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 香港的失落

日月光

下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将迎来其回归祖国十周年纪念日，香港政界商界的领导人无疑将会志得意满地庆祝一番，毕竟他们的资本家天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非但没有像《财富》(Fortune)杂志1995年所预言的那样成为一潭死水，反而正在崛起为“亚洲国际都会”，一如香港政府最近所宣传的那样，香港将继续成为通往内地和亚洲其他地区的门户，其地位无可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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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V! ]- D/ m) @. T5 \( V对于才从前几年的经济困境中走出来的香港，虽然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可以起到提振民众士气的作用，却也在不经意间暴露出了香港商界、政界精英们的“鸵鸟”心态，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对于香港行将面对的激烈竞争熟视无睹。近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10年内，香港自诩的角色地位在虎视眈眈的大陆兄弟城市面前将难以保全，这些野心勃勃的大陆城市大有取代香港之势。& G% t% _6 g$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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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仓储和物流业为例。自1979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香港一直是仓储物流业的咽喉要道，并逐步发展成为大陆进出口业一个最重要的转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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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贸易发展局(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称, 中国大陆去年1.8万亿美元的进出口中有约四分之一是经由香港转口的，而在香港总出口中占96%的再出口有超过60%要么最初来源于中国大陆、要么最终目的地是中国大陆。然而在过去几年中，香港高昂的经营成本以及大陆各港口的积极扩张使香港一贯享有的竞争优势有所削弱。香港集装箱码头运营商的收费通常比其深圳同行要高出50%。《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最近引述香港货柜码头商会(Hong Kong Container Terminal Operators' Association)的话说，香港与大陆的成本差距确实正在使其失去竞争力。该商会还警告说，如果不在降低成本方面采取补救措施，香港的增长速度在不久的将来将降至为零。1 C1 T) c. Q( Z4 b& J1 }& x

5 |, H: g$ l7 ?! Zcsuchen.de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以上海和深圳为代表的各港口却一直在实施大规模扩建计划，它们毫不掩饰自己争当中国外贸集装箱船运中心的雄心。上海雄居经济蓬勃发展的长江三角洲最东端，通过洋山大型深水港的建设，上海市政府正在努力将上海建成世界最大的港口，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早就不在其话下了。csuchen.de" @7 @5 W: {8 |: K, {

