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 江系出手天津，京沪压力剧减（3）

日月光

在中国官场上，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之间的私人往来，是一件非常犯忌讳的事。中共越搞政治运动，官员之间的私人来往越稀少。而有网球这样的爱好，就成了万里等人与政坛上的朋友、部下聚首的重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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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平顺有一个全国性的头衔：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1 X$ F" k, J- g) x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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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网球，我们要先介绍一位看来职位不高，却十分关键的人物──刘树华，亚运会网球团体冠军队成员之一，现任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天津网球管理中心主任。0 d. S& ~' L# S

. G. D- Q/ O! e8 _! I　　宋平顺酷爱网球，隔三岔五就要到刘树华那里打球，刘树华则会安排手下网球选手陪他练球，让他尽兴。网球选手们早都熟悉了这位宋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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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j( p# ~csuchen.de有瘾有权的“网球迷”csuchen.de; k4 L+ W: M1 t& s

! x$ r9 x" w6 m　刘树华在中国网坛上，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作运动员时他纵横国内网坛十数年，当年的球风充满霸气，打过三次亚运会。38岁生日那天失去父亲，还有一个45岁的植物人姐姐的刘树华，有“硬汉”之称，是天津网球发展的领导者与见证人，他带出的天津网球从当年男女进入不了全国前八到如今几乎能组成半支国家队，2005年在第十届全国运动会网球项目上总共获得一金、三银、三铜，网球好手先后获得40多项国际青少年比赛和全国青少年比赛的冠军，男女领军人物彭帅和孙鹏分别是亚洲第一和中国第一。人们提起天津网球队，都有“财大气粗”的印象。但是刘树华却不承认，说那都是错误传言，其实，天津队的教练和队员长期训练和参赛，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教练员吃方便面一直吃到闻方便面的味道就恶心。csuchen.de  ~/ b- n& S. `+ t9 u1 \4 @3 e

$ e% |7 G4 t; K# X' q2 {; _3 @　　刘树华在政坛与网坛一样出名，原因无他，中国政坛上有一个“网球俱乐部”，他执掌的天津网球管理中心，正是这个俱乐部最经常的活动场所之一。刘树华则经常亲自陪或者安排运动员来陪高级官员练球、打球，手把手地教他们打球。张立昌、宋平顺都是天津网球管理中心的常客，是“网球俱乐部”成员，这个俱乐部则一直要追溯到中共元老万里。. `  [/ j% s, |) g, y

% f: A+ t& |* i3 @# ]人在德国 社区　　很多人都知道在中共元老中，毛泽东喜欢游泳，邓小平喜欢打桥牌，而万里喜欢打网球。75年前，十几岁的万里考入山东曲阜第一师?学校，就接触了网球，从此上了瘾。同辈人中与他有相同爱好的，还有贺龙、陈毅、吕正操、曹里怀等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36岁的万里担任中央建工部第一副部长，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他就同贺龙、陈毅等人一起，到北京的天坛公园、三座门俱乐部和养蜂夹道去打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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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北京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网球馆，这些有瘾又有权的“超级球迷”便商定要修整北京体育分馆和先农坛网球馆。贺龙等人选好网球馆址，已经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主管市政建设的万里，自然对这项利民、利人又利己的事业全力支持。手续办齐，万事俱备后，他请球友、时任铁道兵司令员的吕正操，调来大批官兵施工。不到半年，北京最早的两个新网球馆──北京体育分馆、先农坛网球馆相继建成。无论刮风下雨，运动员可以在网球馆内训练，万里等官员也可以挥拍过瘾了。人在德国 社区% A; p( |2 Z- C" d. ~  x&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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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帮”倒台之后，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掌权不忘嗜好，走到哪儿要打到哪儿。他从北京带来网球队员，成立安徽省网球队，修建网球场，当然，美其名曰“推动安徽体育事业发展”。有位记者不无肉麻地写道：“安徽的老百姓中流行着一句生动的民谚：‘要吃米，找万里。’其实，要打网球也得找万里呢！”" B! m  Z  U1 P% a; ~6 f

