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之祖 ----- 砖塔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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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胡同是北京的特色，也是北京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北京，胡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胡同之称虽然始于大都，却只出现29条胡同，而且只有一条胡同有文字记载，其余的胡同则难以确指。这条胡同，就是砖塔胡同，是北京的胡同之祖。从元、明、清、民国，到今天，都有文献可考，这在北京是唯一的孤例。
   
   砖塔胡同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有着丰富的人文痕迹。金、元之际的高僧万松行秀的骨殖塔，即我们所熟习的万松老人塔，位于胡同的东口南侧。鲁迅、张恨水的故居也在这里。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小说已经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张恨水是中国现在文学史中最富盛名的通俗小说家，他的《啼笑因缘》也是值得珍惜的作品。鲁迅的母亲读不懂鲁迅的小说，却是张恨小说的忠实读者。两位影响深远的小说家住在一条胡同，这在北京也是唯一的孤例。
   
    随着历史长河的流淌，大都时代的建筑，基本不存了，屈指可数的，只有阜成门内的白塔、土城的残垣，隐藏在西四道路下面的排水道，等等，都已经列为文物。同样，砖塔胡同作为大都唯一有记载、有实体的胡同，作为大都的城市肌理，是否也应该列为文物呢？可惜，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现在，砖塔胡同面临着被拆毁的命运，而且，西段已经被拆，仅剩下东段，也是芨芰可危。如论如何难以令人接受。因为这是大都的胡同，是北京胡同之根，现在却要把它拆掉，这该有多么的愚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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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松老人

    在北京西四路口的西南，矗立着一座灰色的砖塔，埋藏着一位僧人的骨殖。在北京旧城，今天的二环路以内，这是唯一的与僧人有关的塔，筑于元初，至今，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塔的主人万松行秀，是金元之际的高僧。行秀，俗姓蔡，山西运城人。生于金大定六年（1166），卒于元定宗元年（1246），世寿八十岁，在当时，即使今天，也应该说是高寿了。万松行秀十五岁时赴邢州，今天的河北邢台，净土寺出家，受具足戒，之后，在磁州，今天的河北磁县，得到大明寺雪岩大师的传授，豁然明澈。学成之后，万松行秀返回邢州，筑万松轩，聚徒授学，世称万松老人。
金明昌四年（1193），应章宗之召，万松老人到中都，入宫说法，受到赏识，章宗赐给他一领袈裟。承安二年（1197），迁报恩寺。后来，他建造了一座不大的房子，自称是“蜗舍”，“榜曰从容庵”。蒙古人占据了中原以后，太宗二年（1230），他又奉昭主持万寿寺。万松老人是曹洞宗的著名禅师，他的弟子耶律楚材在分析曹洞宗的人物时说，“智者得之于绵密，愚者失之与廉纤”，只有万松老人得到“大自在三昧”的法宝，“真世间之宗师也”，对他由衷佩服。
    耶律楚材也是金元之际的著名人物，原是契丹贵族后裔，辽丹东王突欲的八世孙。金贞佑二年（1214），他留守中都，为左右司员外郎。次年，蒙古人的铁骑攻陷了中都。很快，金王朝覆灭，耶律楚材无官可守了，于是拜万松行秀为师，行秀为他取法号“湛然”。耶律楚材流传于后世的文集以“湛然”为题，便是由此而来。三年以后，成吉思汗听到他的名声，把他延请到幕下，太宗即位后，任命他为中书令，相当于宰相的职务。做了不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情。耶律楚材随同成吉思汗西征时，万松老人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谈论治国修身的道理，只有八个字，十分简略，但在中国的历史上非常著名，这八个字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对于当时蒙古军队的杀戮政策，不能说不是一个制约。
    万松老人与耶律楚材的师生关系很好。在他们的诗文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在蒲华城的时候，耶律楚材梦见了万松老人，醒来之后，还记得梦境里的情景，于是做了一首诗，寄给老人。诗是这样写的：“华亭仿佛旧时舟，又见吾师钓直钩。只道梦中重做梦，不知愁底更添愁。曾参活句垂青眼，未得生侯已白头。撇下尘嚣归去好，谁能骑鹤上扬州？”大概，耶律楚材遇到了不顺心的事，颇生出尘之想，向老师抒发牢骚了。在《湛然居士文集中》，留存有不少耶律楚材送给万松老人的诗。其中有一首七绝：“风流彩扇出西州，寄与白莲老社头。遮日招风都不碍，休从侍者索犀牛。”据说这首诗写在扇子上，一把孔雀翎扇子，耶律楚材送给万松老人，并在诗中引用庐山东林寺晋释慧远等人的典故，称万松行秀是“白莲老社头”。
    对于这个高足，万松老人十分首肯，称赞耶律楚材是自己最好的弟子，褒扬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他在为耶律楚材文集所做的序中说：“万松一日过其门，见执菜根，蘸油盐，饭脱粟。”万松曰：“子不太俭乎？”曰：“围闭京城，绝粒六十日。”稻谷脱去一层壳，叫“脱粟”，这时的稻谷还是粗糙的，混有不少外壳，没有精凿。“围闭京城”，当是指蒙古军队围困中都之事，万松当时也在中都，师生二人有着共同的经历。在富贵的时候，依然保持旧日的生活作风，是一件颇难做到的事情。
    定宗元年（1246）万松老人圆寂，埋葬在今天的西四路口，在那时，这里还是郊野，它的南部是旧时的中都，蒙古人攻占后，改称南京。它的北面，是西刘村寺，即现在的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我怀疑，二者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只是难以寻觅了。
    而在两年之前，耶律楚材已然辞世，葬于瓮山泊的东侧，墓地上立有石翁仲，夏天的夜晚，流萤集中在的翁仲眼部，发出光泽，当地人很害怕，以为发生了怪异，把它推带到湖水里。后来有人在这里建造花园，把陵墓也覆盖了。入清以后，乾隆皇帝为他的母亲祝寿，修建清漪园，发现了耶律楚材的墓地，又把它恢复，并且立碑记其沿革。耶律楚材的墓地，位于今天的颐和园内，昆明湖的东岸，1984年对游人开放。
    七百多年以前的师徒二人，他们的魂魄所依托的地方，今天依然完整地保存下来，应该说是不多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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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塔与胡同

