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及其研究方法三博士谈

joqoko

转载自乌有之乡

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及其研究方法三博士谈


4月8日晚六点
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


郭世佑：
到场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来自内蒙古阿拉善司法系统高级研讨班的全体学员还有校外的同学，欢迎你们光临我们中华文明通论的第九场——毛泽东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的我们三位年轻教师他们综合性的学术研讨会。首先我代表我们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组的全体老师和我们的几位教授，向今天光临我们本次讲座的三位年轻的博士表示欢迎和感谢。（掌声）我们的同学们和老师们都知道，我是受学校的委托来做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的课代表，（笑）做这个课代表很辛苦，我们的同学从各方面给予理解和吃吃，我对他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为什么举办这么一个谈毛泽东的这么一个学术讲座，从我个人来看，我是基于三个方面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大学的使命所决定的。我们可能有很多关于大学的评述、关于大学的目标、关于大学的使命，在我看来最基本的一条那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体面的走入社会，要培养他们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还有能力，要养成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要把他们培养成美国时代周刊中所鉴定的那种知识分子，那就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是这样知识分子。如果朝着这样的目标前进去努力，我们任重道远。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点理由基于大学生本身的使命，我们国家还很穷，我们的高等教育尽管现在超过了21%以上的升学率，这远远不够，尤其是我们升学率在提高的同时我们的教育水平在下降。我们的扩招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在这一点上，我是与教育部的那些官员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还在强调，扩招是必要的——没有一定的数量哪有什么一定的质量，有一次我差点把周济的话都打断——你别扯了，教学质量已经是这个样子，一届比一届滑坡了，文科的学生论文已经写的越长写越丑了，我们大学生本身有引领社会、开启民智的任务，那你在开启别人的智慧之前你自己要先开启一下，一定要养成在事实面前先把事实搞清楚，然后怎么去寻找事实，怎么进行价值评判，这个东西不解决的话，哪怕学术创新哪怕是什么时期的创新都无从谈起。第三个，因为毛泽东作为一个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他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把他来作为一个系统的讨论的对象，可能会使我们同学达到一个基本上目的。因为长期的神话式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高度掌控包括现在我们好多的媒体也好我们的新闻机器也好还有我们的报刊杂志也好，从求真的层面上来把历史的真实向全国人民进行交代或者是诠释，这个任务还很艰巨还不太方便。那么我们借助于我们的大学学府的学术的论坛来跟我们的同学一起来进行讨论，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毛泽东他确实在多个层面上至今还影响者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国家的发展的前景包括我们的决策层面包括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理论方面。我今天还知道了我们胡尚元老师他主持的一门课叫做“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的……”很长，我背不下来（笑）。他简称为“毛特”，我想要是毛主席在世的话，你叫它“毛特”他要枪毙你（笑）。因为这个叫进步呢，把这样严肃的课叫它“毛特”，“特务”的“特”（笑）。下面请我们这三位英雄好汉来登台来给我们展示一下。给自己也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多种声音是大学必须维护和坚守的对话的最有效的平台，一个人的话、一种声音的话那是很片面的。第二，第二个理由，我们三位老师，刚才同学们很辛苦的简报已经介绍过了，他们来自三个不同的学科，有党史专业、有近代史专业、有哲学史专业。他们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笑）他们也受到同学们不同程度的欢迎。那就第三个理由，我在史学界尽管他们叫我“年轻学者”，经常让我作为“青年学者代表”去发言，但是在他们面前我可以摆姿态，包括邓文初老师他还跟我有复杂的关系（笑），这个请他们来谈，本身我还有一种我作为他们的老教师，我们还有扶植亲人、培养新教师或者锻炼他们和扩大他们知名度的一种义务，这是我非常的一个愿望。因为我们同学经常喜欢搞一些活动给我们的老师投票，我希望如果你们下一次评我为优秀教师或者最受欢迎老师的票先投给他们，他们也是很优秀的，我的话就不多说了，下面我们按照年龄的顺序——中国传统文化，在……不一样 你们想调整那么你们再思量。第一位是66年出生的胡尚元老师。（掌声）
胡尚元老师：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笑、掌声）那么首先我要感谢郭老师举办了这次活动，刚才郭老师说和邓文初有复杂的关系，实际上not complicated，邓文初是咱们郭老师的研究生。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毛泽东的民主观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主要讲三个方面，为了慎重起见，我准备了讲稿。第一个问题跟大家聊一聊毛泽东对民主主体的认识。何谓民主的主体，简单的讲就是“民”是谁的问题，这是民主的核心也是我们谈论民主的逻辑起点。那么在毛泽东看来，谁是“民”呢？请大家看屏幕。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中共中央就开始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在39年8月23号至24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周恩来首先提出，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之外还特别提出民主化。他这个观点很快就被张闻天肯定了，大家要注意一个基本的史实，当时我们党内主要领导者还是张闻天不是毛泽东，张闻天在好几个会议上肯定了周恩来的这种提法，用“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在1939年12月13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张闻天、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提出新文化还是用“四大口号”为好，哪“四大口号”呢？“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但是让我们很惊异的是就在1940年1月他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他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只概括为三个方面，“民主的”这个字样不见了。