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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中国新的改革动力：对三中全会期许太过乐观
现在，人人都感觉到改革动力的消失了。茅于軾，一位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参与者和目击者说：「现在改革阻力大於动力，改革碰到了既有利益者，短期内难有大的变革。」另一位政治学家郑永年则说：「现存的很多改革呼声实际是为各自利益的服务的。真正从大局出发，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执政党长远利益的改革呼声比较少……」
十月九日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激起人们广泛想像。正是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擧了中国变革之旅。中国摆脱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教条，拥抱实用主义，让中国回到了正常的歷史轨跡之中。三十年过去了，这个国家看起来是实现了她最初期待的一切。国家从崩溃的边缘摆脱出来，变得日益繁荣与强大；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裕了；大规模的社会动盪消失了；社会从封闭变得开放，中国更密切的融入世界秩序；个人变得更自由，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再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她还举办了一届让世界为之摒住呼吸的奥运会，几乎所有人都被中国悠久的歷史和高效的国家体制所震惊……
但是，一九七八年的改革，也像是打开了潘櫢拉的盒子。那些当初没有预料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很多人已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那似乎是一个更平等的时代，人们穿著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进行一样的娱乐，官员也没有什麼腐败（这些怀念者不知道，那时候的高级官员是多麼有特权）；人们也感受到了周围生活的环境被污染，感觉到了家庭的分崩离析，感觉到个人的疏离，社会风气的堕落，金钱成为连接社会的唯一纽带；人们也被一种空前的无力感所左右，复杂的经济、社会形态，让他们难以理解和把握；更为直接的是，改革初期期望的受益者们，却不再是受益的主体，一些新型的利益集团成为了新的垄断者，他们窒息了社会的创造力……
於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正呈现出她的新面貌。高压政治、不够独立的商业力量、还有公民社会的缺乏，正造就一个新的形态。她成功的将公泷由政治人转化成经济人。政府权力退出的空间，迅速被商业机构佔领，而政府自身也正迅速朝向商业机构演变——它自身成为一个个人利益团体。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追逐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惊人的高效。让经济学家张五常讚叹不已的「中国制度」，不正是他所谓的二千两百个县，像是两千两百个公司那样运转，他们在出卖土地、招商引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饥饿感。但是这个国家在应对公共领域内，却表现出惊人的无能。教育的破產，环境的破產，公共安全问题，正威胁著每个普通的个体。
即使，那曾呈现出无限朝气的商业领域，都正在变了味道。国家垄断的商业机构，变得越来越强大与傲慢，而自由生长起来的商业机构仍生活在对政治权力的畏惧和不确定之中。它也缺乏力量和国家商业机构竞争，因为资源明显向后者倾斜。经济学家黄亚声在他刚刚出版的著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描绘了政治权力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係，后者看起来并没有太多提升。
但是社会力量却迟迟没有生长起来。它本应给个人提供社区感，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演练他们的共处与建设能力。每个普通人则没机会让自己成长为一名公民，他们要成为的是消费者、投资者，将个人的丰富性弱化成单一物质慾望，将全部能量都转化成物质积累。於是，在这一切转变过程中，没有什麼力量抚平人们内心的巨痛，也没有什麼地方收容那些失败者，或是受伤的人。支配整个社会的公共哲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只有对成功者的仰慕，却没有对失败者的同情。本质而言，人人都感觉到孤立无援，经常凭藉虚假的乐观、迟钝，或者是一种轻视一切的犬儒态度来继续生活。
而社会力量的薄弱，将最终影响到政治、经济的发展。它无法制约政治权力的傲慢，也不能防止商业领域的道德匱乏，更重要的是，它难以与不同的观点交锋，催生多元化的思想，为将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智力上与情感上的擧发。胡锦涛再次前往了小岗村，在人们印象中，三十年前正是从这里撬动了整个中国的变革。因为释放出人们私人慾望，中国进行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是此刻的中国，仅仅的私人慾望已经无法面对这些崭新的问题，它需要的是一次社会的重建。恢復那些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组织，让人们学习如何自治，期待这些组织能够给社会提供不同的价值观，与不同的力量制衡。
小岗村的农民表明，当没有经济上的教条束缚他们时，他们将创造物质上的奇蹟。如今，我们该尝试，当没有绝对政治压力和意识形态的压迫时，我们将怎样创造一个更值得生活的社会，人们该怎样使自己的生活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动物的层面。
作者：许知远
二零零零年毕业於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誌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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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22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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