    根据《帝京景物略》，万松老人的骨殖塔，原本是七级砖塔。塔不高，只有一丈五尺。塔顶生满了乱蓬蓬的青草。不知什么时候，有人依塔建屋，远远望去，仿佛塔从屋顶上面钻出来的一样。又不知何年，有人在塔下开设酒店，在塔檐上悬挂豕肩，在塔周围堆放酒瓮，刀钝了在砖沿上磨，酒人喝高了，依塔而拍之，歌呼笑骂，二百年不见香灯。万历三十四年（1606），有一位叫乐庵的和尚，看到这个情况，大为惊讶，不禁痛哭失声，遂募赀化赎而居守之，虽然塔的环境没有变化，但“彘肩、酒瓮、刀砧远矣”。
    到了清乾隆十八年（1753）奉敕对万松老人修葺，把七级加高为九级。民国十六年（1927），当时的交通总长叶恭绰鸠工重修，并于东开辟一门，额曰“万松老人塔”。1976年唐山地震以后，又修缮加固。现在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上面谈到，万松老人在元定宗元年（1246）圆寂，这时候，还没有修建大都城，万松老人塔的所在地是郊野，它的北面是西刘村寺。从寺名判断，这一带，很可能叫西刘村。我怀疑，万松老人塔在当时狠可能是西刘村寺和尚们的墓地，类似于嵩山少林寺那样的塔林所在地。世事沧桑，只有万松老人塔保留下来。
    中统元年（1260）世祖忽必烈践位，在至元年间修筑大都，这时候，万松老人塔自然是位于城内了。它所在的地方，在当时称咸宜坊。它的东侧是安富坊，西侧是金城坊，北侧是鸣玉坊，南侧是阜财坊。它的东北角是顺承门与平则门内大街交错的路口，明以后，建造了四座牌楼，简称西四，成为刑人之处，这是万松老人预卜吉地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料想不道的罢。
    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人都知道，宋以前的城市以坊为单位，坊内不可以经商。经商只能到固定的市场。宋以后，这个制度逐步解体，但是，这要有一个过程。元时的大都便处在这个过程之中。因此在熊梦祥的《析津志》详细记载了大都的市场所在地，还是在一个固定的场所，仍然没有一处位于坊内。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大都有五十个坊，所谓大衍之数，而且每个坊都有名称，此外，还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火巷”原本是用于防火的通道，后来作为街巷的代称。“胡同”则是蒙古语在汉语中的延伸，原指水井，在汉语里演绎为狭小的道路的称谓，而且成为独特的专称。
    “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有没有名称呢？史无明文。即使是东四、西四一带，被北京城市地理的专家判定为大都街道的遗存，也只有实体，而无称呼。这就令人遗憾。但是，遗憾中还是有可以使人欣慰之处。
    元人李好古写过一出杂剧《张生煮海》，叙述一个叫张生的年轻人与龙王的女儿小龙女的恋爱故事。张生的书童问龙女的丫鬟，住在什么地方，丫鬟说：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书童与丫鬟的对白，在戏剧中属于插科打诨，但是，却透露出丰富的北京历史地理的信息。“羊市角头”，即羊角市，今天的西四；“砖塔儿胡同”即今天砖塔北侧的胡同，称砖塔胡同，少了“儿”字。“总铺”是什么？即军巡铺，防盗防火的哨所，设在坊巷之内。每隔三百多步，设一处军巡铺，有三至五名铺兵。《张生煮海》里的丫鬟让书童到这个地方找她，对于大都时代的观众，或许会发出会心的一笑，对于今天的读者大多会觉得茫然，但是，对于居住在砖塔胡同里面的居民来说，自然又会觉得亲切的。不仅亲切，而且会感到珍贵。为什么？因为，这是大都的胡同，是唯一流传下来的元代胡同之称，是北京的胡同之根，而且从元、明、清、民国、到今天，都有文献可考。
    这样的胡同，在北京，是唯一的孤例，难道不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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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围的胡同