为什么呢？毛泽东自己没有直接的去对这一问题做出说明，但是他通过其他的方式做了解释。在建国初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对收录的文章进行修改，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他在原文“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后面加了“因而就是民主的”七个字。 这七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分析毛泽东对民主主体认识的一把钥匙，“由于是大众的，所以就是民主的”，那么民主的“民”是谁呢，很显然就是“大众”，因此有了“大众的”就没有必要再提“民主的”。那么谁是大众呢？毛泽东紧跟着就解释：就是全民族当中90%以上的劳苦大众。很清楚，所谓的“大众”并不是指全体民众，只是大部分民众。在建国前期他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当中，他进一步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从内涵和外延来看，“人民的”这个概念，“人民”这个概念，大体上跟“大众”是相同的，因此我们一般合称为“人民大众”。就一般政治学的常识来讲，作为民主主体的公民，理所当然应当是一国之内的全体公民，不管他的宗教信仰怎么样，不管他的民族归属也不管他的政治态度，都应该同样享有人权。所谓“天赋人权”是什么意思？他否定的就是一部分公民剥夺另一部分公民权利的天然的正当性，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则就是不仅要尊重多数人的权利，还应当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很显然，毛泽东不认同这种资产阶级政治学，他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把全体民众分成两部分：一部份是人民，一部分是敌人。所谓民主呢，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既是对立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人民具有剥夺敌人合法权益的天然合法性。我们今天我觉得没有必要讳言，这种认识是存在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人民只是全体民众当中的一部分，哪怕是绝大多数部分，那么谁是敌人呢？划分人民与敌人的标准是什么呢？由谁来划分呢？划分和判定的程序是什么呢？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其逻辑的结果必然是：谁都有可能成为敌人，谁的政治权利都有可能被剥夺。其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当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阶级都被踢出了“人民”这个范畴。最早被排除的是地主阶级，接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然后是右派分子，搞到后面是“党内的走资派”以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所谓“坏分子”。在此起彼伏发的政治运动当中，很多人今天还是人民在义愤填膺的批判、批斗“敌人”，第二天就自己莫名其妙的成为了“敌人”，自己的政治权利就被剥夺了。当判断权最终落到毛泽东一个人手里的时候，就连刘少奇最终也摆脱不了“被敌人”的命运。（笑，掌声）年轻的朋友们，通过以上的分析，你们对这种历史现象还会惊叹吗？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对民主价值的认识。民主的价值这是一个政治学的命题，在我党的话语体系当中——首先声明一下，我是具有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笑）。在我党的话语体系当中有一个更宽松的表达方式，“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毛泽东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请大家看屏幕。在建国之前，他曾经多次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目标，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国体，把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政体；建国以后，他也也曾经提出过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从这些材料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把民主作为目的来讲的。然而他还说过其他一些话，我给大家看一些材料。1951年6月，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一届政协二次会议上，他有个讲话，他说：“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来说就是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呢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56年他更明确地讲“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在1957年年初，就是2月27号，那篇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当中，他讲的更明确“民主这个东西，有时候看来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那么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那么这些话都可以表明，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更多地把民主看成是手段，看成是方法，不仅如此，他还往往把民主看成是集中的手段。请大家看一个材料，在1962年初召开的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的总结经验……”我不一句一句读了，大家看一下。很简单，在这个讲话里面，他是把民主看成是更好达到集中的手段和方法。那么大家可能就要问了，这种人是有问题吗？问题在哪呢？在我看来，很显然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呢？由于毛泽东对民主作为目的这一问题认识不足，过多地强调民主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从而减弱了民主的目标意义，降低了民主的地位，因而也就难以认识到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道理很简单，既然民主只是一种方法，那就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想起来就用想不起来就不用，想用的时候就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笑、掌声）所以从毛泽东的一生，他也始终没有想过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这与他对民主价值的认识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三个问题，毛泽东对民主基本路径的认识。民主的路径问题其实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就基本问题来说，要首先做一个区分：是为民做主还是由民做主。