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现代化的第一根桩叶鹏飞 (2007-03-12)

主张“大历史”的史学家黄仁宇，从建立“数目字管理”的能力，观察近代中国如何从传统农村社会经济向现代化过渡的历史进程。

　　在他的论述逻辑里，近代中国现代化经历的循序渐进过程，是历史长程的合理要求。蒋介石统一中国，建立一个现代社会所需的上层结构，完成抵抗外辱的任务；毛泽东暴力革命瓦解改造了下层结构，初步解决中国的土地制度，再以下层革命击败蒋介石，并实现了国家的初步工业化。

　　黄仁宇认为：“邓小平的成功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功，而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阶段的成功。”

　　按照这套史观，任何超越时代阶段的观念和努力并不容易获得成功。中国著名异议分子之一的魏京生，1978年12月5日于北京西单民主墙上贴上大字报，针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似乎就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

　　《物权法（草案）》经历众多险阻而最终交付中国全国人大审议，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也未尝不是一种呼应时代需求而水到渠成的结果。

　　文革后的中国不但缺乏相应的制度和观念，社会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基本秩序和经济建设，提升物质生活水准。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日渐达到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发展阶段，制度建设自然成为大势所趋。

　　套用比较流行的说法，如果说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阶段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更多在于硬体层面，则现阶段的现代化努力，焦点已经转向软体的建设。社会发展对确立现代制度的需要，不但反映发展的时代阶段，也显示相应于社会发展程度的观念正开始被社会大众所追求和接受。

　　《物权法》交付人大审议的时代意义正在于它代表了中国已经进入了“富而好礼”的新发展阶段。社会可以不必再躲躲藏藏，而能公开地宣称“民主是个好东西”，领导人可以在国际场合表达“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立场——不是打折扣的“社会主义民主”或“中国特色民主”，而是货真价实的民主——对照民主墙大字报的时代，在观念上堪称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具体到《物权法》本身，中共领导层在政治阻力下展现坚强意志，推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代表了中国社会终于通过制度告别专制集权的极权主义，宣告中国公民在法律保护下拥有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凭借，风能进、雨能进，国王再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个人的城堡了。

　　当然，作为时代的产物，《物权法》也不能脱离时代环境条件的限制。《物权法》在保障私有财产的同时，还依然坚持公有财产更为神圣的政治理念。从现实中硕鼠横行，借改革之名对公有财产上下其手，化公为私现象严重去理解，《物权法》保护公产仍不失其正面和积极意义。

　　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软体建筑里，《物权法》是奠基的关键第一根桩，有恒产者有恒心，拔地而起的现代化高楼，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