    砖塔胡同的东口是西四南大街，西口是太平桥大街。太平桥大街在元代是金水河，玉泉山的水，从这里流淌，至今天的甘石桥向东折去，流入大内。住在附近的居民是不可以在这条河里洗手的。到了明代，这条河不再是御河，而做为明渠，与护城河相通。民国以后，把它改造为暗渠，其上筑路，即今天的太平桥大街。
    与砖塔胡同首尾一致，并且平行的胡同，南侧是：兵马司胡同、丰盛胡同、辟才胡同。北侧是：羊肉胡同。再北，是阜成门内大街。
    辟才胡同。明代称大石佛寺。《日下旧闻考》记载，这里的和尚在寺里掘出一座弥勒佛的石像，从而作为寺的名称。又转而作为胡同之称。
    石佛寺，在元代是一座著名的寺庙。根据《元史》记载，这里是供奉太祖、太宗、睿宗御容的地方。在那里设有他们的影堂。
太祖即铁木真，著名的成吉思汗。太宗即窝阔台，是铁木真的第三个儿子。睿宗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父亲，并没有做过皇帝，忽必烈即位以后追封的。本来这三位皇帝的御容，供奉在翰林院里，“春秋致祭”，后来，因为那里地方狭窄，有人建议在石佛寺建影堂，把他们的御容迁移过来，但有人反对。理由是：“此世祖定制”。这事便拖延下来，一直拖到元统元年（1333），武宗在位的时候，武宗也就是顺帝，元代的最后的一位皇帝。三十七年以后，元朝便覆灭了。
    上面谈到，根据《张生煮海》的描述，张生借寓在一座寺庙里。借寓之前，张生与行者有一段对白。张生问：“此寺有名么？”行者答道：“焉得无名？山无名，迷杀人；寺无名，俗杀人。此乃石佛寺也。”这个石佛寺与大石佛寺有什么连带关系呢？如果把人物设计在石佛寺里，是很容易想到砖塔胡同的。换句话说，二者是有必然联系的。
    清以后大石佛寺还在，只是规模缩小了。《天咫偶闻》说：门榜曰大石佛寺。元刹也。石佛尚在，高逾尺，传为弥勒像，殊不类。乃一人坐而欹首作假寐状。疑本非佛像，缁流附会为之耳。元代供列朝御容于此，其巨可知。今则小殿两层，地殊逼仄，不知何时所改。
    大石佛寺在辟才胡同路北，南篦子与南榆钱胡同之间，山门台阶高出马路至少一米，大殿与其他房屋改为民居。近年辟才胡同拓宽，已不存。
    丰盛胡同。明代称丰城胡同，明成祖封李彬为丰城侯，或者与此相关。胡同宽阔笔直，多大宅。
兵马司胡同。明代称西城兵马司，因负责西城治安的兵马司在这条胡同里，故称。在兵马司胡同与砖塔胡同之间还有几条南北与东西交错的小巷。东西走向的主要胡同，一是大院胡同。大院胡同的西端是三道栅栏，明代统称西院勾栏胡同。元、明相接，在大都时代，这里或者也是娱乐的场所？
    砖塔胡同的北侧是羊肉胡同。这条胡同在明代也已经出现，至今没有变化。我怀疑，这条胡同，与羊市有关。在大都时代，在今天的阜成门内大街至西四一带分布着马市、羊市、牛市、驴骡市和骆驼市，统称羊角市。今天的阜成门内大街与太平桥大街、赵登禹路相交的地方，旧时有桥称马市桥，或许便是元时的马市所在地。羊肉胡同与羊市，也应该有某种关系。这是远的历史，近的，在现代史上，有四位著名人物与这些胡同发生了关系。
    1923年8月2日，鲁迅与周作人发生龃龉后迁居到砖塔胡同61号（今84号）。在这里，鲁迅居住了近十个月。创作了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和《肥皂》以及《中国小说史略》。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张恨水也居住在砖塔胡同。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小说已经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张恨水是中国现在文学史中最富盛名的通俗小说家，他的《啼笑因缘》也是值得珍惜的作品。鲁迅的母亲读不懂鲁迅的小说，却是张恨小说忠实的读者。两位影响深远的小说家住在一条胡同里，这在北京也是唯一孤例。
    1937年2月，刘少奇随北方局的同志从天津转移到北京，居住在砖塔胡同南侧的南四眼井胡同10号（今天的南四眼井胡同2号），指导革命工作。在这里，刘少奇撰写了《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不久，迁到鲍家街。
    1964年，郭沫若一度居住在大院胡同9号。在清代，9号是多罗贝勒府。
    近年，由于城市改造，丰盛胡同以南的胡同完全拆光，其北的胡同也列入改造的范畴，而且，砖塔胡同的西部已经拆毁，这就令人担心砖塔以及周围胡同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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