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部豫剧电影叫《七品芝麻官》，其中有一个县令讲了一句话大家都清楚可能都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大家都听说过，是吧。我小时候对这句话很崇拜、很崇拜的，但是当我读了林肯在《》中所讲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之后，我就再也不认同这种价值观了。道理很清楚，“为民做主论”实际上它预设了一个逻辑前提，什么前提呢？即存在一个独立于公民以外主体，它能够完全理解和代表全体公民或者多数公民的意愿，而且能够完全按照全体公民的意愿来行使公权力，也就是柏拉图所讲的“philosophy king”——哲学王。显然这个虚拟的前提在现实中是难以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与人性、与权利的本性在根本上是冲突的。那么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看的呢？如果单从文献来看，两种观点他都讲过，请看屏幕。1939年5月4号，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中讲：我们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54年4月14号他又讲：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人民的民主，民主的原则贯穿在我们的整个宪法当中。那么这些话都可以看到“由民做主”的倾向是非常清晰的。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1944年12月15号，他发表了一个演讲叫做《》，批评了一些人官僚主义的作风，提出：自己应当对进行教育，在党内和党外应该大大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他们说话，讲错了也不要紧。1945年7月，他与黄炎培有一个著名的谈话，关于历史周期，这个大家都知道吧，知道我就不多说了。翻阅毛泽东的文献不难发现，在建国以后这种“让人民监督”、“让人民讲话”的说法讲的就更多了。这两段话很受学界的追捧，引用率是非常高的。但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生导师郭德鸿先生早就指出，说：这两句话中的真正含义大家都没有领会，其中体现的恰恰是毛泽东‘为民做主’的思想。一个‘让’字，准确无误地说出了他‘为民做主’的本质，他不是代表着人民的愿望的，他的“让人民监督”、“让人民讲话”就是人民民主。既然可以“让”当然也可以随时“不让”喽，所以他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由民做主”。那么既然这两种看法都有，在毛泽东那里哪一种看法是主流呢？其实很好判断。一是从他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这一点我不想多说了，大家看的也比较多了。二是从他对法治大态度来看。为什么呢？因为由民做主的关键在于制度，特别是法治，它是实现民主不可或缺的保障，只有通过具体的制度、法律把民主固定下来人民民主才能得到保障，否则只是空谈而已。所以后来邓小平讲要使民主制度化、法治化，很显然毛泽东是不喜欢法治的，他是喜欢人治的，请大家看屏幕。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曾经明确的讲“法律这个东西没必要立，我们有我们的那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马青天”是谁啊？马锡武啊，“马锡武审判法”大家都知道吧。他还说“不能靠法律解决问题，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能记得呀，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不记得了。”（笑）他还讲“我们基本上不靠哪些，主要靠党的决议和开会，一研讨就得了，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讲了这么一句：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啊，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会议之后，中央政法小组就向毛泽东、刘少奇打报告说“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笑）所以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自以为他是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实际上却脱离了甚至背离了人民的愿望。导致了全局性错误的“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桩桩件件莫不如此。不仅如此，“为民做主”呢还必然导向个人专断甚至个人集权、个人独裁。毛泽东严防“右倾翻案风”越来越严重，与他把“为民做主”等同为“人民民主”、“由民做主”是密不可分的。最后我想以孟德斯鸠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孟德斯鸠说：社会诞生时，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创设制度；此后便是由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掌声）
谢谢！
没有超时吧？
郭世佑老师：不错不错，感谢你啊，先开了好头，没有让我们的……来K你，他们三位我刚才才发现他们的年龄是按照等差级数在排列，胡尚元老师是66年……
胡尚元老师；我是文革那一年。
郭世佑老师：文革那一年，你还记清澎湃谈毛泽东的民主观，合法性

解启扬：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我的话题跟老胡（指胡尚员）稍有区别，我就说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也就是跟我们大家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呢，不是我们中国自古诞生的，大约在十几个世纪在德国和法国就诞生了。特别是在法国，知识分子最初是贬义，那么到后面才变成褒义词。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它实际上是指能够独立的生存，具有精神和知识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如果我们按照刚才的概念来定义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比较难以找到知识分子。虽然我们从孔夫子开始两千多年来就有读书的传统，但是这样的传统，有这样关怀的人并不多，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所以，现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从新文化运动之后才诞生的，那么我在这里讲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我是想从三个阶段来谈。而这三个时间段对毛泽东来讲呢，正好是三个比较特殊的阶段。一个是五四时期，一个是延安时期，一个是50年代。