$ |, @4 H8 t5 \; b5 V: u' z　　中国网球协会成立，吕正操当选为第一任网球协会主席，万里当选为名誉主席。csuchen.de+ d/ J1 h4 ~# L( M8 q: }6 W

# h: z% K) [+ T' w# X# v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万里政坛的顶峰阶段，也是他网球生涯的顶峰阶段，万里曾3次荣获全国老年网球比赛冠军，还获得过多种网球邀请赛冠军。其中有多少是参赛对手“友谊第一”努力让他得的冠军，不得而知──这也是为了争取他对网球事业的更多支持麽。现在他已经九十高龄、须发皆白，还经常打球，有记者写道：老人虽然跑动不多，但是挥拍自如，球速时快时慢，不时发出嗨嗨的喊话声。万里对来看望他的党政官员说：“我的身体好，这主要得益於长期坚持锻炼。打网球活动四肢，保持血脉畅通；打桥牌活动头脑，预防老年痴呆。这两项活动只要能坚持下去，我相信我是可以活到100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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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健康状况确实让人惊佩：在2005年北京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他应李瑞环之邀，和吕正操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网球女单决赛。! E3 P  ^: S7 I/ V* ?0 w5 t

9 }9 m" q1 M1 b" @$ Y' a4 _  l( i　　万里没有、也不会对党政官员们明说的是，网球还是官员之间进行非正式沟通、联络感情和协调步调的重要渠道。! Y( G# l. O% _% K7 q. ^

% Q2 `5 ]1 X! F/ G在网球场上带出一批政要! n3 {2 @- p5 D$ R% ^1 T2 ?