$ W# u* f! e/ i9 u4 j上海港的发展速度令人震惊，它在2007年第一季度取代香港正为世界第二大港，仅次于新加坡港。上海港今年第一季度的集装箱吞吐量较去年同期跃升了28%，达到588万标准箱(TEU)，而香港同期的集装箱吞吐量只增加了2.3% ，升至550万标准箱。行业分析师们预测，到年底时上海的集装箱吞吐量仍将领先于香港。同样，为了能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国际货运市场获得更多份额，深圳也在蛇口、赤湾和大铲湾进行着大规模的集装箱港口建设。鉴于深圳港今年第一季度的吞吐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8.2%，达到426万标准箱，香港付货人委员会(Hong Kong Shippers' Council)悲观地预计，深圳明年就将取代香港成为世界第三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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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服务领域，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香港的融资中心地位，称其在帮助大陆企业融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尽管在过去几年中，大陆企业越来越多地到纽约、伦敦、新加坡等海外市场上市融资，但直到最近，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人在德国 社区6 u3 f3 U- K" u(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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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上海股市和深圳股市在经历多年低迷后重新焕发生 、大量家庭存款竞相涌入市场，大陆本地股市的魅力迅速显现。大陆股市的迅猛发展从其总市值增长上可见一斑。今年4月11日，沪深两市总市值越过一个重要里程碑，达到1.81万亿美元，有史以来首次超过香港股市1.79万亿美元的总市值。（到目前为止香港股市是全球第六大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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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质量和数量上加强尚不成熟的沪深两市，中国证监会从4月中旬开始引导企业先在沪深两市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然后再考虑批准它们到香港发行H股。虽然证监会这样做的本意是想提高大陆上市公司的质量、吸收沪深两市过度的流动性，但可能会导致到香港股市进行IPO的大陆企业数量大量减少，从而在无意间削弱了香港股市的融资力。这不仅对于香港交易所是个噩耗，对于那些依靠H股IPO赚取承销费用的国际投资银行自然也是个坏消息。去年，共有59家公司在香港市场进行IPO，共筹集资金415亿美元，其中41家为大陆企业，它们共融资386亿美元（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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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Y# H; M$ P8 n! ?) }7 L# @. e中国证监会的这项举措已经让数笔酝酿中的H股IPO计划落空，包括西部矿业股份公司(West Mining Co.) 6亿美元的IPO，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Tianjin Lishen Battery) 1.5亿美元的IPO以及重庆市商业银行(Chongqing City Commercial Bank) 2亿美元的IPO。上述三家公司现在均转向沪市上市。  z' K6 ^" ^( a' 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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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后还会有更多的H股上市计划落空，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已无情地预言称，香港市场今年的IPO金额将较去年大幅减少50%，至200亿美元，而相应地中国大陆股市IPO金额将飙升50%，达到250亿美元。《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在谈及香港面临的这一窘境时也悲观地指出，（中国证监会）鼓励A股发行的做法将加速香港作为大中华区IPO中心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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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但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香港将来必须克服的第三个挑战就是：它作为跨国公司大中华/亚太区总部首选地的传统优势地位必将会被无情地削弱。香港一直以来都是跨国公司设立其地区总部的首选城市，然而，昂贵的经营成本（超过大陆一线城市逾一倍）、直逼北京、上海的空气污染状况、再加上大陆兄弟城市的积极竞争，都让香港的这一霸主地位朝不保夕。外国公司一直抱怨称，在香港开展业务成本过高，写字楼租金、员工工资等方面开支都不菲，成了影响他们在港业务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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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妨碍外国公司进驻香港的主要因素还必须加上空气污染一项。《金融时报》将空气污染称作是香港面临的“一大威胁”，污染问题将会吓跑外国投资和外资管理人士。《金融时报》还警告称，作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所在地，香港的空气污染问题正在让它的种种优势变得黯然失色。当然，香港政府也想方设法试图淡化污染问题对香港的不利影响。然而，正如《财富》杂志所言，中国大陆的经营成本那么低，要是香港空气污染又和大陆一样严重的话，为什么不干脆把总部搬到北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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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官方投资促进机构投资推广署(Invest Hong Kong)最新一次年度调查显示，有1,200多家外国公司在香港设有地区总部。这一数字可能有所夸大，因为在该项年度调查中受访公司只需自愿作出自我选择的回答，调查没有用客观、量化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所谓地区总部的实际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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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这一统计数字看香港似乎仍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热门落脚点，但北京、上海甚至还有广州对跨国公司前往设立地区总部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大，因为这三座城市（还有中国商务部）都公布了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前去落户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赋予分销和进出口方面的特别权力以及扩大市场准入等。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联合利华(Unilever)都率先在上海设立了大中华/亚太地区总部，此后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柯达(Kodak)、霍尼韦尔(Honeywell)和强生(Johnson & Johnson)的地区总部也纷纷进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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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8 y& v% ~. i据《中国日报》(China Daily)报导，过去几年来，已有多家跨国公司将原本设在香港或新加坡的地区总部迁到大陆，比如高级微设备(AMD)、American International Insurance、富士施乐(Fuji Xerox)、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固特异(Goodyear)和联合包裹(UPS)等。截至2006年末，有154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落户上海，181家落户北京。虽然这些数字还不是很惊人，毕竟这股潮流才刚刚开始，但随着广州、南京、天津等其他富有吸引力的城市纷纷加入这股大潮，这些数字势必还将迅速上升，而结果必然是香港日渐受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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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R# H$ E; a, L" @面对雄心勃勃、干劲十足、充满活力且表现出一定远见的大陆，香港政界和商界精英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技巧和灵活性，在来自大陆城市的面对面的激烈竞争中扭转他们的城市日渐被冷落的局面？7 C& W8 f7 o,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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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香港政府以及商界主要人士仍指望依靠公共关系口号而不是具体、可靠的针对性措施来解决问题。香港特首曾荫权经常宣称，这任政府的使命是将香港提升为“远东的纽约或伦敦”。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如果香港仍继续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拿不出有助于保护香港这个品牌的具有连贯性的战略计划，那么，曾先生觊觎的这顶桂冠恐怕只能是个空想。csuchen.de/ v# Q) V) v( t8 X  k

/ \0 R- p, O9 z( z针对国际社会过去对香港的批评，香港政府一直自负地表示，打赌香港会衰败的人最后都错了。这真是十足的傲慢。我的预期则是，从现在起，十年内，香港作为连接大陆与外部世界的枢纽这一无可争议的角色将被颠覆。这一结局固然无情，但已不可避免。! P" s, m; ], @- N! a% U

1 u4 R/ e0 ?6 P" H' t0 Z（编者按：本文作者邬宏远(Friedrich Wu)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the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副教授，同时兼任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