好，我们先来看五四时期。那么毛泽东本人也可以算做一个知识分子，不过这个知识分子，带有比较强烈的农民意识。（学生中有笑声）呃，我本人也是带有强烈的农民意识。他是出身于农村的，受的教育也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不过在他高校的时候略微开始接触过一点点西方的意识。他是从《新民丛报》上接触到的。毛大概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来到了长沙，到了长沙以后呢，他大开了眼界，开始略微接触到一点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名词，内涵呢，基本上都不知道毛泽东有没有接触到。那么，之后也接触到达尔文和卢梭，但是，这样的思想并没有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按照毛泽东本人的回忆，在他少年时代，影响他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平时所说的传统文化是儒释道，可是影响毛泽东本人的并不是儒释道，而是中国的历史和小说，特别是三国、水浒等这样一些具有反抗意识的小说。所以，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比较具有反抗意识。反抗意识最明显的例子，他就说在他的家里有一个执政党和反对党。执政党是他的父亲，反对党是他和他的母亲。而且他竟然可以从一个出色的反对党的角色表演过，也就是在他13岁的时候，他当着客人的面公开地顶撞他的父亲，并和他父亲达成了一个妥协。毛泽东在年轻时他所崇拜的两个人物，是顾炎武与曾国藩。我们知道，顾炎武在思想上是主张经世致用的，也就是明清时候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经世致用这几个字在我们中国是比较重视的。特别是在明末以来，额，我们通常把明代的灭亡归结为知识分子的空谈，或者读书人的空谈。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不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而顾炎武呢，主张经世致用。另一个人，曾国藩。毛泽东曾经说，在近代的人物当中，他最佩服的是曾国藩。他认为曾国藩是文武兼备的，可以作为万世的师表。这就是毛泽东年轻时代崇拜的两个人物。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前夕来到了北京，作为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当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可是，就是在北京大学做图书管理员这样一个经历，给毛泽东灵魂的深处烙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在《西行漫记》中是有记载的。毛泽东之所以有进步，来到了北京，希望与新文化运动接触，可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多数都是学贯中西的、具有现代观念的。而毛泽东的传统观念与新文化运动的观念是有一点点差异的。而他做图书管理员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知识界的名流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等人，也包括胡适的追随者傅斯年和罗家伦。可是毛泽东在《西行漫记》20年后的回忆中说，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工夫理会我这么一个带有南方口音的小小的图书管理员。那么20年后还有这样的记忆，我们大家来想一想20年后你能记住什么。那么也就是说，毛泽东与五四新文化人，从精神上讲，是擦肩而过的，而并没有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之后呢，毛泽东经上海在湖南开展农民革命了，从一个乡村的读书人或者叫乡村的知识分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实现他改造世界的愿望。那么这个就是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第一个阶段的接触，新文化接触在他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实际上，我们说第一个阶段，毛泽东所崇拜的知识分子，是带有经世致用特征的，那么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在心灵上受到了伤害。（同学中有笑声）
第二阶段是延安阶段。遵义会议以后，逐渐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后来又逐渐确立了在党内的的领导地位。那么呢，世易时移，毛泽东的根本地位发生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延安实际上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大本营，那么农民革命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在延安时期的农民革命也带有它的新的特征。当时，比较国统区和延安来讲，国统区比较腐败。那么在五四以来，一直都有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向往进步，追求光明，就来到了延安。这样，在延安就形成了几种形式的知识分子。一种是有苏联背景的知识分子，比如说王明、张闻天等等，甚至包括康生，当然康生后来是转向了。在延安还有另一批知识分子，向往光明、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呢，也来到了延安。我们知道毛泽东有一句话叫“知识越多越反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非常相信这句话的，不然大家就不会来到这里。（学生中有笑声）可是来到延安向往光明的知识分子，与延安的农民革命之间产生了碰撞。农民革命所追求的是农民革命的传统，打土豪，分田地，是个实用主义的革命，求得生存，他们没有更多的理想。而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呢，是自由、光明。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一方面给延安注入了活力，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桀骜不驯的处世态度、追求自由的这个尤其散漫的人生价值观、理想主义的精神情怀，与农民革命里的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森严纪律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实用主义的革命目的，或多或少产生了碰撞和冲突。可是，要想农民革命取得胜利必须要有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核心，一个不容置疑的革命理念，甚至需要一个类似洪秀全拜上帝教的宗教。也就是说需要的是一个思想、一个主题、一个政党。那么，这样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就充分发挥他的才干来调节这个冲突。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写了一个文章，叫做《中国各社会阶级分析》，大家可能在毛泽东选集中读过，但那是个删节本。实际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最早发表在当时的革命半月刊上。等级是人类社会自古就有的，他把人类社会分为五个等级。其中把知识分子列为仅次于大资产阶级的第二个等级，那么，这样的等级，很显然，在当时革命的观点来看，是不革命的。在1939年，毛泽东又对知识分子做了划分，知识分子充其量是小资产阶级。无论是根本的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在毛泽东那里，知识分子都是不革命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他想成为的人物不只是农民革命的领袖，而且是一个万世师表的。所以在毛泽东那里需要的不仅是成为军队领导，他还需要的是能够掌控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的领袖。而当时的军队掌握在有苏联背景的王明、张闻天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手里。