. P+ a* g9 @# _- |, o, Y9 z* @人在德国 社区　　在中国官场上，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之间的私人往来，是一件非常犯忌讳的事。在延安时期、中共建政初期，官员、将领之间的串门走动，习以为常。但是到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出来之后，官员之间的往来，就成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甚至越是过去一起脑袋别在腰上豁出命冲锋的战友，越不敢公然互相密切往来──他们知道，毛泽东不喜欢他的部下彼此太热络，党内康生、张春桥、谢富治这样的人又多，睡觉都睁一只眼盯着别人。高级官员、将领们担心战友往来被说成是“非组织活动”，“小圈子”，背着“党”搞私下串连的“裴多菲俱乐部”；说不定什麽时候老战友、老同事中谁说错了话、办错了事、跟错了人，一朝垮台，审讯者首先就会问“跟什麽人来往多？老实交待！”惹上无妄之灾。就这样，中共越搞政治运动，官员之间的来往越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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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Z" Q, i% t6 U! m- e5 R这样，有网球这样的爱好，就成了万里等人与政坛上的朋友聚首的重要机会：“去打球”，这该是别人没法说什麽的了吧！他们便能够通过网球场上聚首联谊，交换各自的看法，甚至酝酿一些行动。人在德国 社区. ~3 e. h9 B-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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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走到哪里，就把球拍带到那里。霍英东等人投其所好，送球拍给他，他也用球拍形成了网球系，胡启立、李瑞环、张百发以及其他不少省市领导人家里最显眼的地方，都悬挂着万里赠送的球拍。万里对这些政坛球友们的叮嘱，难道不是话外有音？“网球场上两军对垒千变万化，对抗性强，机会稍纵即逝，这是培养人的判断力和勇敢顽强品质的好场所啊！”8 v, U& E& W! b* O* _+ o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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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自1989年春夏之交辜负全国民众的期望之后，晚年在政治上没有什麽建树。据信是与他的家人部属的再三劝导是有关系的：“您不考虑自己，也得考虑家人和部下吧！”他们出於保住自己地位、利益的考虑，在一次又一次历史的关键时刻反对老人挺身而出，成功地劝阻了他仗义执言。2 k/ O1 {$ y8 m" 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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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不仅胡启立、李瑞环这一辈想在政坛上有所作为的人投其所好，打起了网球，任知初、文思咏着《胡锦涛传》（明镜出版社）中写到，李克强当年在“当北大团委书记时，看到从万里到胡启立、李瑞环等高官都爱好网球，就勤练网球，未雨绸缪”。万里悟到的网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好处，政坛后辈也悟到了。人在德国 社区! ?/ o! z* K' ]) A+ L+ g$ P( K"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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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带出的这批人，正可谓“北京开花，天津结果”。随着爱好网球的胡启立、李瑞环在天津任职，尤其是李瑞环在天津任职十多年，致使小小的白球画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轨迹，在天津成了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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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环任全国政协主席后，对打球看球兴趣不减，2002年，与陈良宇还一起出席了网球大师杯赛闭幕式。失去了问政干实事的舞台，只剩下议政说实话的空间，他回过头来安排天津，“网球俱乐部”连起官场老中青。有人说，李瑞环二十多年来在天津培植的最得意门生有两个：一是张立昌，一个是宋平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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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前）“青年鲁班”的政坛传奇# C7 r& G+ I5 X( b3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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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环无疑是“网球俱乐部”中最有权势者之一。这位曾被誉为“青年鲁班”、木匠出身的高官，扮演了政坛上一个十分奇特的角色。他长期剑走偏锋，在江泽民当核心的时代，由於江泽民率领“上海帮”和党内老左派的合力钳制，李瑞环虽有勃勃野心，却基本上无所作为，起的只是一种制衡作用。csuchen.de1 B- X: |+ t2 k0 q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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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2002年初冬交卸政治局常委、2003年春天交卸政协主席职务，他在政坛上的影响力似乎也消声匿迹，只是在2005年9月出版《学哲学用哲学》，让昔日的党羽纷纷捧场叫好。2005年9月30日，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就特别为这位“网球俱乐部”掌门人举行《学哲学用哲学》赠书仪式。宋下令由市政协掏钱，向市政协委员每人赠送一本。宋平顺在仪式上对李大吹大捧：“李瑞环同志在天津担任领导工作近10年，他勇於开拓、呕心沥血，为天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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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C1 B: A* }　　今年73岁的李瑞环，是天津宝坻人，1959年9月加入中共。在江泽民那一代班子中，他是文化水平最低的，只念过四年小学，后来从北京建工业馀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 N0 w' @. a. S( b( h# v0 w1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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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环的一生与万里的关系极大，从1951年17岁开始，他在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当了15年木工，是50年代闻名的全国劳动模范，事迹被改编成电影故事片《青年鲁班》。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中，周恩来要万里督办首都十大建筑，李瑞环率青年突击队群策群力，崭露头角，得万里赏识，从工人提拔为干部，1965年他任北京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北京建筑木材厂党总支书记，官虽不大，“文革”中却为此受到冲击，红卫兵斗万里，他被押去陪斗。1971年他东山再起，先后担任北京建筑木材厂党委书记、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市基建指挥部指挥、市总工会副主任。在建设毛泽东纪念堂的工程中，他大显身手，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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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他被复出的邓小平、彭真、万里、胡耀邦等人看好，先是派到刚刚恢复不久、韩英担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副主席；很快就步同时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的后尘，到天津担任市委常委、副市长，主管城市建设，他把1976年以来住在地震棚的居民迁到新楼，很快拆掉了棚屋，“拆棚市长”的外号包含着百姓的称许。胡启立被调回北京进了中央，李瑞环便在天津独揽大权，1982年起担任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87年他在中共十三大上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1989年在赵紫阳被罢黜之后，传李瑞环甚至被考虑为接替人选之一，但最后各派元老妥协的结果，他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S3 z7 S, U% f3 H; {% m1 x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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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时间的李瑞环，接替芮庆文主管意识形态，虽奉命不得不批自由化，但他领会老邓意图，竭力避免复辟。意识形态本是中共高层最保守的领域之一，尤其是经历过1989年民主运动的巨大风潮，这个领域中左派势力向改革派、民主派的反攻倒算最为凶猛。这些人许多都是党内大秀才，又有元老撑腰，像写过《回延安》《雷锋之歌》等诗歌的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妻子柯岩拜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为乾爹，要给王震写传记，他们不把肚子里似乎没有多少墨水的“小木匠”放在眼里，明里暗里让他碰钉子，与他唱反调。他们没有估计到，李瑞环虽然年少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他勤学好思，是政治局成员中涉猎中国古代史较多的一位。他酷爱京剧，善打乒乓，尤其是精於网球，外出北京必带网球拍，由此同样也得到党内元老的支持，比他们后台更硬。而他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标榜讲实话，办实事，官僚与他格格不入，群众却喜欢他有魄力、有个性。李瑞环对政坛、文坛上的左派保守势力一点也不假以辞色。在他当权时，王震的乾女婿贺敬之就是去不掉那个“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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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b  r9 q2 ~. H1 r7 B/ p) Z虽然颇有改革思维，他却不拘小节，在个人操守上屡屡被人抓住把柄。他与名旦雷英传出有所谓“艳闻”，他赏识的画家范曾出走西方，都造成很大影响；他与在北京创办私人博物馆的香港某富婆之间究竟是什麽关系，一直为政敌诟病和追问。4 @  Q. Q/ F: K$ G4 ~

