次病危通知书。在最后的阶段，她几乎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在19日进行检查暂时摘下呼吸管时，“小晨琳由于不能呼吸，差点被憋死”。
魏桂英说，在最后的几天，小晨琳的分泌液非常多，鼻子、口中，都是分泌液，“这边擦了，那边马上就流出来”。最后，护士索性把吸痰机的吸管放到小晨琳的口中。
20日上午，在和几位至亲商量之后，小晨琳的父母决定放弃在ICU的治疗，回家治。但在离开濮阳市人民医院不久，小晨琳脸色开始发紫，呼吸逐渐微弱。在被送入清丰县中医院后不久，小晨琳抢救无效病逝。
师宪英说，在清丰县中医院的医生对小晨琳进行心肺复苏时，小晨琳的胸腔在被按压下发出“哐当、哐当”如液体般碰撞的声音。在医生宣布小晨琳死亡那一刻，师宪英反倒平静了一些，“孩子终于解脱了”。（版权所限，详细内容请阅读10月26日刊发的《财经》杂志，本周日下周一可以在报亭买到）
如果你阅读完上面的文字，请把鼠标向上移，重新看一下那个叫岳晨琳的小女孩的照片，她不是字里行间存在的某个名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家、有父母、有哥哥且十分聪明的小女孩，她被狂犬病夺去了生命。
现在回到我在前寒泗滨村的调查，我发现造成小晨琳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狂犬病，但是这其中却有着更深刻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对应的结果如果不得到重视，可能导致农村在狂犬病面前如堤坝崩溃一样的脆弱。
在采访了前寒泗滨村村诊所医生、阳邵乡卫生院、清丰县疾控中心、濮阳市疾控中心4个负责当地狂犬病防治，同时也是垂直管理的机构后，我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如果没有去最基层的地方调查，一个人很容易被政策所迷惑，这个人可能是领导也可能是记者。
不能再告诉更详细的内容了，详细内容看《财经》杂志吧。
把这个采访手记写出来，心里面轻松了一些。在结束对小晨琳家的采访后，有大概两周的时间，我都有一个负罪感。因为很多事情对她和她所属的那些人是如此不公，尽管我并不是造成这种不公的人，但我却在分享着他们本应该得到的东西——较好的生存环境。
如果真的有来生，希望小晨琳出生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