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发动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主要矛头就是知识分子，后来也有人说整风运动还有一个矛头就是党的高级干部，但是这个是其次的，高级干部好管，知识分子不好管。那么整风运动的第一个矛头就是指向有苏联背景的知识分子，以夺取在理论领域的掌控权。整风运动的第二个背景，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集中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这样的思想上来。那么对于整风运动啊，实际上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影响是很大的。到后面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整风运动中，我们举两个人物来看看他们在整风运动中的凄惨命运。一个是曾经担任过共产党领导人的张闻天。张闻天是经过良好教育的，精通多门外语的，更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是毛泽东说他只会说空话，不会做事，缺少行动力。张闻天到最后向毛泽东表示臣服，说“我只是一个梁上的君子，毛泽东才是一代伟人”。那么张闻天的话自然就传到了毛泽东那里。那么张闻天这样的具有留苏背景的知识分子解决了，毛泽东掌控了理论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至高无上的领导权，那么自由主义显然是毛泽东的革命对象。毛泽东在最初批判留苏知识分子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以自由知识分子来领袖自己的。在他们这样接触以后，他有点类似我们后面所说的引蛇出洞，他当时鼓励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来发表一些文章，比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以及艾青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直指当时延安的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等等，连载发表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按照胡乔木的回忆，毛泽东勃然大怒，说王实味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结果是王实味被打成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等等，最后下了监狱。王实味出生于1906年，1925年入北京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来到了延安。那么，对共产党有强烈信仰的一个人被打成了特务分子，而且更惨的是1947年7月1日，也就是我们共和国党的生日的这一天，王实味也过了，但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一天，解放军当时在山西撤退的时候，手起刀落，王实味被砍死。直到时隔40多年的1990年，在王实味的反复努力下才给王实味平反。那么延安整风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利诱，达到知识分子集中思想、集中力量、集中到一个政党上来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看看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复杂的心理态度。当时有个叫傅斯年的人，傅斯年作为国会议员来到了延安，与毛泽东促膝长谈。傅斯年回忆说说，毛泽东说他是刘邦项羽，他是陈胜吴广，陈胜吴广为他开辟了**，刘邦项羽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临别的时候，傅斯年要毛泽东赠诗，毛泽东赠了他一首诗，是唐诗，写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这四句诗是这样的：“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邦项羽是不需要读书的，特别是刘邦，成就了一代帝业。傅斯年本意是想夸赞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不满足于作为一个赳赳武夫而存在，他更希望的是做一个万世师表。毛泽东到最后评价项羽的时候说项羽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说他沽名钓誉。那么毛泽东本人不是沽名钓誉，他该用的手段够硬的。对待梁漱溟的态度。当1938年梁漱溟来到延安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梁漱溟说“久仰久仰”，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已经见过面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北京大学。毛泽东与梁漱溟是同岁，但是梁漱溟在当时是北京大学的老师，而毛泽东是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梁漱溟经常去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当时还不是毛泽东的岳父）家里聊天，当时的毛泽东和梁漱溟是搭不上话的，而此一时彼一时，毛泽东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毛泽东的感触是不一样的，换做我们大家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通过整风运动，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臣服了，确立了党的独尊的地位。
第三阶段是50年代，共产党获得了新政权，实际上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是拥护的，可是好景不长，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实际上在新政权建立之前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华北大学的建立，也就是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它最初就是作为一个改造知识分子、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一个摇篮而创立的。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改造，是1951年对叶宁《鲁迅传》的批判开始的，接着从1951年到1952年，就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随后到了53年又开始了批判和批驳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们。到了1955年又开始了批判和批评胡风的运动，到了1957年又开展了反右运动，一浪接一浪的整风运动，其目的只有一个，也就是把知识分子的思想集中到马克思主义上来，让知识分子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建设的需要。我们可以稍稍的回到1952年，1952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一个是与大家有关系的事情，大学调整。大学调整呢，大量的裁撤文科，清华大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工科院校。裁撤文科，一个当时是服从当时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服从于改造知识分子的需要。