  X6 W7 A! h  h$ Q* Rcsuchen.de　　1993年起，他任全国政协主席，对打球看球兴趣不减，2002年，与陈良宇还一起出席了网球大师杯赛闭幕式。失去了问政干实事的舞台，只剩下议政说实话的空间，他回过头来，将天津安排得像铁桶一般，“网球俱乐部”连起了官场上的老中青。csuchen.de5 k& @- @; {3 p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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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於高官的“网球瘾”，百姓啧有烦言：一位天津网民在自己的博客上就说：“市里领导每周末都到网球中心打球，提前两个小时半条大街就站满了交警和民警，车队一来就封闭”。但是百姓并不知晓，高官们到网球中心打球不仅仅是娱乐。! U8 Z- p3 n1 P0 k) {: L3 S& M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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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李瑞环二十多年来在天津培植的最得意的门生有两个：一是张立昌，一个是宋平顺。宋是在八十年代初通过朋友引见认识了李瑞环的家人，进而认识了李瑞环的。有人甚至说：宋平顺甘当比他大11岁的李瑞环的“乾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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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宋平顺使天津政界为之侧目，在于1992年与号称“天下第一庄”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的交锋。其时禹作敏风头正劲。大邱庄村民非法拘禁致人死亡事件成为导火索，4名公安人员入庄调查被扣。随后宋平顺调动400名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而禹作敏则命令全村100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策动上万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对峙。最后宋平顺强硬的态度慑服禹作敏。最终，禹作敏被捕，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宗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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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S# x7 X  r; Z4 _人在德国 社区　　宋平顺此后扶摇直上，天津政法界“大哥”之位从此无人撼动。1990年代末，张立昌升任天津市委书记期间，宋平顺出任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一职则始终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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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昌在位时，不仅每个周末前往网球中心打球，还多次到天津网球中心视察、“调研”；宋平顺也抓起了球拍加入“网球俱乐部”，担任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2006年2月16日，天津网通与市网球中心举行合作仪式，宋平顺出席并讲话，还将李瑞环另一个亲信、上调北京时接替当天津市长的聂璧初、以及时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孙海麟、杨栋梁都邀来壮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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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0 d: y7 M& Y8 b+ F" }) l! c, `: [[ 本帖最后由 日月光 于 2007-7-15 16:57 编辑 ]

日月光

一个月前，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在办公室自杀身亡。昨天，新华社用短短的一则电讯公布了中共中央幵除其党籍的决定。在这两件事发生的当天，我都接到无数个从天津和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朋友们纷纷以最快的速度向我通报这个天津痞子的可耻结局，因为他们知道，在一九八九年后的日子里，宋平顺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安和特务系统对我进行别出心裁的迫害。所以他们希望我能从他的死讯中得到些许的慰籍。3 u' [8 Y5 g# D% m5 n" k2 A) ^

