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祭日重读《纪念刘和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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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2〕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3〕，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4〕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5〕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6〕，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7〕，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

　　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

　　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9〕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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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身工　　夏衍
　　
　　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
着起身了。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地呼喊：“拆铺啦！起来！”
接着，又下命令似地高叫：“'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
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
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
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
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
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
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
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
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
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这是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
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
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所以，除了“带
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等之
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
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日本厂里有门路的
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
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还
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我们带着到马路上
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
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我们是同乡
，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两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
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费一般是大
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食宿，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的收用，
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包身工，属于五十个以上的带工所管。她们是替带工赚钱的
“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排场和财产。少一点
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排场大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造
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四点半之后，当晨光初显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巷子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
挤满了。她们有的在水龙头旁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紧粘在头发里的棉絮，
有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
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名册，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剪票处一般的木栅子
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了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
。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
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伙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午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
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粥菜？这是不
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
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也不能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
粥。她们一窝蜂地挤拢来，每人盛了一碗，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吃。添
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比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
是很难有的。轮着擦地板或倒马桶的，常常连一碗也盛不到。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
一碗的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巴、残粥，再到自来
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刚梳过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
“机器”们前面。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之后，尤其是四年前的 “一·二八”战争之后，日
本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他们大量用这种没有“结
合力”的“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
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
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
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
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
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
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
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
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
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
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
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
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
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
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 “芦柴棒”头上。这是
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
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在“管理”上是极
有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门外钉一块“工
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
带工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把她们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
，她们就永远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
“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厂方把她们叫做 “试验工
”和“养成工”。试验，意思是试验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意思是将一个“生手”
养成“熟手”。最初，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
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类。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
纱间去工作。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
的包身工们担负下来。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带工老板
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包身工们走进厂去，外面的工人们也
走进厂去。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
。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
，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
加容易疲劳。但是野兽一般的“拿摩温（工头）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监
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遭
到毒骂和毒打。包身工是“拿摩温”和“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
儿做得不好，罚规大抵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
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的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
生意非特不能赚钱，还要贴补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
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送礼给“拿摩温”们。那时候他们就会拍马地说：
“总得请你帮忙，照应照应。我们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要紧，只要不
是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要紧，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
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摩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
“东洋婆”（日本女人）走过来了，“拿摩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
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欢喜这
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
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摩温”跟着
过来，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
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拿摩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这样她就打不成磕睡了！”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
一天该做的活儿，那么工资减少而被带工老板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
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
膨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一九○二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
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
五个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的一
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
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 “劳动强化”。统计
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
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
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
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
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
，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
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
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
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
，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
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
，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
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
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
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
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
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
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
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
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
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
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
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