把大量的知识分子兼并到少数的学校，像清华的文科老师就并到了北大，以方便知识分子的改造。53年的批判，55年的批判，一直到57年的反右，在这样的批判中，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噤若寒蝉。毛泽东批判的手段是多样化的。我们知道，斯大林对待反对者的手段基本上是杀，杀无赦，毛泽东呢，基本上不杀人，这就是他手段的高超之处。（学生中有笑声）其实在延安的时候呢，毛泽东就说，知识分子比较来说，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他们不如工人农民有知识。那么在50年代，毛泽东把他的思想进一步发挥，甚至说，工人农民是最干净的，而知识分子是最肮脏的。知识分子呢，是臭老九，当然臭老九这话不是毛泽东发明的，更早的时候，中国人把知识分子排在乞丐之上、妓女之下。那么，对于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批判，实际上从灵魂深处摧毁知识分子的尊严。我们举个例子，冯友兰，冯友兰是著名的哲学史专家，是现在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可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被迫反省，否定自己在民国时期所作的学术研究。冯玉兰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等后面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聊。在整风运动中被批判的知识分子人数，按照官方的数据，是55万人被划为了右派，而当时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官方统计的统计数字大概是300多万人。这样的人数比例！有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其实是在宽容他，他举的历史就是毛泽东对待李达的态度，还有人说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的争论。那么毛泽东是怎么对待李达的呢？当时在湖北的一个叫**县有这样一个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武汉的大学生就把这样的标语拿到他们的校长李达那里，李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
郭世佑：时间到了。
解启扬：哦，好的，我把后面的观点说一下啊。其实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他一方面是在自卑，这种情感与其一生纠缠在一起。这是第一。第二个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知识分子是无用的。那么毛泽东想找另一条路线，引导中国农民革命的路线。中国的农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陷入了一个循环的怪圈，它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等贵贱，均贫富”，再到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怪圈。那么在这样一个怪圈中，缺少一个知识分子的参与，所以，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暴力的革命，而是思想意识深处的革命。这样一个思想意识深处的一个革命重担，就落在了我们大家的身上。后面的时间再来聊这个问题，谢谢大家！（掌声）

邓文初：
我先要解释一下，刚才郭老师说我跟他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还不是胡尚元老师解释的师生关系，我2002年加入郭门以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毕业，在碰到郭老师学生的时候我一直介绍我是“博八”的，也就是说我是博士读了8年还没有毕业。今天我这次参加这次讲座也是郭老师给我出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完成之后，他能不能给我毕业我也不知道。所以说作为郭老师的学生，他首先第一感觉是痛苦而不是荣幸，提醒大家一下，这里边有很多郭老师的“粉丝”，千万别想进入郭门，提醒大家这是一个痛苦的经历。进入郭门给你们的感觉就是“庭院深深深几许”、“郭门一入深似海”。我今天怎么完成这个任务还是一个问题，不过既然郭老师给我出了一个题目，我就按照答题的方式严格地遵守这个答题的规范、规矩，题目是“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评价方法”，那么我把这两个部分都承担起来，“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那么，首先谈方法吧，因为我认为方法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而且前面两位专家都做了比较深的研究，而我却是一个门外汉，所以说从外去看他，所以说更多的去谈一些比较抽象的方法。怎么谈方法呢？历史学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说是同情的了解，也就是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像毛泽东这样一位巨人、一位伟人、一位这样的神魔一体的人物，怎么可能与他处于同一境界？我既没做过重大的工作，又没做过领袖的工作，又不是一位革命家，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又不是一个军事家，也不是一个文人，当然也不是一个巨人，那我怎么可能与他处于同一境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能理解毛泽东吗？假如我不理解毛泽东，我怎么评价毛泽东，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历史研究是比较困难的，并不是那么容易，那既然要做这个工作怎么办呢？这里边有一个基本的方法，等下我会说，这里先解释一下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研究方法可以是很简单的，以我们常人的心态去面对历史人物，因为毛泽东他也有七情六欲，我也有三魂六魄，应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四海之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是有相同境界的，我们去理解毛泽东就是从常人的角度说是没问题的。在这里面我有一个跟两位老师可能不一样的地方，我出生于湖南，那么毛泽东的家乡我去过，同时我在浙江大学读书，蒋介石的家乡我也去过。当时我也是追随郭世佑老师到奉化蒋介石故居去看过，在路上我就跟郭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当时郭老师说，你这是谈“风水”，我说，是谈风水，但是我更希望用一个人文地理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什么是人文地理的研究方法呢？比如我们说梁启超是近海之人，近海之人流之多变，也就是他的性格变化多端，思想变化多端。那么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两个人都是靠山之人，近山知鸟性，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相比的话，我们从人文地理、从风水学角度来说，奉化，蒋介石所在的山，有一个雪柱山,雪柱山是四邻山的主峰，也就是四邻第一山，这座山应该说是悬崖千丈，壁立千仞，虽然蒋介石并没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一点，但是我至少认为蒋介石的性格有一种矩，有一种规，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性格在里面，跟这个山是有关系的，壁立千仞的一种山，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雪柱山山间有一条小河，这条河是入海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蒋介石在性格中有一种大海般的情怀。