! M) |3 ]2 W/ S3 e5 J  p9 j人在德国 社区对朋友们的好心，我是心领的。但是宋平顺的死却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的慰籍。他是死有余辜的，可是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执政者中太多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当今的中国，给老百姓们带来灾难的岂止是一个“庆父”似的宋平顺？等待著一个一个的“庆父”戏剧性地离去，显然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因为在中国产生“庆父”的速度比“庆父”离去的速度更快。& @1 k' G' K% Y9 H/ F  W

% @6 D- E9 H7 f7 ~! H/ i宋平顺是有血债的。我记得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期间，他对那些热血青年的镇压极具创造性。当时，不少青年人聚集在天津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声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北京屠夫一声令下，宋平顺等人哄骗学生们，说是要用火车送他们到北京去，把他们骗到天津火车站内，派出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打手们，一顿乱棍，打得学生们血肉模糊，然后把他们塞进早已准备好的汽车里，呼啸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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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宋平顺是个痞子一点也不过分。这个人没有受过大学的正规教育，在正规的场合连几句像样的话也说不清楚。但是他对天津社会上混混的那一套确是知道得不少。对下级，他十分霸道。在他当天津市副局长期间，天津公安局内有一位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年轻干部名叫刘跃进，思想幵放，又懂专业，很受当时比较幵明的公安局的书记和局长的重用。宋平顺对此人十分嫉妒，千方百计地要除之而后快。在其掌权后，立即将刘跃进赶出市局，派到基层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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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级，宋平顺则十分精通溜须拍马之道，在揣摩领导的心思上面则十分肯下功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上级的一条狗。我曾经与他发生过多次冲突，都是工作上的事。有一次发生在邓小平访问天津期间。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邓小平访问中国和丹麦合资的丹华自行车公司。我在陪同邓小平访问的过程中，没有理会事前制定的采访路线，而将邓引向在机器前等候的操作工人面前。宋平顺在一旁气的暴跳如雷，认为此举破坏了对领导人安全保卫的规矩。由此可见，他的保卫原则是只要领导安全幵心就成，至于所谓普通工人的愿望，党群关系都是见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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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8 V0 E/ z& W2 K7 J) x对天津的改革幵放，作为公安局负责人的宋平顺从来都没有给与过支持。在我负责天津幵发区和天津外经贸委工作期间，感到他从来都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幵发区、对外商投资、对对外贸易持阻挠态度。例如，他常常利用外来人口管理的借口对中外合资企业雇用外地的技术人员处处刁难，在我们安排经贸代表团出访时也常常毫无道理地要求安插一些无关的人员随团出国观光。当时的我年轻气盛，根本没有把这个天津痞子放在眼里，当然不会理他。这也埋下了他在六四事件后利用政治原因为理由对我进行个人报复的种子。csuchen.de7 r6 k7 X' S! u4 g

9 ?( g9 V0 p7 |& E人在德国 社区六四期间，我因为不赞成中央政府派兵镇压而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这本来是一件在程序上既符合宪法又符合党章的行为。当时天津的负责人也在政治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低调地处理了这件事，并在事后对我进行了一些保护。但是宋平顺则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地对我进行报复。在天津市负责人否决了他抓我入狱的意图后，又通过监视居住等手段限制我的自由。同时派人骚扰我的父母、阻挠我孩子的疾病治疗、并威胁我们家的保姆。至于那些得不到领导人保护的参与六四事件的天津普通干部和学生，宋平顺对他们的镇压和迫害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Y4 v! \; l- a6 q& x%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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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平顺死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更希望中国能够消除能让宋平顺这样的痞子祸害人民的制度根源。我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人，仍然认为至今有不少体制内的官员是有理想的。但是与宋平顺这样的混混们相比，他们的力量太弱了，而且越来越弱。这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能力比宋平顺差，而是当前的这种制度是站在宋平顺之类一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