（笑）毛泽东，生活在韶山，韶山是衡山72个亘的一峰，应该说是余波了，假如说把韶山与四邻山，与雪柱山相比的话，应该说韶山是一个小土包，所以从刚性来说，毛泽东这点性格是比不得蒋介石的，但是韶山有一个特点，虽然它很小，一个小土包，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个深深的山洞，毛泽东在自己的诗里曾经写过，就是写这座山洞，这座山洞我也去过，曲径通幽深不可测。中间一个环一个环你也许走不到尽头，当我走进这个山洞我感觉毛泽东这个人看起来表面挺平和、挺亲和的、挺平易的，但内心世界太应该说是深不可测，就像这个山洞一样的。所以走到这个山洞里面的话我有一种感觉，我能理解毛泽东吗，我除了恐惧和害怕之外，大概我无法理解毛泽东。从人文地理这个角度我认为从这两个人物比较我们大概可以去研究蒋介石而不敢去研究毛泽东，因为这个人太深了、太深了，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有时候我就想，要研究毛泽东需要有一种功夫，这种功夫是什么呢？就是孙悟空一样的他怎么进入盘丝洞而不被盘丝洞的妖魔技术给控制住而逃脱出来。很多研究专家一研究自己的对象很容易陷入到这个困境里面去，变成喜欢他、甚至爱上他。我知道很多毛泽东的爱好者就是这样子陷进去了，而我希望自己不要变成一个“砖家“——砖头的砖，即不要变成一个毛泽东的一个崇拜者和爱好者，而是一个研究者。一个研究者作为研究的话，不能从他的外部进行研究。我不敢进入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不敢进入这么一个幽深的洞里面去，一个黑暗的境界里面去。我认为我的境界达不到，我的能力也达不到。假如我进入的话，我无法逃出来。这是我所说的从人文地理这个角度探讨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差别吧，也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我们放弃了，同情的了解这种方法我们放弃了，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有方法，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常人”的方法。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四海之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这个方法要展开应该怎么说呢？我这里有一个概括就是“以常态之心面讲常识之学得出常人能够理解的常理符合人之常情符合学术研究的常规”。但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很多时候变成一种非常态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本来应该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常规的常态的，但是他却让别人无法正常研究一种东西。所以我说历史学应该是一种常态之心讲常识之学得出常人能够理解的常理符合人之常情。也就是说历史学研究应该是一种常识之学、常情之学和常理之学。我喜欢用“常”这个词来表述， 常人之学、常识之学和常理之学。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握，这也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郭世佑老师一直讲历史学是一门宽厚的学问，只要有一个正常心智，通过努力你一定会有收获。这跟政治学、法学有点不同，就是具备常人之理。那么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话也要用常人之理。在学术界里边也有一种说法，萧坤全先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大家曾经说过，我们说他是三句教吧：以学心读，以平心趋，以公心术。以学心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学生的谦虚心态去接触这个人，不管他是领袖还是草民；以平心趋，这个平心是什么呢？就是平常之心、平态之心；以公心术也就是说我们写出的历史著作应该以公心，这个公心与我们往往理解为一种公平之心，好像历史学家是一个法官，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我们进行一种衡量、一种看法、一种判断的法官的样子。其实我的理解不是这个样子，我认为这个公心首先是一种我们说的公平，公在平前面，首先是公正然后将公正的看法折合成一个平，所以公心的话是站在公正的立场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去阐释一个、去描述一个历史人物。这是我对萧功权先生这三句教这么理解的。那么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个人物，“平心、公心、学心”是如何理解的话，我认为一个常人之心到一个常情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们评价伟人也好、一个常人也好，就是把人之常情作为一个标准。那么什么是人之常情呢？按照我们儒家的一个基本说法就是“食色性也”，人性的东西也就是吃饭和爱好美色；也可以说是按照鲁迅的说法就是我们首先要吃饭，然后要生存，然后要发展这三点；当然我们中国老百姓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民以食为天、人命关天。也就是我认为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中庸之道，谈谈我们吃饭的问题、谈谈我们活命的问题、谈谈我们发财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一种常情、一种常识、一种常理。谈谈我们吃饭的问题、谈谈我们活命的问题、谈谈我们发财的问题，理解毛泽东的话，我认为从这三个方面可以了解到一些基本事实，下面我会以事实谈论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先说活命的问题吧，“生命之德，生为大”。“革命”，前面是个动词，后面是个名词，革命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暴力运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运动，它是以生命为代价来进行革命的。这是我们革命的一个基本的议题，也就是暴力也就是对生命的一种“革”吧，就是革除他。在这里面我们会以政治上的敌人作为一种对象，但是有时候革命并不会以政治上的敌人作为一种对象，而会以自己内部的异己分子作为一种对象。所以假如作为革命者的敌人被革掉，有时候我们很少会同情；但是作为自己正义的异己分子被革掉的话问题就出来了——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这里时间有限，我不可能全部展开，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一个事件作为一个例子，这个事件就是“富田事变”，也就是说反AB团，陈伟健先生已经做这方面的研究了，我就不具体介绍，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上网去查。那么“富田事变”是毛泽东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绝对权威的一个动作，而这个动作是以什么作为代价的呢？据我们后来的统计，在红一方面军中第四方面军700多人中打出了AB团分子1500多人，也就是1/5的人被打成AB团分子。那么在中央苏区以西的地区中，政府的执行委员会一半人被打成AB团分子，同时还有社民党被处决6200人。1989年中央对AB团进行调查时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富田事变”中被错杀的AB团分子一共是七万人，也就是说被杀害的没有一个是AB团分子，他们都被错误的杀掉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生命。对毛泽东来说，这些人的存在是构成他掌握权力很大的障碍，整处他们就是一个必要途径。这次“富田事变”是毛泽东走上红军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一步。这是所说的生命、生命问题。参加革命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下来吗？这是第一个事件。有了这个反AB团之后，我们知道，刚才谢启扬老师介绍过了，我们知道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反：三反、物反、反右、反资本主义、反胡风分子、反丁陈集团、反精神污染、反分裂国家……一系列的反都是自己过来的，在毛泽东那里忽视生命已经是一种常态了，我认为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关键，因为生命太可贵了。
那么我再说第二个吃饭问题，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乱世幽幽，吃为大”，民以食为天。那么以吃饭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以中国共产党执政“三年困难时期”为例，这三年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的表述来讲，现在研究证明是有问题的。像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先生在08年出版的《墓碑》中，他研究在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因为饥荒导致的死亡是3600万，那么因为饥荒、政治运动导致应该正常出生而没能正常出生的有4000多万，者两项加起来是7600万。为什么我说这是吃饭问题呢？因为这三年饥荒并不是说中国老百姓手里没有粮食，国库没有粮食，而是有很多粮食。在我们队财政部当时统计数据进行统计之后，这几年我们国库有多少粮食呢？根据杨继绳先生的说法，1959年我们的国家库存粮食可以让1.4亿人口吃上整整一年。那么我们国家粮食到底有多少，下面我给大家读一下：1959年4月——1960年4月这之间，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这里的国库存粮是883.03亿亿斤，那么在1960年4月的时候，春旱最严重的时候，国库存粮是403.5亿亿斤，这是国家粮食部计划司1968年的统计数据，这些粮食折合成原粮的话，就是482亿斤，按照当时的口粮供应计算的话，当时可以供应1.4亿人口整整吃上一年，当时军粮是118亿斤。同时在灾害面前，在我们所说的饥荒面前，我，我们国家出口粮食保持了36亿斤的巨额。当然这是我们官方的统计数据。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森研究中，当时我们在这么严重的灾害面前，我们国家出口粮食是怎么样的呢。1957年我国出口粮食190万吨；1958年我们出口270万吨；1959年我们出口420万吨，1959年是我们国家饥荒最严重的一年，而我们出口了420万吨；1961年人口已经死了几千万的时候我们出口了2.7万吨。所以这次饥荒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粮食，而是我们有大量粮食，但是粮食一个方面压在国库里面，一个方面放出去、在挣外汇，让360万老百姓活活饿死。这件事毛主席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在河南信阳地区，“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央组织部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并将文件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给了批文，与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商讨，也就是“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央是已经知道的，毛泽东是知道的。但是毛泽东批示是什么呢？“信阳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进行的侮辱。所以事件发生后不是拯救老百姓，而是对当地的政府机关、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一次。结果是信阳地区活活饿死100万。这就是我所说的吃饭的问题。
那么我们谈第三个问题发财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无论是做官还是不做官都想发财，“万里做官只为财”，发财确实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在毛泽东当政时期我们老百姓的财产是怎么样的？我这里有一个数据，我们事后才知道，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城市由于剪刀差的存在，在1978年改革之前吧，剪刀导致农村财产的流失是六千个亿，这六千个亿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在1978年以前，一般在城市的工资是100块钱左右，那么农村的话是一般一年的收入是10块钱左右。那么六千个亿，相当于我们六亿农民的话，每一个农民的话，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口袋里一千块钱被掏空了，而一千块钱相当于我们老百姓一百年的收入，也就是三代的收入，也就是三代的收入，就被我们国家以这种剪刀差的形式收走了。所以我妈妈曾经来北京要我看看毛泽东的纪念馆，瞻仰毛泽东的遗容，虽然我妈妈对毛泽东还是有感情的，但是她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毛泽东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农民焊在了土地上，“焊”这个字我至今还记得。由于被焊在了土地上，农民不可能离开土地。对于历史研究，毛泽东的这个剧本不是一个晚上，也许一年两年都讲不完的一个人物，历史学家怎么可能对这样的一个人物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分析，而不被看书笼罩，而不是他的崇拜者、爱毛者，那么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察人的方法，你必须以察人的心态去思考、去观察、去分析他，那么我觉得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必须抓我们的胜利、我们的吃饭和我们的发财。但是我说的都是外部研究，而不是内部研究。其实作为一个外部研究的话，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就是放宽历史的视野，做一个评价，这种评价没有任何认可可以做出评论。但是我认为，依据我的方法，我做出这个评价，我认为是逻辑结论。这个评价是什么呢？就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做出一个整体评价的话，我认为：在毛泽东的中共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决战中，毛泽东胜了；在毛泽东的中共与非毛泽东的中共决战中，毛泽东胜了；这是毛泽东的成功之处。那么，在毛泽东的中共与中国的中共的决战中，中共失败了；在毛泽东的中共与中国的命运决战中，中国败了；这是毛泽东失败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中国失败的地方。好，谢谢大家！（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